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 仓亭之战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官渡之战后，袁绍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恢复日益涣散的军心，反而为掩盖自己的过失，将先前因忠言直谏而被囚禁的谋士田丰处死，致使河北集团内部人心浮动，冀州诸郡多有举城邑而投降曹操。建安六年（201年）夏四月，曹军扬兵河上，击破袁绍的仓亭军。此后，袁绍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并且使刘备侵略汝南，汝南贼共都等作为援应。曹操遣蔡扬进击共都，蔡军交战不利，被共都军击败。至九月，曹操决定回师，亲自南征稳定后方。刘备得知曹操亲征，走奔刘表，共都的部众迫于曹军的兵势也作鸟兽散了。可见，“仓亭之战”在《三国志》等信史中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因此很多史学家一直在怀疑其规模的大小甚至是否存在。

飞刀认为：官渡之战后，曹操虽然获胜，但内部资源几乎枯竭，从其坑杀河北七万降卒可以看出，当时河南粮草也很紧张，已经很难养活这些俘虏了；曹操如此谙熟韬略、用兵果决，怎会不知“趁热打铁、兵贵神速”的道理，然而其没能连续发动攻击压制袁绍，正说明了其兵力并不足以吃掉河北四州；同时刘备和共都侵扰汝南引得曹操主动挥师河南，佐证了曹军兵力的不足以及后方的空虚；另外，袁绍在战后收复了诸多反叛郡县，也证实了袁绍在这场较量中并没有吃太多的亏，相反还进一步稳定了河北的局势。因此，历史上的仓亭之战规模应该不会很大，至少不是官渡那样的大规模歼灭战，且袁绍并未出现巨大的损失，官渡之战后以曹操当时的能力只能说占据一定的优势，赢得了竞争中的主动，却不具备完全吞并袁绍势力范围的能力。倘若袁绍效法秦穆公崤山之败后，主动承担责任，严惩己过，借此激励败军将士，避免与曹操正面决战，驻军河北、坚守不出，着力于解决河北军的内部矛盾，休整士卒、体恤百姓、恢复生产、立足农耕，恐怕曹操也很难占得什么便宜。适时发展壮大青州势力，加强侧翼牵制对手，威胁河南腹地，袁、曹之间的形势甚至还有可能被逆转，至少不失南北相持之势。然而，袁绍讳言失败，推诿求脱，一味地将失败归咎于种种客观因素或是下属的失职，赐死忠言直谏的谋士田丰，表面上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实质上却会使得上下越发的离心离德，君臣关系疏远，甚至走向对立。至此，袁绍不仅丧失官渡主力，亦失河北人心。袁绍既无人才兵力，又失公众人心，则永难与曹操相抗衡，使得错误变得更大。作为政治家，眼前军事上遭受的挫折并不是最为可怕的，怕的是失去了下属支持和天下民心。《道德经》中用水比喻君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天性惠利万物而无欲不争，又能处于众人所恶的低洼之地，故而与道相合。因而，君德如水，道在不避不争，有责而不以民避，有功而不与臣争，利物不言，处下不争，臣民感其恩仁，更爱其君，如此则大有益于治道。反观袁绍，虽有“四世三公”的声望，“折节下士”的虚名，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暴露出其“色厉内荏、爱慕虚荣”的一面，根本不具备杰出领袖的气质，独霸一方尚且可以，若想君临天下差的可就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