第二十二章 千锤百炼（三）

我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完成，突然一天教改科的犯人来找我，说，王义科长让我去一趟。

我直接奔教改科的小报编辑室走，焦熙临是小报编辑，我坐下后，问老焦“王科长找我什么事儿？”

老焦说：“王科长早晨来问我，打听你现在还当不当中队积委组长了？我说不当了，王科长说，正好，他们中队不用，咱们把宋振岭借过来，筹备节目，参加省局汇演！”

我点点头。

老焦说：“过来吧老弟，散散心，操心的话咱们不干也好，每年一系列的监狱活动还不够你忙乎的吗？”

说着话，王科长进屋了，他坐下后对我说：“我和你们监区打个招呼，明天你就过来，和老焦准备节目，参加省局汇演。”

我说：“行，但王科长，我现在正读《市场营销》函授，现在是写毕业论文阶段，我晚几天过来。”

王义科长说：“行，你下个星期一、二过来也行，过来你就直接找老焦，具体什么诗朗诵、小品、快板书之类的，你俩琢磨着整。”

我说：“行，您和监区打招呼吧。”

我熬了几个通宵，论文终于完成了，进行了两次整理后，通过科教育干事给学校交了出去。

这段时间，有两次是胡副教导员值班，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找我谈话，通过两次接触，古副教导员的语气特别的温和，无非是一些关心改造方面的事情，有时也谈一谈分监区的犯人改造。我也谈了很多关于管理方面的想法。

古副教导员的用意我觉得想通过接触和交流化解这段不愉快的事情。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两个人开始因某种原因弄的很僵持，但能通过交手或碰撞后，反而两个人会越接触越融洽。我可以感觉到，这件事儿我公开跳出来对抗了他，当时他很气愤，但事过之后，他的心理对我会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如果当初我委曲求全，让他打几下子，虽然这件事过去了，也不影响我的减刑，但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我继续担任积委组长的话，麻烦会接二连三地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我不能说自己的性格怎样？我这么做，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儿。最起码，从现在的状况看，无论我是否继续担任积委组长，但古副教导员不会找我的麻烦，或者说，以后在他手下改造会顺利很多。

我被监狱抽上来后，组织了一场，“庆七一歌诵比赛，”随后，又为全狱犯人在广场上演出了一场文艺节目。每次参加省局汇演前，都会演出若干场，目的也是为了练兵，节目也是越演越熟练。小品《难舍真情》、新疆舞蹈《大板城的姑娘》和天津快板等受到了全狱服刑犯人的好评。表演现场一片火爆。这功劳应归功于老焦。他主笔完成全部作品创作任务，而我仅负责排练和指导。这次有老焦的介入，可以说在语言类节目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七一”歌诵比赛到“七一”文艺演出，在主持上，都安排了歌手陈涛和我一起主持，我的想法是今年参加完省局汇演，我就退下来了，一张面孔，维护了十余年，也算可以了，再者刑期也短了，该休息休息了，而陈涛判死缓，改造时间长，应该定一定选个好人了。陈涛的音色好，嗓音正，唯一的缺点是文化素质低，主持词要靠别人完成，另外，文化底子差，在即兴主持方面肯定会受到限制。但除了陈涛目前没有太恰当的人选。而且，他在监区改造没有好岗位，很吃力。因此他成为了主要的培养对象。

正当即将参加省局汇演之际，发生了两件事情。

生活科一分监区，也就是古晓亮副教导员当指导员时所在的单位，发生了犯人到外面就医时，借机脱逃的事件。

不过，仅跑出去不到24个小时，就给抓回来了。后来得知，前段时间这名犯人的母亲来接见，谈话中，告诉他说，他爱人在家如何如何；而且和他以前的朋友接触的比较勤，听说，两个人近期还要到北京去做买卖。他一听这些话，心里不是滋味，恨不得马上回去向其爱人和朋友问罪。

这名犯人选择了外医的机会，他面部长了一个粉瘤，申请到监狱外的县医院作手术。分监区认为这名犯人一贯表现积极，很信任他，他的改造任务是打扫分监区办公室的卫生，每天在干部身边改造，加之他判8年刑，余刑还剩4年多，今年下半年准备为其减刑1年，减完刑后，间隔1年就办假释回家了，根据他的综合情况，出外就医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危险，因此，分监区请示监区，监区再请示监狱，就批准他出外就医手术了。分监区安排两名警官押他，由于信任这名犯人，等手术完毕后往监狱返回的途中，这名犯人要求上厕所，两名警官让他自己进厕所，然而，这名犯人解手后，从女厕所那边跳过去，跑掉了。

他跑到玉米地里，很庆幸地躲过了武警部队地毯式的搜捕。之后，他没有马上回他的家乡龙江县城，而是跑到距离龙江县较近的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给他的朋友打电话，约朋友在富拉尔基见面，目的想教训他的这个朋友，他约好朋友后，到一家餐馆边吃饭边等着，恰被监狱分派下来的追捕小组给捕获了。

监狱里的服刑犯人都为他的草率行为感到婉惜。一个女人，一个背判了自己的女人，为了解一时之气，采取脱逃方式去找他的朋友和这个女人。无非是想出出气，相反，气没出成，也耽误了回家，这次能不能加刑不好说，不然的话，再有一年多就回去了，那么即使加不上刑，有这件事儿的发生，他的刑也减不上了。在监狱服刑，许多犯人认为改造减不上刑，就是加刑。

还有的犯人责怪的他的母亲；儿子在监狱里，无论儿媳做的如何过分，不应该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儿子，如果儿子知道了，他能安下心来在监狱改造吗？儿子早一天出来是大事儿，至于儿子能否和儿媳继续生活那是后事儿。都说这样的老人没正事儿。

这件事情的发生，生活科监区领导，特别是主抓改造工作的副教导员要负责任。因为犯人有思想负担，未能及时掌握，是失职。下面犯人都知道，你改造犯人的 不掌握犯情。不是失职又是什么？之后，又将这样的犯人送出去外医，审查不严，更要承担领导责任。

有一天，被提拔为正教导员的王奎和现任副教导员古晓亮，两个人在业务组门前站着，正赶上新调监狱主抓改造工作的王副狱长进来溜达，也是想看看生活科的工作。王教导员向王狱长汇报说：“自从人跑了之后，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并例出了几点具体改进整理的几个方面，王狱长一直没有吱声，等王教导员汇报完之后，王狱长很平淡地说出了一句耐人回味的话：“你们生活科的工作说什么呀！该放的不放，不该放的给放了。”

两位监区的领导听后，满脸通红，无言面对。短短的半年时间，先是有一个到期释放的给多押了二十多天，接着又发生一起犯人逃跑事件，不仅发生在同一个监区，而且还是同一个分监区。

如果说，生活科的两任主抓改造工作的副教导员，把抓积委组工作的态度摆正，不是以个人利益为主，而且以考核积委组职能成绩为主，我想很多隐情是能反映上去。因为，常此以往，积委组长形成了一种潜意识，只要把主抓改造工作的副教摆平了，就高枕无忧了，这样，就造成了此类犯人不认真去抓积委组工作了。有些事情反馈不上去也是很正常的了，剩下的积委组长，如果不去摆平副教导员，副教导员认为，不和**一条心，在工作中处处挤压他，无形之中，给这类积委组长造成很大的思想压力，不但没心思去为**干工作，既然干部都疏远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不可能向你反映。所以，能在一个单位接连发生大事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事隔不久，主抓改造工作的古副教导员被监狱调离工作岗位，没多久，被分配到去抓生产工作去了。

生活科这场风波刚刚平息。这一天，我正组织文艺队的语言类组的犯人编排练节目，有人过来喊我说：“大宋，你还不回你们分监区看看去，你们分监区黄了。”我听到这话，急忙奔分监区跑去。

我被分到了储运监区，我们分监区集体划归为储运监区四分监区。这是监狱统一布署，自从汽车厂破产后，又新挂了一个泰兴机械制造厂的牌子，主要车间这几年以加工外协件为主，但剩余劳动力太多，因此，监狱又开发出新的项目。加工礼宾花任务，监狱组建了近五佰人的加工人员，隶属于储运监区直接管理，储运监区原有一个分监区，仍然负责铁路专线的装卸任务。从各监区抽调出来的近五佰人，另组建了三个分监区，负责礼宾花的加工生产。车间设在储运监区生产区的一间厂房里，占地面积达上千平方米，三个分监区近伍佰余犯人都在一个车间劳动。

出工的第一天，我被分配到最后一道工序，给礼宾花封口和装箱，我们这个组七、八个人，活儿一点也不累，有的犯人问：“ 你怎么不去教改科排练去了。

我说：“不去了！”

他们问：“你不去，谁主持节目。”

我说：“陈涛主持，我刑期短了，不想参与了。”

“那些小品、快板，什么的，谁领着排练。”

“有老焦呢？再说，节目已经成型了，只等去汇演了。”我说。

第二天早晨刚出工，我正在低头封礼宾花的封口，突然，旁边犯人碰我一下说：“你看，于科长往这面摆手呢？”是不是在叫你。

我确定是在向我摆手之后，我两步并一步地走到于科长面前，说到：“于科长，您找我？”

于科长问：“你还有多少刑期？”

“我还剩5年多，年底减完刑剩2年多，”我答到。

于科长说：“咱们车间犯人每天坐在那里不停地干，虽然不累，但也挺单调的。你就别干活了，靠仓库那面有个小屋，你收抬出来，把扩音器和麦克风接上，车间里已经安了四个音箱，你办一个小广播站，每天给犯人放放音乐，写点稿子播一播，丰富一下犯人的生活。”

我说：“行，我这就着手办。”

就这样，我在车间面对着500多名犯人，每天开始了播音任务，每天早晨先播发每个生产小组头一天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随后按排一组音乐节目，接着开始播发稿件，宣传在生产劳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组或个人，随后又是一组音乐节目上。下午一、两点钟，正是犯人困倦的时候，在这个期间，我安排了两小时间的点歌栏目，随后，收集一些小笑话或小幽默，播发一组。每天大致就是这样，其中偶尔穿插**干部的临时指示要求和通知，最大限度地调节犯人单调的手工作业。

这期间，文艺队参加了省局文艺汇演，我没有去参加，而后，监狱成立了专业文艺团体“晨曦艺术团”有的犯人问我怎么不去艺术团？我说，剩2年多了，不想再折腾了，再说，文艺队陈涛刑期长，当主持人也行，他如果回监区改造，日子并不好过。”

到了9月份，监狱开始拟报下半年减刑卷了，由于我5月份有个免评零分，报卷时容易遇到麻烦，报不上去。这样，我就等于挤没一次刑，如果这次能减上刑，间隔1年后，再减刑减不了的话，我可以报假释，于是，我找到了监区主抓改造工作的副教导员杨立波，说明了被免评得零分的原因，并打算给监狱领导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请求监狱找古晓亮副教导员核实一下经过，并申请报卷减刑。我的想法，得到了杨立波副教导员的理解和支持，并答应把我的材料及时地交给狱领导。

监狱指派狱政科进行了核实，并很快给予答复，同意为我呈报减刑卷。我目前的所得奖分够减二年六个月的，我想每次法院都给往下压减，这次报2年六个月的刑，最低也得给我减二年吧，无论如何？如果等间隔两年后减刑，已经没有刑期了，因此，一年以后还剩一年多刑，我即使减不刑了还有办假释的机会。

结果11月份减刑裁决下来时，法院这次却一点也没给我往下压缩刑期，正好减了二年六个月。我的刑期剩二年二个月。我琢磨法院也计算了，给你减满二年六个月，再间隔二年以上才能减下次刑，根据我的刑期，根本就减不上了，最后一次刑，就成全了我。这样，两年后我剩二个月，按规定余刑剩三个月以内的不给起卷了。因为回卷的话，已经没有刑期了。所以，我唯一能提前出去的途径，就是从本次减完刑后，间隔一年，那样还剩一年二个月，我可以走假释的渠道。

礼宾花生产一直持续到11月份，由于产品过剩，厂家批发的销路没打开，而堆积下来的产品，时间长了，铁瓶里的气体都跑没了，无法顶响打散彩纸。被迫宣布停产。

进入冬季后，犯人不能总呆着，监区联系了打苇帘子的生产任务，而礼宾花厂也破产了，二、四分监区被划走，成立了第十一监区，监区长由储运监区原主抓生产的副监区长担任。另开炉灶了。储运监区一分监区不动，我所在分监区被列为二分监区。

分监区张旭东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根据分监区干部研究，请示监区领导，让你担任施工员，组织犯人生产劳动，希望你能协助**把这项工作抓好；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日产量。”

我接任施工员后，主要把编织快，质量好的犯人，集中到一个屋里，每天任务是每人15片苇帘子，早干完早休息，剩下的分在犯人在两个屋编织每人每日定额是10片到12片。室外，有挑苇子的，有用轧刀轧的，两个环节都安排了质检员。生产秩序景然，因为有少犯人都要奖分，因此只能从产量上说话，把同一个层次的放到一次，相互之间飚着干，都怕落后，后来每人每天能加工到17至19片苇帘，这些快手劳动的屋里是原来的分监区办公室，屋里环境好，且非常暖和。每人一台机器，屋里能摆12台，基本上，每月加高分的犯人都在这里面产生，那么一等分、二等分的区分则是每个人的总产量高低而定。这部分犯人的劳动处理好了，基本就没有太操心的地方，只是机器发生故障后，能保障及时地修复就可以了。这十几个人的日产量，相当于其它二十台机器的日产量了。我余下精力就是重点去提高另一部分人的产品质量和产量问题，我基本上算是全天跟着这部分人劳动。当这部分人对操作技术和编织能力达到成熟之后，我便努力调动他们积极性，并潜移默化激起他们竞争的意识逐渐地把大部分犯人的热情带动了起来，慢慢从日加工12片到日加工13片、14片、15片，极个别的犯人确实手慢些，每天加工也不能低于10片，完不成任务的我从在机器旁陪着他加班，早干完早收工，反正劳动现场和监舍在一个院子里，这部分人每天完成13片到14片的便可以早收工，但我必须保证每日加班的人，每隔3至2天就减少1至2人。这样，剩下的犯人看到屋里一天比一天加班的人少了，他自己也着急往出赶产量，其实，抓劳动任务，并非要上线必须完成多少，只要你尽到最大的能力，来完成就足够了，一个人吃饭多少还不一样呢，手有快慢也很正常，但应当尽量把他的潜能开发到最大限度。

组织生产施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从质量和产量。逐步地在提高。各方面工作也没让分监区干部说出什么来。在这种环境，你一但出头大了，便会有的犯人对你产生敌意，特别是刚刚组建不久的分监区，威望刚树起来，有的犯人便开始找麻烦，整事儿，想杀杀你的威信。

一天早晨，刚喊完起床，我穿上衣服后不想吃早饭了，也许这些天太疲劳了，于是，我回过头躺在行李上，准备再休息一会儿，因为吃完饭后，就要组织生产了。当时，我睡的是二屋铺，白天根本就不用叠行李。突然，值班的犯人董其武站在地下开口骂我好几句，说我不起床，穷装。我听到后，坐起来也骂了他几句，他往上一窜把我脚拽住了，由于他的身体旋空，一下子把我给拖到了地下，我站起来后，便撕打了起来，这时，从里屋杂工室里跑出来几名杂工，开始拉偏架，我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有预谋的，别说都是分监区管事犯人相互都能留面子，来身我睡上铺，白天不用叠行李，见我是穿完衣服后，倒头睡的，根本就牵扯不上起不起床的事儿，当初我以为是他董其武一人找我 麻烦，后来得知是值班的犯人私下有预谋的。但我也没退步，不管怎么拉架，我就是一个劲儿地往上冲打。

我睡在中间的屋子里，外屋的人，特别是原生活科四分监区和我一起分过来的人，听到里屋的撕打声，冲进来好几个，王立伟第一个手拿砖头子进来的。值班的犯人一看，要发生群欧，当初有看热闹的急忙一起上来，制止，劝阻此事儿，我一看如果继续下去，会把事态闹大，甚至发生流血事件，我停了下来，并喊王立伟“立伟，把人都领出去，别打了。”王立伟看我这样表态，和其他进来的人陆续地往出走，王立伟边走边说：“宋哥，不行，咱就干他个X养的别贯着他们。”

我说：“你们先出去吧，吃完饭好干活。”

吃完早饭后，都去干活去了。这时，张旭东指导员进来了，今天来的很早，是因为事发后二分监区积委组长贾庆江就出去了，他把情况汇报给了监区张指导员。

张指导员把我和董其武叫到办公室，张指导员摞下手表后，上去就给董其武打了四个嘴巴，又走过来打了我两个嘴巴，张指导员说：“你瞅你们俩，都是干部用的人，不帮干部干工作，你们到打起来了。”

我挨了两个嘴巴，挺憋气，但想一想，自己也有过错，他骂我，我也骂了他，他把我拽到地下，我也打了他。

张指导员说：“说吧，你们俩把事情说清楚了。”

董其武一听**干部给了说话的机会，抢先叙述起来，他的语言明显地有盛气凌人之势，讲的都是他的理儿，说：“我喊他起床，他不起床，他骂了我，我把他拽到地下，他就伸手打我，”我属于正当管理他。

张指导员上去就又是两个嘴巴子说：“是这么回事儿吗？”

董其武挨了嘴巴子感到委屈，一再强调自己是正常管理，张指导员就打他嘴巴子。

董其武感到迷惑了，心里想，我正常管理，即使出点着错，也不至于越强调越挨打呀！

是啊！张指导员为什么不把两个人的问话都听一遍，然后断出对错，再惩罚呢？看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处理事情的方法。我暗自琢磨，我该怎么说？如果像董其武一样再强调自己的理由，恐怕是也要挨打，我究竟怎么办？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