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阳圩街街在一个弯月亮形状的山谷里，那山谷长三、四公里，宽一两公里。阳圩街街与县城相距一百多公里，两地的地形、气候并不一样，县城一带的山大都是岩石的，气候比较寒凉，能适应生长的果树品种少，出产的水果不多。阳圩街街一带地方的山大都是黄土的，气候比较温热，很适合芭蕉、柑桔、橙、李、梨、龙眼等果树的生长，出产的水果多。
那时候，自由市场还不怎么开放，做生意的人很少。我母亲在县城开小裁缝店，很少有活做，她看到县城大街、汽车站旁边有一些人贩卖水果，又听说阳圩街街的水果又多又便宜，她就坐车到那里去，买了一百多斤回县城，她不好意思自己摆卖，就转卖给那些小贩子，除去了来往的路费，她差不多赚了五块钱，差不多等于我父亲三天的工资，她满面都是喜洋洋的。她就连接跑了好几趟，不过，那时候县城里有钱买水果的人也不多，有时水果不好卖，那些小贩子不肯要她的水果，她只好把价钱放得很低，求他们要，结果亏了本。
我母亲去阳圩街街买水果，有时候当天赶不上回县城的车，她就住在阳圩街街上，与东家李伯母闲谈时，说到了她在县城开裁缝店的情况，李伯母就对她说，阳圩街街是全县最大的圩集，附近几个乡的人都来阳圩街街赶圩，整个阳圩街街就只有一家集体裁缝店，每个街日子，来那里做衣服、补衣服的人都要排长队。她家门前是阳圩街街最热闹的街道，要是我母亲到她家里开裁缝店，保管她有活做。
我母亲后来就把她的缝纫机搬到李伯母家里去，她在那里经常有活做，她就打算，等到有了钱，就在阳圩街街上买房子。
车在路上不时停下来，不时有人上下车，没有跟车的售票员，司机只管叫上车的人买票，不对下车的人查票，车到了阳圩街汽车站，我提心吊胆下车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让我松了一口气。
阳圩街汽车站在阳圩街南头三岔路口旁边，三岔路口向北方向是阳圩街最繁闹的街道，东家就在那条街道的东边，离三岔路口不远，我一望过去，就看到东家婆婆坐在她家的门前，我走到她面前，胆怯得不敢开口跟她说话，她竟不记得我了，打量着我：
“你从哪里来？你来找谁？”
“我…找我妈妈……”
“你妈妈是谁?”
“王凤莲。”
“王凤莲？哦，你就是王凤莲的儿子？你妈妈……她早就不在我家里住了。她搬到上头去了，你还不知道？我带你去找她--，哦……她上山打柴去了，她还没回来，她回来要经过这里…..。我进去找个凳子给你坐，你就在这里等她。”
我在婆婆身边坐下来，焦急地望着三岔路口，婆婆说母亲回来要经过这里，那她是要从三岔路口那里过来的。
终于，一个挑着一担柴火的女人出现在三岔路口了，--她就是我母亲，尽管看不清她的面容，但她的身影我很熟悉，尤其是她那身特别显眼的半新旧灰色西服。--那时候穿西服的女人很少，大都是不干农活的，但我并不知道穿西服与不干农活有什么关系。
我母亲的那种挑柴方法，我以前没有看到过，在故乡，是把很长的柴火捆成一捆，然后用肩扛着走的。在阳圩街，则把柴火砍成三尺来长，捆成两捆，用两头尖的长扁担一头扎一捆，然后挑着走。而母亲却用两头有钉的短扁担，用绳子把柴捆吊起来挑。
我在故乡生活多年，在故乡，干农活是很平常的事，我并不觉得我母亲与别的干农活的女人有什么不同，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她挑柴火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只是那种焦急等待的心情终于缓和了下来了。
我母亲渐渐走近了，她原来又白又胖，现在变得有些黑瘦了，神色似乎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她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大半，她只顾往前走，婆婆招呼她，她才抬头看过来，看到我，她停下脚步，高兴地笑了笑，“名灵，你来了？”我向她走过去，这时，街道那边有个男人对她说：“你的柴火卖不卖？”她回答说：
“卖。”
“多少钱一斤？”
“一分五一斤。”
“那你挑进我家里去。”
我母亲挑进那男人身后的门口里去，那是一家米粉店，那男人跟着她进门里去，他找来一杆大秤，他们把柴火秤了，他想了想，“一斤一分二我就买，”他说。
“明明说了一斤一分五，现在秤了又说一斤一分二，你不买就算了！”我母亲很生气了。她弄好担子就挑了出来，向前直走。我跟着她，走过长长的街道，拐进一条小胡同，两边都是成排的老旧的泥墙瓦楼，她把担子放在左排房子中间的一个门口前，门前是走廊，走廊一边堆了一大堆柴火，她解开绳子，把两捆柴堆在那柴堆上，把绳子收起来，绕在扁担一头，然后打开那个门。
我跟她走进门里去，屋里很昏暗，阴森森的，显得空荡荡的，只见里头靠右墙角有一张床，靠左边墙有个小门，走进去，是一间小房子，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只有一张小圆桌，一个铝饭锅，一只小风炉，上有一个盖着木盖的小菜锅，两个装满水的铁桶，几只小板凳，还有一些柴草。
我母亲叫我到大房子里坐，她要在小房子里冲凉。她冲了凉，挑起铁桶，说要到泉边去洗衣服，又说我不会煮玉米粥，等她回来才做晚饭。她一走，我就进小房子里去，揭开饭锅，里面只有几只空碗和几双筷子。又揭开菜锅，里面有好些煮熟的黄豆，还有一把锅铲，我就铲起一些黄豆来吃，那滋味，真是又香又可口，不禁吃了又吃。上学期父亲要我在学校吃住，在学校里，我吃到最好的菜也不过是煮黄豆。只有跟父亲一起吃饭才能吃到豆腐、花生米、鱼、肉等。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一起吃饭了。
我等得不耐烦了，我母亲才回来。又等了大半天她才做好晚饭。
我们吃了晚饭，母亲就叫我跟她出去，到隔壁的走廊里去乘凉，我不想跟她出去，不想见到陌生人，又不敢独自呆在阴森森的房子里，只得听从了她。
隔壁人家只点着一盏煤油灯，那时候阳圩街还有不少人家没有钱安装电灯，即使有的人家有电灯，也不过是比煤油灯亮了一点，从门口里洒出来的灯光也很微弱，这使得街道上的月光显得很明亮。有许多孩子在街道上追逐、戏闹，有许多大人几个一堆地坐在走廊里闲聊，还有人在屋子里玩卜克，南边的另一条街道旁边有个露天电影院，从那里传来一阵阵嘹亮、甜蜜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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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花儿迎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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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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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总是那么喜欢说闲话，在隔壁走廊里，她跟几个女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聊起来，“凤莲，你就这么一个孩子？”有个女人扯到了我。
“他以前有个哥哥，他哥哥十岁那年，他在县城汽车站附近的清水河边玩，不小心掉进河里．．．．．．，当时有个老婆婆在河边放牛，她看到了，大喊救人，有个男人正好从河上的大石桥上走过，他听见了，还看到他哥的两只手在水上划了几下，他跑到河边，跳进河里，没多久就在河底找到了他哥，把他抱上岸，可他已经没救了……。那时候，我还在外县当民工，搞国防公路，他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哥病重，我赶回县城才知道他哥没了，我当时就晕了过去，醒来后，一直哭到第三天，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返回工地……。”这些话，不知道母亲说过多少次了，她说的时候一点也不难过。
我从不愿跟别人提起我哥。一想起他我就伤心。
“你们就这么一个孩子，”那女人又说，“你自己又养自己，他爸就负担这么一个孩子，他怎么就欠了那么多债？我有四个孩子，都在念书，全靠他爸一个人负担，他爸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块……。”
“你不知道他爸是个怎么样的人！”母亲埋怨地说：“他自己又抽烟又喝酒，他的熟人、朋友又多，不管谁来了都要大吃大喝的招待，有时候，他让客人睡自己的房间，自己掏钱去住旅社，谁都夸他大方，谁都知道有困难就找他，到他有困难的时候，又有谁来帮他……”
可祖父却曾常常埋怨说，父亲欠债完全是母亲造成的……
“就你一个人在阳圩街开私人裁缝店，你都有不少熟客了，要不是你的缝纫机被夺走，你的日子过得多好！”又一个女人说。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母亲很激愤地说：“那天是街日子，我正在缝衣服，突然有几个男人闯进门里来，个个手里都拿着木棍，带头的那个冲到我身边，把我拉起来，推到墙边，说要把我的缝纫机抬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爸欠他的债，欠了几年了，他要拿它去顶债，我说，那是我的缝纫机，是我自己借钱买的，我要靠它吃饭，他不管我说什么，用木棍把我拦住，叫另外的那几个人把我的缝纫机抬走了。那几天，我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后来，我搬到这里来，没事就上山打柴，打多了，就堆在门前，那几天下雨，没有人拿柴火来街上卖，国营饭店的人走过这里，看到柴火，就问这是谁家的卖不卖。我那时正没钱买米了，就说卖。那是我第一次卖柴火，真的很不好意思……。”
“你怎么不叫他爸买一部新的还给你……，”又一个女人说。
“买来了，别人还不是要夺走，他爸欠的可不是一两个人的债！”另一个女人说。
“我要是你，我就去找他爸，等他吃饭，我才不在这里卖柴火！”又一个女人说。
“我要是等他爸吃饭，那就要饿死了……，”母亲说。
“那你干脆跟他离婚！离了婚，自己再买一台来，再开个店。你跟他离了婚，谁还敢来抢你的！”一个女人说。
“你在这里没田没地，又没房子，你往后的日子怎么办？总不能这样租房子卖柴火过一辈子呀！”又一个女人说。
“甘蔗吃一节剥一节，我过一天算一天，老天总不会让人饿死的……。”母亲说。
“你真有能耐，全阳圩街就你一个人靠卖柴火过日子……”
“……”
从她们的闲谈里，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母亲的缝纫机被我父亲的债主夺走了。她现在租别人的房子住，她在阳圩街上卖柴火。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明白。在学校里，我可以用老师已经教的知识去思考、弄清楚课本里的问题。但没有谁告诉我，该怎么思考生活中的事情？
我只觉得非常忧虑、迷茫。
四
第二天，我还睡得迷迷糊糊，就被母亲叫醒，“名灵，快起来！跟我上山打柴去！”
我很愿意跟她上山打柴，在故乡的时候，上山打柴、捡野果、玩耍，那是很平常又快乐的事。
阳圩街四面都有山，有石头山，也有象故乡那样的黄土山，南面的山比北面的山高，山势却没那么陡险，上山的路比较平缓，太陡的路我母亲一看就头晕，所以她平时都上南山打柴。我跟着她从阳圩街汽车站后的小路上山，一路上，我们都不说话，我并不怎么在意她。
我喜欢山野。我喜欢山上的宁静，只有山上的宁静，才能让我的漂浮不定的心宁静下来。这时候，宁静犹如看不见的清凉透人的水，浸透了我，我的忧虑，悄悄地溶化、消失，消失在山间的空谷里，消失在一叶叶、一团团、深深浅浅、远远近近的草木树林的绿色里，消失在清晰的鸟语、蝉鸣声里，消失在隐约的泉水流动、山风吹拂的声音里。一些隐约的心思，丝丝缕缕地，从心底飘了出来，在空谷里飘荡，在山的绿色、山的声音里飘荡，飘向看不清的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让人憧憬而又迷离。
翻过一道道高坡，走过一条条深沟，到了山脊上，在山林里，有许多干枯的树枝，那是别人砍伐大树留下来的，我们一根根地砍起来。
太阳偏西了，我扛起一捆，我母亲挑起一担，我们下山了。自从去年父亲接我回县城读书后，我就没上山打过柴，走不到半路，我就肩疼腿痛，不时停下来歇。
我们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母亲放下担子，走进旁边的国营饭店里去，不一会儿出来，挑起担子，叫我扛着柴捆跟她进去。
我们走过大厅，走到里头的厨房里，放下柴火。我来国营饭店吃东西有好几回了，却是第一次来到它的厨房里，而且是扛着柴火进来的，我很害羞，又有些好奇，四下打量了一遍。
我看到几个女人，她们都显得那么高傲、冷漠，有一个还瞥了我一下，那眼神就象一根鞭子把我抽了一下，那么疼痛难忍！虽然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鄙视”，但却第一次被它深深地伤害了。我也还不知道什么叫“耻辱”，但却第一次尝到了它的滋味。
我们从街上经过，我又遇到那种鞭子般的目光。
后来，我母亲天天叫我跟她上山打柴。
我越来越不情愿跟她去打柴、卖柴。我已经从人们的神色和议论中知道了，在阳圩街人的眼里，卖柴火是最下贱的事，一些最穷的阳圩街人也只有穷到买不起盐巴的时候才会卖柴火。
而且，在阳圩街上租房子住的，只有我们母子。人们都把我们当成无家可归的人。我觉得我们确实是无家可归的。
我母亲每天除了打柴、洗澡、洗衣服、做饭、吃饭，就是跟别人闲聊，反反复复地诉说她的经历，为自己不平常的经历感到自豪，并在别人的附和、同情、安慰中感到满足，然后带着满足的心情回屋里睡觉--她每一次在床上躺下，很快就会发出有些急促但不是很响的呼噜声。
我怨恨我母亲，她为什么宁愿在阳圩街卖柴火？我怨恨她，总是显得那么心安理得、那么得过且过！我怨恨她总是不管我心里多么忧虑，多么难受！
我的脾气本来就乖僻，现在变得更坏了，有时稍受我母亲的责备，我就摔板凳，摔饭碗；有时我坚持不跟她上山打柴；她就对我大发牢骚：“我养你真不值得！你这么不听话，你这么不孝顺，你有能耐就别跟我住这里！随你走到哪里去都行！你走呀！我看你能走到哪里去！你回到你老家那个沟子里去，看谁能养你！你回到你爸爸身边去，看他能不能养你！他要是能养你，你还跑来跟我干什么！我卖柴火养你，你还跟我发什么脾气！”
我真想立刻就走到什么地方去！可我又能走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不是已经返回他的单位了？我只觉得我父亲一点也不可靠，我不想回到他身边去。
快要开学的时候，我母亲去了一趟县城，我的课本，她全都带来了。“名灵，你跟我去阳圩中学，你以后就到那里上学，我已经和学校联系好了。”她说。她为什么要我到阳圩中学上学？我没有去想。也没有问她什么。我很不情愿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但除了默默听从她的安排，我又能够怎么样？
阳圩中学就在阳圩街北面的山脚下，离阳圩街一个多公里，我到那里上学，每天回租房里吃午饭和晚饭，晚上就在那里住宿。在那里，我害怕别人知道我和我母亲在阳圩街租房子住，我们靠卖柴火生活。我害怕与别人接触，就连我的同桌王飞，我也很少主动跟他说话。但王飞爱说爱笑，上课喜欢开小差，喜欢对我动手动脚，挤眉弄眼，逗我说话，让我忍不住与互相戏弄，从中得到一点点可怜的快乐。
“名灵，你家是不是在阳圩街上？”王飞问我。
我只是摇头。
“名灵，学校放例假的时候我回家要粮食，你跟我走，到我家里去玩！”王飞很欢喜地对我说。我听了很激动，但我只沉默。他就说：“我知道你不想去，我家离这太远了，你走不惯山沟的小路。”他哪里知道，我就是在山沟里长大的！其实我，我的心情，我怎么说得清呢！我真的很想到他家里去，一想到那是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是一个喜欢我的人住的地方，心里就特别的向往。可是，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的父母，他的哥哥姐姐，他们是怎么怎么宠爱他。他的家境并不很好，但他从小到大，从不知道什么叫忧虑。每一次他说到他家里，他都那么自豪、欢乐。每一次听他说话，我都象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听着另一个吃饱喝足的孩子，说他吃了什么什么好吃的，说他家里还有什么什么好吃的一样。与他相比，我心里从来没有过一个形象、具体、温暖的“家”，我从不觉得我曾经和我祖父祖母一起住的那座老房子是我的家，也从来不觉得我们曾经和我父亲一起住的那个房间是我的家，更不会把我和我母亲现在住的地方当成我的家。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难受。一想到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只属于别人的家，我就更加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