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_第一部
第一部
一
从一八一一年底起，西欧开始加强武装并集结力量。一八一二年，这支数百万之众的军队（包括运输队和补给人员）从西向东朝俄罗斯边境推进；与此同时，从一八一一年起俄罗斯军队也开始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罗斯边境，战争爆发了——违反人类全部理智和天性的事情发生了。数百万人互相仇视，犯下了数不胜数的暴行：欺骗，背叛，偷盗，伪造假钞，发行伪币，抢劫，纵火和凶杀，全世界的所有法庭就是用上整整几个世纪都难以将这些恶行一一记录在案。而这时，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们却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它都有哪些起因？历史学家们天真地相信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奥伦登堡大公受到羞辱，大陆封锁令遭到破坏，还有拿破仑的权力欲望、亚历山大的强硬以及外交家们的失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缅采夫或塔列兰在早朝或晚宴之余努力把文件起草得更巧妙一点，只要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封信说：“仁兄大人鉴，我同意将公国归还奥伦登堡公爵。”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
人们在当时这样看待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拿破仑认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的阴谋（正如他在圣赫勒拿岛上所说），英国国会议员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权力欲望，奥伦登堡王子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别人对他使用了暴力；商人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使整个欧洲破产的大陆封锁令，老兵和将军们则认为战争的主要起因是必须让他们有个用武之地，当时的正统派觉得是因为必须恢复良好的法则，而那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这一切是因为一八〇九年的俄奥联盟没能巧妙地瞒过拿破仑，是因为第178号备忘录的措辞不当。这些观点，此外，因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大相径庭，当时的人们对战争的起因产生了无数的看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人——能够纵观整个事件的宏大规模以及深入理解其简单而又可怕意义的后人——这些原因便显得不够充分。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英国政治的狡诈和奥伦登堡大公的受辱，数百万基督徒就互相摧残和杀伐，是不可理喻的；我们也无法弄清这些情况与杀人、暴力这些事实本身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奥伦登堡大公受了气，成千上万的人就会从欧洲的另一头来到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省进行抢掠，和这里的人互相杀戮。
对于我们后人来说——不包括历史学家，我们对探究本身并不感兴趣，因而能以清晰健全的理智来纵观这一事件——那原因就数不胜数了。我们越是深究，就越能清楚地看到：上述每一个原因或一系列原因，本身都一样有道理；同时，与整个事件宏大的规模比起来，这些原因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可信的；如果不是其它各种因素都恰巧参与进来，某些个别原因不可能引发整个事件，就此而言，它们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在我们看来，第一个法国军士是否愿意超期服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军队撤回维斯拉河并归还奥伦登堡公国一样，也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如果这个军士不去服役，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成千军人和士兵不去服役的话，拿破仑的军队就会减少很多人，仗也就打不起来。
假如拿破仑不因为要他撤回维斯拉河而恼怒，不命令部队进攻的话，就不会发生战争；假如所有军士都不愿超期服役，也不会发生战争。假如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伦登堡王子，假如亚历山大不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假如俄罗斯不是专制政权，假如没有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专制与帝国，假如没有引发法国革命的一切因素，如此等等，也不会发生战争。这些原因中缺了任何一个，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如此看来，所有这些因素——数十亿个因素——碰在一起，就是为了引发后来的这件事。所以，什么都不是造成该事件的致命原因，此事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它要发生而已。千百万人注定要背弃人的情感与理智，从西方跑到东方去杀戮自己的同类，就像几个世纪前人们成群结队地从东方跑到西方去杀戮自己的同类一样。
这件事的发生似乎取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而实际上，他们也像按抽签而定或应招而去出征的士兵一样，很少能够随意而为。事情只能这样，那是因为要想让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情似乎取决于这些人）的意志得以实现，就必须同时具备无数个条件，缺了其中任何一个，事情都不会发生：必须使千百万手中握有实权的人，使那些扛枪的、运送粮草和大炮的士兵们同意去执行个别软弱者的意志，使他们被无数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牵扯进去。
为了解释不合理现象（即其合理性不为我们所理解的现象），历史宿命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越是想理性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我们便越是觉得它们不合理，难以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着，享有达到个人目标的自由。他本能地觉得自己能够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可是一旦他采取了某种行动，这个在某一特定时刻做出的行动就不可挽回，就成为历史。它的历史意义不是随便赋予的，而是事先注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个人生活和自然的群体生活。前一种生活的需要越是抽象，就越自由；而在后一种生活中，人不可必避地要遵循别人给他制定的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而活着，却充当着实现历史目标和整个人类目标的不自觉的工具。人的行为无法挽回，于是他的行为和其他千百万人同时做出的行为就汇在一起，获得了历史意义。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越高，同他有联系的人就越多，他对别人拥有的权力便越大，他的每一个行为便越是预先注定的和不可避免的。
“帝王的灵魂攥在上帝的手中”
帝王就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无意识的群体生活，它把帝王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虽然拿破仑从来没有像现在（也就是一八一二年）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是他决定着是否让自己的人民去流血（正如亚历山大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必然规律的支配，迫使他去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了历史去做那些必定要发生的事情，而他自己还以为他是按照个人的意愿在行动。
西方人在向东方推进，为的是互相残杀。根据任何事件都是多种因素的巧合而促成的这一规律，千万个微小的因素也在不知不觉中互相附和着与这件事发生了巧合，才推动了这次行动，推动了这场战争。这些因素有：对不遵守大陆封锁令的指责、奥伦登堡大公、军队进驻普鲁士（拿破仑以为此举只是为了用武力争取和平）、这位法国皇帝好战的愿望和习惯迎合了臣民的意愿、对大规模备战的热衷、巨大的备战开支、对能够弥补这些开支的利益需求、令人陶醉的德累斯顿庆典、那些在当时看来是真诚谋求和平，而实际上伤害了各方自尊的外交谈判，此外还有数百万个伴着这件大事与它同时出现的其它理由。
苹果熟了会落下来，——为什么它会落下来？因为地球引力？因为果把儿干枯了？因为被太阳晒干了？自己变重了？被风吹动了？还是因为站在下面的小男孩想吃它？
这些都不是原因，而是所有生命、有机体和自然条件的巧合。那个发现苹果落下来是因为细胞组织分解等原因的植物学家，如同那个站在树下说苹果落下来是因为他想吃掉它并为此做了祈祷的小男孩一样，都是对的，又都不对。如果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是因为他想这样做；而他的灭亡是因为亚历山大要他灭亡，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同样，如果有人说一座百万普特重的大山被刨空后坍塌下来是因为最后那个工人刨了最后一镐，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在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只是用来标识事件的标签，正如标签一样，他们与事件本身的关系最小。
他们自以为每一次行动都是自己的意愿所为，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次行动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和整个历史进程相联系并且在很早以前就注定了的。
二
拿破仑于五月二十九日离开德累斯顿，他在这里逗留了三周，一直被一群亲王、大公、国王，甚至还有一名皇帝等宫廷人员前呼后拥。行前，拿破仑亲切地安抚了应该受到表彰的亲王、国王和那位皇帝，斥责了几个他不太满意的国王和亲王。他把自己的（其实就是从其他国王那儿夺来的）珍珠和钻石赠给了奥地利皇后，温柔地拥抱了玛丽娅·路易莎皇后。分别的时候路易莎皇后非常伤心，痛苦万分。正如他的一位史学家所言，这位玛丽娅·路易莎被认为是他的妻子，虽然他在巴黎已另有妻室。尽管外交家们仍坚信有可能实现和平并且为此在作不懈的努力，尽管拿破仑皇帝亲自给亚历山大皇帝回了信，称其为“我的仁兄阁下”，而且诚恳地表示他不希望发生战争，他永远热爱并尊敬亚历山大，但他还是赶往军队，每到一个兵站就下达新的命令，催促部队尽快从西向东推进。他乘坐一辆六匹马拉的旅行马车，在一群少年侍从、副官及卫队的簇拥下，沿着驿道向波森、托伦、但泽、柯尼斯堡前进。沿途的每一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激动不已，兴奋异常地欢迎他。
部队从西向东推进，拿破仑的六套马车也从西向东行进，他每到一个驿站就换一批驭马。六月十日，他追上了部队，住在维尔科维斯森林早已准备好的一位波兰伯爵的庄园里。
第二天，拿破仑赶到部队前头，乘车前往涅曼河畔，视察渡口地形。他换了一套波兰制服来到了河边。
当他看到河对岸的哥萨克和绵延的草原，草原的中心就是圣城莫斯科，这座城市就像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讨过的斯基泰王国的都城，拿破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既违背战略意图，又不合外交考虑——突然下令发起进攻。第二天他的部队便开始渡河。
十二日这天一大早，在涅曼河陡峭的左岸上拿破仑从当天扎好的帐篷里走出来，用单筒望远镜观察着自己从维尔科维斯森林开出的长长的队伍。他们正涌向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部队都知道皇帝来了，便用目光寻找，当他们看见山顶帐篷前离随从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常礼服、头戴便帽的人时，都把帽子抛向空中欢呼起来：“皇帝万岁！”他们川流不息地从藏身的大森林中涌出来，散开到三座桥上去过河。
“这下我们可得走一阵子啦！呃！只要他亲自出马，事情就会热火朝天。天哪……这就是他……皇帝万岁！看，这就是亚细亚草原……可是这却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国家。再见了，博舍。我在莫斯科将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成功。看见皇帝了吗？皇帝万岁！如果让我当印度总督，我就让你当喀什米尔的大臣。万岁！那就是皇帝，看见了吗？我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矮小的军士……我看见他给一个老兵挂勋章……皇帝万岁！”不同性格、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不分老少都在这样说着。所有这些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共同的表情，那就是对这次期待已久的行军终于开始了而感到喜悦，对那个穿着灰礼服、站在山顶上的人的无比忠诚。
六月十三日，有人给拿破仑牵来一匹个头不大的纯种阿拉伯马，他上了马，奔向涅曼河上的一座桥。他所到之处，震耳欲聋的欢呼便不绝于耳。显然，他之所以容忍了这些欢呼只不过是因为他不能禁止人们用呼喊来表达对他的热爱；但是四处的喊声却让他感到恼怒，使他无法专心考虑目前的军事问题——自从与部队汇合之后他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他驰过一座驾在小船上的摇摇晃晃的桥，来到对岸后向左急转，朝科夫诺方向奔去，沉醉在幸福之中的近卫猎骑兵队兴奋不已地在前面为他开路。快到宽阔的维利亚河时，他在一个驻扎在河岸上的波兰枪骑兵团的附近停下了。
“万岁！”波兰人同样兴奋地呼喊着，互相推挤，乱了队形，都想看看他。拿破仑察看了一下这条河，下了马，坐到河边的一根圆木上。他一个手势，便有人递上了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架在一个高高兴兴跑过来的少年侍从的背上，开始观察河对岸，然后仔细察看摊在圆木中间的地图。他没有抬头，嘴里说了句什么，两名副官便骑马向波兰枪骑兵那边奔去。
“什么？他说什么了？”当一名副官骑马走近时，波兰枪骑兵队伍里有人问道。
命令部队寻找浅滩渡河。一个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漂亮的老头，激动得满脸通红，前言不搭后语。他问副官，能否让他和他的枪骑兵们不走浅滩而泅水渡河。他显然害怕遭到拒绝，像一个想骑马的男孩似的，请求允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泅水。副官说，皇帝大概不会对这种过度的热忱感到不满。
副官的话音刚落，这位留着小胡子的老军官便满脸喜悦，眼睛闪闪发亮，他举起军刀喊了一声：“万岁！”便用马刺刺了一下坐骑，又命令枪骑兵们跟在他后面，向河边奔去。他狠狠地抽了一下迟疑不前的坐骑，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朝湍急的水流深处游去。几百个枪骑兵跟在他身后。河心的急流冰冷恐怖。枪骑兵们手拉着手从马上滚下来，有的马沉了下去，有些人也沉了下去。剩下的人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抓住马鬃使劲地游。他们都奋力朝对岸游去，尽管渡桥离他们仅半里之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能够当着那个坐在圆木上的人的面在这条河里泅水，淹死，而那个人对他们所做的事甚至连瞧都没瞧一眼。副官回来后，选了个适当的时机，请皇帝注意一下波兰人对他的忠心。身穿灰色常礼服的小个子男人站起身来，叫过贝尔蒂埃，开始和他一起在河岸上来回走动，给他下达各种命令，有时还不满地看看那些分散他注意力的快要淹死的枪骑兵。
他早就深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草原，只要他一出场，人们都会感到震惊，为之发狂。他吩咐把马牵过来，便向自己的驻地驰去。
虽然派了船去营救，还是有大约四十名枪骑兵淹死在河里，大部分人退回到原河岸。上校和几个人泅过了河，费力地爬上岸。一爬上岸，淌着水的湿衣服还贴在身上，他们便兴奋地朝拿破仑站过的地方望去并高喊：“万岁！”在那一刻，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而他却已经离开了。
傍晚时分，拿破仑在下达两道命令的间隙（一道是要尽快把准备运往俄罗斯的伪钞运到，另一道是要枪毙一个萨克森人，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藏有法军情报的信件），又下达了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无端跳进河里的波兰上校编入了拿破仑亲任团长的荣誉步兵团。
要想叫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
三
这时，俄国皇帝在维尔诺已住了一个多月，在那里检阅军队，举行大演习。所有人都料到会发生战争，皇帝也正是为准备这场战争而从彼得堡赶到此地，但是一切都没有就绪。没有一个总的行动方案。在提出的所有方案中应该采用哪一个，人们本来就犹豫不决；皇帝在总部待了一个月之后就更加拿不定主意了。三支大军各有各的总司令，却没有统领全军的总指挥，皇帝本人也没有担任这一职务。
对于战争，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皇帝在维尔诺待得越久，对战争就越没有准备。皇帝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努力让他过得舒心些，让他忘掉即将面临的这场战争。
六月间，在波兰的达官显贵、宫廷近臣和皇上本人举办了许多次舞会和庆典之后，皇上的一个波兰侍从将军想出了一个主意，要以全体侍从将军的名义为皇上举办一个舞会和午宴。所有人都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主意，皇上也表示同意。侍从将军们都照单捐了款。一位最有可能令皇帝喜爱的女士被请来做了舞会的女主人。维尔诺省地主贝尼格森伯爵主动提出把自己城外的别墅——扎克列特作为举行这次庆典的场所。决定六月十三日在那里举行宴会、舞会、游船以及焰火等活动。
就在这一天，拿破仑下达了渡过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击退了哥萨克，越过了俄罗斯边境。这一天亚历山大在贝尼格森伯爵的别墅参加了侍从将军们举行的舞会。
这是一个辉煌的、喜气洋洋的节日：精于此道的行家们说很少会有如此众多的美女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别祖霍夫伯爵夫人是跟随皇帝从彼得堡来到维尔诺的女士之一，她也参加了舞会并以其所谓的俄罗斯的厚重之美使精巧的波兰贵妇黯然失色。她引人瞩目，连皇帝也请她跳了舞。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一个单身汉（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妻子留在莫斯科，也参加了这场舞会。虽然他不是侍从将军，但是为了能参加舞会也捐了一大笔钱。鲍里斯现在可是有钱人了，已经无需别人庇护了。他受人尊敬，能和同龄人中地位最高的人平起平坐。
半夜十二点，人们仍在跳舞，由于没有合适的舞伴，艾伦主动邀鲍里斯跳马祖尔卡舞。他们是第三对。鲍里斯一边冷冷地看着艾伦那从镶有金线的深色薄纱礼服下裸露出来的光鲜双肩，一边谈论着老熟人，同时一刻不停地观察着同处一厅的皇上，对此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察觉。皇帝没有跳舞，他站在门口，一会叫住这一对儿，一会又叫住那一对儿，说一些只有他才有权说的亲切的话语。
马祖卡开始时，鲍里斯看见皇帝跟前的红人之一——侍从将军巴拉舍夫失礼地走到皇帝跟前，在正和一位波兰太太交谈的皇上跟前站住。皇上和那位波兰太太说了一会儿话，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显然是明白了巴拉舍夫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便朝那位太太微微点了点头，转向巴拉舍夫。巴拉舍夫刚一开口，皇上就一脸的惊讶。他挽起巴拉舍夫的手，一起穿过大厅，前面的人不知不觉就让开了一条约三俄丈宽的通道。皇帝和巴拉舍夫一起离开时，鲍里斯注意到了阿拉克切耶夫的表情很不安。他皱眉望着皇帝，红鼻头扑哧着，从人群中走出来，似乎期待着皇帝能找他（鲍里斯明白，阿拉克切耶夫在妒嫉巴拉舍夫，他对不通过他就把某个显然非常重要的消息禀告给皇上而不满）。
可是皇帝和巴拉舍夫出了门，去了灯火通明的花园，并没有留意到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手握佩剑跟着在后面，与他们保持二十步远的距离，恼怒地左顾右盼。
鲍里斯继续做着马祖卡舞的各种动作，心里却在苦苦地琢磨着巴拉舍夫到底带来了什么消息，如何能比别人先打听到它。
在跳到一个需要选择舞伴的动作时，他小声告诉艾伦说，他想选巴托茨卡娅伯爵夫人，她好像去了阳台；这样他就在地板上滑着舞步，到了通往花园的门口。他看到皇上和巴拉舍夫正在往回走，要上阳台，便站住了。皇帝和巴拉舍夫朝门口走来，鲍里斯慌乱起来，似乎来不及避让，便毕恭毕敬地贴着门框低下了头。
皇上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激动地继续说：
“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有武装的敌人全部滚出我的土地，我才肯讲和。”他说道。正如鲍里斯感觉的那样，皇上说这句话时很高兴：他对自己的表达方式很满意，但是对于鲍里斯听到了这句话却不满意。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皇帝皱起眉头补充道。鲍里斯明白，这话是对他说的，于是闭上眼睛，又低了低头。皇帝走进大厅，在舞会上又待了大约半个小时。
鲍里斯第一个得知了法军越过涅曼河的消息。以此，他就能在一些重要人物面前显示自己比别人消息灵通，以提高自己在这些大人物心中的地位。
法国人过了涅曼河这一消息出人意料，尤其是在白等了一个月之后，又是在舞会上传来的，就更让人感到意外！皇帝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最初一刻，在愤怒和屈辱的情绪中，说出了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他本人很喜欢这句话，它也完全表达了他的感情。皇上从舞会回到住处，半夜两点时派人叫来国务大臣希什科夫，吩咐他起草给军队下达的命令以及给元帅萨尔蒂科夫公爵的诏书。在诏书中他要求必须把“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还留在俄罗斯土地上，他就绝不讲和”这句话写进去。
第二天写好了一封信给拿破仑的信：
“仁兄阁下！昨日闻悉，尽管我坦诚地履行了对陛下承担的义务，您的军队还是越过了俄国边境，而直到现在我才收到从彼得堡传来的照会。关于这次入侵，洛里斯东伯爵照会我说，自从库拉金公爵要求发给护照之日起，阁下就认为与我处于敌对状态。巴萨诺公爵拒发彼等护照的理由从未让我想到，我的大使的行为会成为这次入侵的借口。正如他本人声明的那样，实际上这件事并非奉我之命而为；我一获悉此事，既对库拉金公爵表示不满，责令其一如既往履行职责。如果阁下不希望让我们的臣民因此类误会而流血，如果您同意将军队从俄国领土撤出，那么我对已发生的事情既往不咎，我们之间还可能达成一致。否则，对这次并非由我方挑起的进攻我将被迫反击。阁下，您现在还有机会使人类免遭新的战争灾难。”
亚历山大（签名）
四
六月十三日深夜两点，皇帝把巴拉舍夫叫来，宣读了自己写给拿破仑的信，命令他亲自把这封信送交法国皇帝。在打发巴拉舍夫离开时，皇帝再次对他重复了那段关于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还留在俄罗斯土地上，他就绝不讲和的话，并叮嘱他“一定”把这些话转告拿破仑。皇上没有把这些话写进信里，因为他有自己的分寸，他觉得在最后一次尝试和解的时刻这些用词不合适，不过他还是命令巴拉舍夫一定要把这些话转告拿破仑本人。
巴拉舍夫在一名号手、两名哥萨克的陪同下于六月十四日凌晨出发，天亮前到了雷康特村。这是法国在涅曼河岸方向的前哨。他被几名法国骑哨拦住。
一位着深红色制服、头戴毛茸茸制帽的法国骠骑兵军士朝骑马走来的巴拉舍夫大喊一声，命令他站住。巴拉舍夫并没有立刻停下来，而是继续漫步前行。
这位军士皱着眉头咕哝着骂了一句，骑马冲到巴拉舍夫面前。他伸手握刀，粗鲁地朝这位俄国将军大喊，问他是不是聋子，怎么听不到别人的话。巴拉舍夫报出自己的身份。军士派了一名士兵去找军官。
这位军士不再理会巴拉舍夫。他同伙伴儿们谈论着团里的事情，对这位俄国将军连看都不看一眼。
巴拉舍夫和最高当局的权势人物走得很近，三个小时前还和皇上本人谈过话，在自己的职位上他已习惯了人们对他恭恭敬敬；可是在这里，在俄罗斯土地上，却看到这些粗人对自己这种敌对、主要是不敬的态度，他觉得十分奇怪。
太阳刚刚从云层后升起，空气清新，弥漫着露水。一群牲口被赶出村来，走在大路上；一只只云雀在田野里像水中的汽泡一样，扑愣愣地飞起。
巴拉舍夫环顾四周，等着军官从村子里出来。俄罗斯哥萨克以及号手和法国骠骑兵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偶尔相互看看。
一名法国骠骑兵上校，看样子刚从被窝爬起，由两名骠骑兵陪着，骑着一匹喂得饱饱的漂亮灰马从村子里出来。无论是军官和士兵，还是他们的马，身上都有一种得意而炫耀的神气。
这是交战初期，部队尚完好无损，他们进行的是类似检阅式的和平活动。只是像交战初期常见的那样，军装威武整齐，精神饱满，士气旺盛。
法国上校强忍住哈欠，不过很有礼貌。他显然明白巴拉舍夫肩负重任。他带着巴拉舍夫穿过士兵队伍把他送到散兵线后面，告诉他说，他面见皇帝的愿望大概很快就能实现，因为据他所知，皇帝的驻地离此不远。
他们穿过村子到了雷康特村的另一头。沿途有一些法国骠骑兵的拴马桩，哨兵和士兵们都给自己的团长行礼并好奇地打量着俄军制服。据这位上校讲，师长驻扎在离这儿两公里的地方，他将接见巴拉舍夫并送他去要去的地方。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得这片绿野喜气洋洋。
他们刚走到山脚的一个小酒店，从山后迎面驰出一群骑马的人，一个骑黑马的高个子走在马队的前面，马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头戴羽饰软帽，身披红色斗篷，黑色卷发垂在肩上。他双腿前蹬骑在马上，是典型的法国骑马姿势。此人迎着巴拉舍夫奔驰而来，羽饰随风飘动，身上的金银珠宝饰品在六月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法国上校朱尔内恭敬地小声说：“这是那不勒斯王”。这时巴拉舍夫离迎面驰来的这位骑手只有两匹马的距离了，他戴着羽饰、手镯、项圈和金饰，得意洋洋，表情做作。确实，这位便是现在被称为那不勒斯王的缪拉。虽然这个称号毫无缘由，但是大家都这么叫他，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因此就摆出一副比以往更加得意、更加傲慢的架势。他也的确相信自己就是那不勒斯王。离开那不勒斯的前一天，当他与妻子在街头散步时，有几个意大利人高喊：“国王万岁！”，他转身对妻子忧郁地笑了笑说：“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还不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他们了！”
尽管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不勒斯王，尽管他可怜那些被他丢下的臣民，但是最近，在他奉命重服军役之后，特别是拿破仑在但泽会见他时，皇兄对他说：“我封你为王，是为了让你照我的意志，而不是照你的意志来统治”。此后，他便欣然操起了老本行，就像一匹喂足了草料、又没上膘的马一样正好用来干活。他感到自己被贵重的饰品打扮得花花绿绿，被套上马车，便心满意足地驾起车辕在波兰大道上高高兴兴地奔跑起来，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和方向。
看见俄国将军，他摆出国王的姿态，庄严的仰起留有齐肩卷发的头颅，疑惑地看了看法国上校。上校毕恭毕敬地向他报告了巴拉舍夫的使命，但没能说清他的姓名。
“德·巴尔-马舍夫！”那不勒斯王说道（他以自己的果断克服了法国上校的困难，说出了巴拉舍夫的姓），“很高兴认识您，将军。”他摆出国王的宽宏姿态补充道。这位国王讲话的声音一大，语速一快，身上的王威即刻便消失殆尽，变成一副固有的宽厚亲昵的腔调。把手放到巴拉舍夫的马脖子上，这一点他自己也没察觉到。
“怎么样，将军，看来事态在朝战争演变啊。”他说道，似乎对他不能评判的时局表示遗憾。
“陛下，”巴拉舍夫答道，“俄国皇帝不希望发生战争，正如陛下所见……陛下。”巴拉舍夫说，一口一个“陛下”，对一个还不习惯新封号的人频频称呼其封号，难免有些不自然。
听到巴拉舍夫先生的话，缪拉愚蠢地流露出一种满足的表情。但国王这个称号也意味着责任，他觉得作为国王和盟友，有必要和亚历山大的使者谈谈国事。他下了马，拉着巴拉舍夫的手离开恭候在一旁的随从们几步，和他一起来回踱着步，尽力把话说得有分量一些。他说从普鲁士撤军的要求侮辱了拿破仑皇帝，特别是现在，这个要求闹得尽人皆知，这伤害了法兰西的尊严。巴拉舍夫说，这个要求并无任何侮辱人的成分，因为……缪拉打断了他：
“那么您认为发动战争的罪魁不是亚历山大皇帝吗？”他突然说道，脸上露出和善的傻笑。
巴拉舍夫陈述了为何他觉得实际上挑起战争的是拿破仑。
“啊，我亲爱的将军，”缪拉再次打断他的话，“我衷心希望两位皇帝能够解决这起事件，使违背我意愿的这场战争尽快结束。”他说话的语调是那种仆人间谈话的口气，尽管老爷们在争吵，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做朋友。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亲王身上，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回忆起跟他在那不勒斯度过的那段快乐有趣的时光。然后，似乎是忽然想起了自己国王的尊严，缪拉庄重地挺直腰板，摆出在加冕仪式上的姿式，挥动着右手说：“将军，我不再耽搁您的时间了，愿您的出使马到成功。”说完，他抖动着红色绣花斗篷和头上的羽饰，身上的宝石闪闪发亮，回到恭候在一旁的侍从那里。
巴拉舍夫继续前行，照缪拉的意思，他很快便能见到拿破仑本人，但实际上却没能很快见到他。反而像在前沿散兵线时那样，他在下一个村镇他被达武的步兵哨再次拦住。军团长的副官出来带他进村去见达武元帅。
五
达武就是拿破仑皇帝身边的阿拉克切耶夫。是阿拉克切耶夫，但不是胆小鬼。他也是那么勤勉而残酷，除了残酷之外，他不会用别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忠诚。
国家这个机制需要有这样的人，正如自然界需要有狼一样。不管他们的存在以及与政府首脑的亲近让你觉得多么荒唐，但他们却一直存在着，一直露着脸，一直把持着重要位子。阿拉克切耶夫是一个残忍到曾亲手扯掉掷弹兵的胡子，同时又脆弱到不能承受任何危险的人。这样一名既没有修养，又非皇亲国戚的人能在骑士般高贵温和的亚历山大面前把持那么大的权力，只能用以上这一必然性来解释了。
在一户农家的棚子里巴拉舍夫见到了达武。他正坐在一个小圆桶上，忙着写东西（他在核对帐目）。副官站在一旁。本来可以找到更好一点的住处，但达武元帅属于那种刻意把自己置于最阴暗的生活环境中，以便有理由摆出一副阴沉面孔的人。为此他们总是忙忙碌碌，一刻也不闲着。“当你们看见我身处这肮脏的小棚子，坐在木桶上工作时，你们怎么还会想到人类生活会有幸福的一面。”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这么说。这种人的主要乐趣和需要便在于：一旦生活显露出一丁点儿生机，他就用自己那阴沉沉的忙碌对其迎头痛击。巴拉舍夫来的时候，达武就享受到了这种乐趣。当这位俄国将军进来时，他更加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只是透过眼镜看了一眼巴拉舍夫那张生机勃勃的脸——那是由于受到美好的清晨以及和缪拉谈话的影响。他没有起身，甚至动都没动一下，而是眉头紧皱，狠狠地冷笑了一声。
达武从巴拉舍夫脸上看出他对这样的接待很不乐意，他抬起头，冷冷地问他有何需要。
巴拉舍夫推测，达武之所以如此接待他是因为尚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侍从将军，而且是他派去与拿破仑会晤的代表，于是赶忙报上自己的头衔与使命。出其所料，听完巴拉舍夫的话之后，达武变得更加严厉和粗鲁。
“您的公文在哪里？”他说，“把它给我，我来呈交皇帝。”
巴拉舍夫说他奉命要把公文亲自面呈皇帝本人。
“你们皇帝的命令只在你们的军队中有效，而在这里，”达武说，“叫您做什么，您就得做什么。”
似乎是为了让这位俄国将军更加清楚，他现在由这些粗人支配，达武派副官去叫值日兵。
巴拉舍夫掏出装有皇上信件的公文袋，把它放在了桌上（桌子是一张铺在两个圆桶上的门板，上面支楞着两个扯断的合页）。达武拿过信封读了收信人的姓名。
“您完全有权力尊重我，也可以不尊重我，”巴拉舍夫说，“但是请您注意，我有幸荣任皇帝陛下的侍从将军。”
达武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巴拉舍夫脸上显现出的稍许激动和窘迫让他很满足。
“您将得到应有的待遇。”说完，他把信封放进口袋，出了小棚子。
不一会儿，元帅的副官卡斯特雷先生走了进来，把巴拉舍夫带到了为他准备好的住处。
巴拉舍夫和元帅这天就在是在那个小棚子里，在那张圆桶木板桌上用的午饭。
第二天达武很早就出去了。他把巴拉舍夫叫来，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他留在这里，如果接到命令，就和运送行李的部队一起走，并且除了卡斯特雷先生之外，不许和任何人讲话。
经过四天孤寂的日子，巴拉舍夫意识到自己不仅受制于人而且微不足道。特别是不久前他还置身于那种威风八面的环境，现在这种感觉就尤为明显。随元帅的行李和占领整个地区的法军走了几段路之后，巴拉舍夫被带到了已被法军占领的维尔诺，走进了维尔诺城门——四天前他就是由此出来的。
第二天，皇帝的高级侍从蒂雷纳先生来找巴拉舍夫，向他转达了拿破仑皇帝要接见他的意愿。
在巴拉舍夫去应召前往的那间房前，四天前还站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哨兵，而现在却站着两位身着敞胸蓝制服、头戴皮茸帽的法国近卫军，由骠骑兵和枪骑兵组成的护送队，还有衣着光鲜的副官、少年侍从和将军们，他们站在阶前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马木留克兵鲁斯唐的周围恭候他出来。在维尔诺，就在那座亚历山大派他出使的房子里，拿破仑接见了巴拉舍夫。
六
尽管巴拉舍夫对宫廷的奢华习以为常，但是拿破仑皇帝的豪华与侈糜还是令他吃了一惊。
蒂雷纳伯爵带着巴拉舍夫走进一间大会客厅，已有众多的将军、高级侍从、波兰的显贵们等候在这里，其中有不少人巴拉舍夫以前在俄国皇帝的宫廷里见过面，迪罗克说拿破仑皇帝将在骑马散步前接见俄国将军。
等了几分钟后，值班侍从走到大会客厅，恭恭敬敬地向巴拉舍夫鞠了一躬，请他随他过去。
巴拉舍夫走进一间小会客厅，客厅里有一扇通向书房的门，俄国皇帝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委派他出使的。巴拉舍夫独自静候了一两分钟。门后传来起急促的脚步声，书房的两扇门飞快地打开了，开门的侍从恭恭敬敬地站定，候在那里，一切都静了下来，书房里又传来一阵坚定果断的脚步声：这便是拿破仑。他刚刚结束骑马出游前的打扮——身穿蓝色制服，敞开的胸襟里露出一件白色坎肩，垂到滚圆的肚子上，两条短腿上白色鹿皮裤紧紧裹住肉墩墩的大腿，脚蹬一双长统马靴；一头短发显然刚刚梳理过，但有一绺头发垂到宽宽的额头中间；制服的黑领子里很醒目地探出白胖松弛的脖子；身上散发着香水的味道。他下巴前突，年轻丰满的脸上露出只有皇帝在欢迎人时才有的仁慈与宽宏。
他出来了，头稍稍向后仰起，每走一步身体就迅速地轻轻晃动一下。他那短粗发福的身躯、宽阔厚实的肩膀、不由自主向前鼓起的肚子和胸脯都透着一种四十来岁的养尊处优的男人所具有的体面与堂堂仪表。此外，还可以看出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
巴拉舍夫朝他恭恭敬敬地深鞠一躬，他点头回应。他走到巴拉舍夫跟前，他是个珍惜每一分钟时间而且不能容忍说话还要打腹稿的人，他立刻开始了谈话，他相信自己永远都能讲得很好，能讲到点子上。
“您好，将军！”他说，“我收到了您带来的亚历山大皇帝的信，非常高兴见到您。”他用大眼睛看了一眼巴拉舍夫的脸，目光又立刻越过他，看着远处。
显然，他对巴拉舍夫本人一点兴趣也没有。可以看出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自己心里的想法。身外的一切对他来讲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志。
“我不希望，也不曾希望发生战争，”他说，“可是有人逼着我去打仗。直到现在（他强调了这个词）我都准备接受你们能给我的一切解释”。接着他开始简短而清楚地陈述他对俄国政府不满的理由。
从这位法兰西皇帝讲话时所采用的平和友好的语气来看，巴拉舍夫坚信他希望和平，有意进行谈判。
拿破仑说完后用询问地目光看了一眼俄国使者。“陛下，敝国皇帝。”巴拉舍夫开始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话；但法国皇帝盯着自己的目光却让他有些窘迫。“您发窘了，镇定些。”拿破仑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打量着巴拉舍夫的制服和佩剑，似乎在这么说。巴拉舍夫稳住神儿后接着说话。他说亚历山大皇帝不认为库拉金要求发给护照是发动战争的充足理由，库拉金的行为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是他自己的意愿，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战争，和英国也没有任何交往。
“还说没有。”拿破仑插言道，似乎担心自己会感情用事，他皱起眉，轻轻点了点头，以此示意巴拉舍夫可以继续往下说。
讲完亚历山大皇帝吩咐的一切后，巴拉舍夫说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但是谈判必须有一个条件，除非……说到这儿巴拉舍夫迟疑起来：他想起了亚历山大皇帝没有写进信里，不过却命令萨尔蒂科夫一定要写进诏书并吩咐巴拉舍夫务必转告拿破仑的那句话，巴拉舍夫记得这句话：“直到没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但是某种复杂的情感阻止了他，他无法说出这句话，虽然他很想这么做。他迟疑着说：除非法国军队撤回到涅曼河对岸。
拿破仑注意到了巴拉舍夫在说最后一句话时的窘迫，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左腿小腿肚开始有节奏地抖动。他站在原地没动，讲话的声音比原来更高更快。在说下面这些话时，巴拉舍夫几次垂下目光不由自主地观察着拿破仑左腿肚的颤抖，他的声音越高，腿肚抖得就越厉害。
“我希望和平的意愿并不比亚历山大皇帝少，”他说，“难道不是我在十八个月来为得到和平做出了一切？这十八个月来我一直在等待解释。不过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开始谈判？”他皱着眉问道，一只白胖的小手有力地做出疑问的手势。
“将部队撤回涅曼河对岸，陛下。”巴拉舍夫说。
“撤回涅曼河？”拿破仑重复了一遍。“那你们现在是希望我们撤回涅曼河——只是撤回涅曼河吗？”拿破仑重复着，眼睛直视着巴拉舍夫。
巴拉舍夫恭敬地低下了头。
四个月前还要求撤出帕美拉尼亚，而现在只要求撤回涅曼河。拿破仑飞快地一转身，开始在房里踱起步来。
“您说为了开始谈判要求我方撤回涅曼河对岸，可是两个月前却要求我撤回奥德河和维斯拉河对岸，尽管如此，你们还是同意举行谈判。”
他一言不发地从房间的一角走到另一角，又停在巴拉舍夫面前。他的神色严峻，面部冷峻得像块石头，左腿比以前抖得更快了。拿破仑知道自己有左腿抖动的习惯。“我的左腿肚抖动是一种伟大的征兆”，后来他曾这样说过。
“像撤出奥德和维斯拉河那样的要求可以向巴登王子而不是向我提。”拿破仑几乎喊了起来，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料到这点。“就是把彼得堡和莫斯科都送给我，我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你们说是我发动了战争？那又是谁先下到部队的？是亚历山大皇帝，不是我。在我花掉几百万之后，在你们和英国结为同盟之后，在你们处境不妙的时候向我提出谈判？你们找我谈判！你们和英国结盟有何目的？它给了你们什么？”他语速急促，他说这番话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阐明签署和平协议的好处以及讨论它的可能性，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力量，证明亚历山大的错误和失算。
他这段开场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要说明形势对自己有利，要表明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谈判。不过他的话已经开了头，他越说就越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言了。
现在他的话显然只为了抬高自己和侮辱亚历山大，也就是去做会见之初最不想做的事。
“据说你们和土耳其人签了和约？”
巴拉舍夫肯定地把头一低。
“签了和约……”他刚想说，但是拿破仑却没容他说话。看来他只需要自己一个人讲话，于是他也不顾及自己恼怒的情绪，又继续振振有词地讲了起来，被宠坏了的人都喜欢这样。
“是的，我知道你们和土耳其签了和约，但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要是我的话，可以把这两个省送给你们的皇帝，就像我把芬兰给了你们一样。是的，”他继续道，“我曾答应过，而且本可以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但现在他不可能拥有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啦。他本可以将其划入自己的帝国，在自己的朝代里把俄罗斯的版图从波特尼亚湾扩展到多瑙河口。卡捷琳娜大帝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拿破仑说，他越说越激动，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对巴拉舍夫重复着差不多是他在蒂尔西特对亚历山大本人说过的那些话。“他本来靠我的友谊可以拥有这一切的……啊，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多么美好的朝代！”他重复了几次，站住了，从口袋里掏出金制鼻烟壶，用鼻子使劲地吸了一下。
“啊，亚历山大朝本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呀！”
他遗憾地看了巴拉舍夫一眼，巴拉舍夫刚想说点什么，他连忙再次打断了他的话。
“他还指望和寻找些什么靠我的友谊不能得到的东西？……”拿破仑不解地耸着肩膀说。“不，他以为把我的敌人们放在他的周围比较好，那这些人是谁呢？”他继续说道。“他把施泰因、阿姆菲尔特、温岑格罗德、贝尼格森之流招到自己身边。施泰因是被祖国驱逐的叛徒，阿姆菲尔特是个好色之徒和阴谋家，温岑格罗德是法兰西的逃亡者，贝尼格森跟其他人比起来有点像军人，但终归是一个庸人，在一八一七年他毫无作为，只能引起亚历山大皇帝可怕的回忆……假如他们是些有能力的人，对他们也可以加以利用，”拿破仑接着说道，他的话语都快跟不上那些不断涌现的、能够证明他的正确与力量的思想（这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可是连这也不行，不论是对于战争，还是对于和平，他们都不中用。据说巴克莱比他们都能干些，不过按他最初的一些行为来看我不这么认为。而他们都在干些什么？所有这些宫廷近臣们都在干些什么！普弗尔提出建议，阿姆菲尔特争论不休，贝尼格森在研究，而被授权采取行动的巴克莱却不知该如何决定，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只有巴格拉季翁是个军人。他虽然愚蠢，但是果断，有眼力，有经验……而你们年轻的皇帝在这群乌合之众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他们在败坏他的名声，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他的身上。只有身兼统帅的皇帝才应该待在军中，”很明显，他的这些话是对俄国皇帝的直接挑衅。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皇帝渴望成为统帅。
“战争已经开始一周了，你们无法保卫维尔诺。你们被分割成两部分，被赶出了波兰各省。你们的军队在抱怨……”
“正好相反，陛下，”巴拉舍夫说，他吃力地听着这一串串连珠妙语，勉强才记下了人家对他说的这些话，“我们的军队充满了热切的希望……”
“我知道这一切，”拿破仑打断了他，“我知道这一切，我知道你们有多少营，就像知道我自己有多少营一样准确。你们的军队不到二十万，而我的却比你们多两倍。跟您说实话，”拿破仑说道，他忘了他的这句实话不会有任何意义，“说实话，在维斯拉河方向我投入的兵力是五十三万。土耳其人帮不了你们：他们毫不中用，和你们讲和就证明了这一点。瑞典人的命里注定要由在几位疯子国王统治。他们的国王是个疯子，他们废黜了他，又另立了一个贝尔纳多特，这个人立刻便疯了，因为作为瑞典人，只有疯子才会和俄国结盟。”拿破仑狠狠地冷笑了一下，把鼻烟壶又凑到鼻子跟前。
对于拿破仑说的每一句话巴拉舍夫都想反驳，也有话反驳；他不断地做出一些一个人想要讲话时才会有的动作，但拿破仑总是打断他。比如说，有关瑞典人的疯狂巴拉舍夫想说，有了俄罗斯的支持瑞典就是一个孤岛；但是拿破仑生气地喊了起来，要把他的声音给压下去。拿破仑此时正处于那种需要说话，说话，不停说话的恼怒状态，他说话只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的公正。巴拉舍夫感到很难受：作为一名使者，他不想屈尊，觉得有必要进行反驳；但是作为一个常人，面对拿破仑那种忘乎所以、无缘无故的愤怒，他在精神上又感到很压抑。他知道，拿破仑现在说的所有话都没有任何意义，当他冷静下来后，自己都会为这些话感到羞愧。巴拉舍夫站在那里，顺下目光看着拿破仑那双来回走动的粗腿，尽量回避着他的目光。
“你们那些盟友对我来说算什么呀？”拿破仑说，“我也有盟友——是波兰人：他们有八万，打起仗来像狮子一样。他们的人数将达到二十万。”
也许，他对自己明显说了假话以及对面前的巴拉舍夫那副默不做声、听天由命的姿式感到更加生气，他猛地转过身，径直走到巴拉舍夫眼前，两只白手迅速有力地挥动着，几乎喊了起来：
“你们记住，如果你们能鼓动普鲁士反对我，记住，我会把它从欧洲的版图上抹掉，”他苍白的脸气得走了样，一只小手有力地击打着另一只手，“是的，我要把你们赶回到德维纳河、第聂伯河的彼岸，重筑一道阻挡你们的屏障——盲目的欧洲曾容忍你们毁掉这道屏障是一大罪过。对，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这就是你们疏远我所应得的奖赏。”说完，他晃动着厚厚的肩膀默默地在房里踱了几圈。他把鼻烟壶放进坎肩口袋里，又掏了出来，把它放到鼻子跟前闻了几次之后在巴拉舍夫对面站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嘲弄地看了看巴拉舍夫的眼睛，然后压低声音说：“可是你们的皇帝本来可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啊！”
巴拉舍夫觉得有必要进行反驳，便说从俄国方面看来事情并非那么糟糕。拿破仑没有说话，继续嘲弄地看着他，显然没在听。巴拉舍夫说在俄国大家对战争都持乐观看法。拿破仑大度地点了点头，似乎在说：“我知道，这样说是您的职责，但是您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您已被我说服了。”
巴拉舍夫快要说完时，拿破仑又拿出了鼻烟盒闻了闻，用一只脚在地板上敲了两下，这是叫人的信号。门开了，一名侍从官弯着腰，毕恭毕敬地把帽子和手套递给皇帝，另一名侍从递上手帕。拿破仑看也不看他们，转身对巴拉舍夫道：
“请以我的名义让亚历山大皇帝相信，”他拿起帽子说，“我一如既往地忠实于他：我完全了解他，而且非常看重他高贵的品质。将军，不多耽搁您了，您这就会收到我写给贵国皇帝的信。”说完，拿破仑快速朝门口走去。客厅里的人全都拥上前去，跟着下楼了。
七
听了拿破仑对他所说的一切，目睹了拿破仑所发的脾气，又听了最后那句干巴巴的：“将军，不多耽搁您了，您这就会收到我写给贵国皇帝的信”之后，巴拉舍夫确信，拿破仑不只是不想再见到他，而且会尽量回避他，因为他是一个被羞侮的使者，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目睹了拿破仑的无名火，有失身份。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巴拉舍夫当天便通过迪罗克收到了要他参加皇帝宴会的邀请。
参加宴会的有贝西埃、科兰古和贝尔蒂埃。
拿破仑亲切愉快地接见了巴拉舍夫。他不仅没有对自己早晨的发火感到难为情或自责，相反，他还试图让巴拉舍夫振作起来。看来，在他的观念里，拿破仑是不可能犯错的，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是否合乎是非观念，而是因为这些事是他做的。
皇帝在维尔诺骑马出游之后心情格外好。出游时，成群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迎送他，他所途经的每条街道的窗子里都挂着地毯、彩旗和由他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花字，波兰太太们都挥舞着手绢欢迎他。
午宴上，他安排巴拉舍夫坐在自己旁边，对他不仅很亲切，而是似乎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一名近臣，当成那些支持他的计划并为他的成功而高兴的人们之一。闲谈间他谈起了莫斯科，开始向巴拉舍夫询问俄罗斯首都的情况。他的询问不只是像一位好奇的旅行家打听要去的地方，而是似乎确信，作为一名俄罗斯人，巴拉舍夫应该对他的这份好奇感到荣幸。
“莫斯扣有多少人口？多少房屋？莫斯扣真的被称为圣莫斯扣吗？莫斯扣有多少个教堂？”他问道。
在听到有两百多个教堂的回答后他说：
“要那么多的教堂干什么？”
“俄罗斯人笃信上帝。”巴拉舍夫回答。
“不过，大量的修道院和教堂总是一个民族落后的标记。”拿破仑说完转过头看了看科兰古，想听听他对这一论断的评价。
巴拉舍夫恭恭敬敬地表示他不同意法国皇帝的看法。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俗。”他说。
“但是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已经没有类似的情况了。”拿破仑说。
“请原谅，陛下，”巴拉舍夫说，“除了俄罗斯，西班牙也有很多教堂和修道院。”
巴拉舍夫的这个回答暗指不久前法国人在西班牙所遭遇的失败。据巴拉舍夫讲，后来在亚历山大的宫廷中这个回答受到高度评价，不过现在，在拿破仑的午宴上却没有被当回事，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元帅先生们冷漠、困惑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并未明白巴拉舍夫的语气巧妙在哪里。“既使真有什么巧妙之处，那我们也没听出来，或者是它根本就不怎么巧妙。”元帅们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这么说。这个回答根本没被当回事，拿破仑甚至全然没有理会它。他天真地问巴拉舍夫从这里直达莫斯科的路都经过哪些城市。巴拉舍夫在整个午宴上都很警惕，他回答说，正如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大路也通往莫斯科。有很多条道路，这些道路中有一条是查理十二世所选的途径波尔塔瓦的道路。说到这儿，巴拉舍夫不禁为自己成功的回答而得意得脸都红了。不等巴拉舍夫说完最后一个词“波尔塔瓦”，科兰古便说起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这段路途上的种种不便以及自己关于彼得堡的回忆。
午宴之后大家来到拿破仑的书房喝咖啡，四天前这里还是亚历山大的书房。拿破仑坐下，搅着塞夫尔瓷杯中的咖啡，指着身旁的椅子请巴拉舍夫坐下。
人在午饭后常有一种“饭后状态”，它比许多理性的原因都更能使人对自我产生满意之感，让他觉得所有人都是朋友。拿破仑便处于这种状态。他觉得他的周围都是他的崇拜者，他确信，在他的宴请之后巴拉舍夫也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拿破仑带着愉悦又稍带嘲弄的微笑转向巴拉舍夫。
“别人告诉我说，这个房间便是亚历山大皇帝住过的。很奇怪，将军，不是吗？”他这样说，显然毫不怀疑他这样说一定能让对方感到愉快，因为这证明了他的优势——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优势。
对此巴拉舍夫什么也不能回答，他默默低下了头。
“是啊，四天前温岑格罗德和施泰因还在这个房间里开过会，”拿破仑依旧带着那种自信且嘲弄的笑容继续说道。“我不明白的是，”他说，“就是亚历山大网罗了我本人所有的仇敌作为自己的亲信。这是我所……不明白的。他没有想到我也会这样做吗？”他问巴拉舍夫，这回忆显然又勾起了他早晨的怒火，这怒火在他心里尚未熄灭。
“那就让他知道我也会这样做，”拿破仑说着用手推开杯子，站了起来。“我要从德国驱逐他所有的亲戚，符腾堡、巴登、魏玛的所有亲戚……是的，我要驱逐他们。就让他在俄罗斯为他们准备避难所吧！”
巴拉舍夫低下头，他的样子表明他很想告辞。他之所以还在听，是因为他不得不听别人对他说的这些话。拿破仑没注意到他的表情，他不像是在对待自己敌人的使者那样对待巴拉舍夫，而是像对待一个现在已完全忠实于他并且对贬低自己的旧主感到高兴的人。
“亚历山大为什么要统领军队呢？这是为什么呢？打仗是我的职业，他的事业是做皇帝，而不是去指挥军队。他为什么要担这个责任呢？”
拿破仑又拿起鼻烟壶，默默地在房里走了几圈，突然出人意料地微笑着走到巴拉舍夫面前，就好像在做一件不仅重要，而且还能令巴拉舍夫感到高兴的事一样，迅速抬起一只手，自信而随意地伸向这位四十岁俄国将军的脸，抓住他的一只耳朵，轻轻拉了拉，咧嘴笑了一下。
“在法国宫廷里让皇帝拉耳朵被认为是极大的荣耀和恩宠。”
“好了，您怎么一言不发呀，亚历山大皇帝的崇拜者和近臣？”他说道，似乎对于有他在还去作别人的、而不是他拿破仑的崇拜者和大臣这件事感到很可笑。
“给将军的马准备好了吗？”他又问道，对于巴拉舍夫的行礼轻轻低了低头。
“把我的马给他，他要走很远的路呢……”
巴拉舍夫带回的信是拿破仑给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封信。他把这次谈话的所有细节都禀告给了俄国皇帝，于是战争开始了。
八
在莫斯科和皮埃尔见过面之后，安德烈公爵就动身去了彼得堡。他对家人说是去办事，实际上他是为了在那里见到阿纳托里·库拉金公爵，他认为必须见到这个人。他来到彼得堡之后，一直打听的库拉金却已不在这儿了。皮埃尔告知内兄说安德烈公爵要去找他。阿纳托里·库拉金马上得到了陆军大臣的任命，去了摩尔达维亚部队。这时在彼得堡，安德烈公爵见到了一直对自己很不错的老上司库图佐夫将军，后者建议他和自己一起去摩尔达维亚部队，老将军已被任命为那里的总司令。安德烈公爵接到在总参谋部供职的任命后便去了土耳其。
安德烈公爵认为给库拉金写信并提出决斗是不妥的。在没有新的决斗理由之前，安德烈公爵认为自己先提出决斗会损害罗斯托娃伯爵小姐的名誉，因此他寻找与库拉金见面的机会，他打算到时再找个新的借口与他决斗。不过在土耳其军队里他还是没能见到库拉金，安德烈公爵到了土耳其军队之后不久库拉金便回到了俄罗斯。在新的国度，新的生活环境中安德烈过得轻松了一些。未婚妻背叛自己之后，他越是在大家面前掩饰这件事的影响，这次背叛对于他的伤害便越深。对于他来说，过去让他幸福的那种生活环境使他很痛苦，以前曾那样珍爱的自由与独立更令他难受。他不仅不再去想当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天空时脑子里第一次闪现的那些念头，他曾经喜欢和皮埃尔讨论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曾让他在博古恰罗沃，以及后来在瑞士和罗马的孤独中感到充实。但现在他甚至害怕去回忆这些展示过无限光明前景的想法。如今让他感兴趣的只有那些与过去没有联系、离他最近最实际的问题，过去的事离他越远，他便越是贪婪地抓住现在的事不放。仿佛从前他头上的那个遥远无垠的苍穹忽然变得低矮，确定，让他感到压抑，一切都十分明了，没有任何永恒和神秘。
在他所能想到的事务中军务是他最熟悉、最简单的事情。作为库图佐夫司令部中的值班将官，他工作勤奋热忱，他对工作的热心与认真让库图佐夫甚为吃惊。在土耳其没找到库拉金，安德烈公爵认为没必要再追到俄罗斯去找他；不过尽管如此，他知道不管过去多长时间，在他遇到库拉金的时候，尽管他对其充满蔑视，尽管他为自己找了种种不值得降低自己的身份与其发生冲突的理由，但他还是知道，在遇到库拉金时，他无法不找他决斗，正如一个饥饿的人无法不扑向食物一般。在土耳其，安德烈公爵忙碌而耐心地工作，甚至有些虚荣地去追逐名利，以此求得内心的宁静。然而耻辱尚未雪洗，仇恨压在心头未能消释的想法使他很难保持这种人为的平静。
一八一二年，当与拿破仑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布加勒斯特时（库图佐夫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不分黑天白天地和自己那个瓦拉几亚女人混在一起），安德烈公爵请求库图佐夫把他调到西线部队。库图拉佐夫已经厌倦了博尔孔斯基的勤恳，他的工作成了对司令懒散生活的指责。库图佐夫非常乐意放他走，派他去了巴克莱·德·托利那里。
在前往五月时还驻扎在德里萨营地的部队之前，安德烈公爵顺路回了一趟童山。他正好途径童山，离斯摩棱斯克大道只有三俄里。最近三年，安德烈公爵的生活发生了很多转变，他反复思考了许多东西，有了很多见识和感受（他游遍东方与西方），所以当他回到童山，看到一切如旧，没有丝毫变化，生活的进程一如既往时，他感到很是吃惊和意外。他乘车驶进了童山宅院的林荫道，驶进石门时，就像进了一个被施了魔法而熟睡的城堡。宅子还是那么庄重、整洁和宁静，还是那些家具，那些墙壁，那些声音，那些气味，那些怯生生的面孔——只是稍稍老了一些。玛丽娅公爵小姐依旧胆小，难看，日渐老去，在无限的精神痛苦和恐惧中毫无乐趣地白白耗费着自己最好的年华；布里恩小姐仍然快乐地享受着生活的每一分钟，满怀着她最为快乐的希望，心满意足，卖弄风情。正如安德烈公爵感觉的那样，她更加自信了。他从瑞士带回来的家庭教师杰萨利穿着一件俄式常礼服，磕磕绊绊地和仆人们讲着俄语，但还是那位智力有限、有教养、德行好的学究式的家庭教师。老公爵的身体没什么变化，只是嘴边上少了一颗牙，精神仍和原来一样，只不过火气更大，对现实世上发生的一切更加怀疑了。只有尼古卢什卡长高了，变样了，小脸红扑扑的，长了一头深色的卷发，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总是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他噘起漂亮的小嘴唇，就像过世的娇小的公爵夫人一样。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听从这座被施了魔法而沉睡的城堡的一成不变的规律。不过虽然表面上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是自从安德烈公爵离开他们以来，所有这些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还是发生了变化。全家分为两个格格不入而且互相敌视的阵营，现在只是当着他的面才聚在一块——为了他才改变了自己平常的生活方式。一派为老公爵、布里恩小姐和建筑师，另一派包括玛丽娅公爵小姐，杰萨利、尼古卢什卡及所有的保姆和奶妈。
他在逗留童山的这段时间，家里人都在一起吃饭，不过大家都很别扭，安德烈公爵觉得自己是个客人，大家是为了他才破了例，有他在场大家都很拘束。第一天吃午饭时安德烈公爵就不由地感到了这一点，他很少说话。老公爵察觉到他不自然的神态后，也阴沉着脸不说话，吃过午饭便立即回房了。晚上，安德烈公爵过去看他，想尽量逗他开心，便给他讲述小卡缅斯基伯爵的作战情况，这时老公爵忽然和他谈起了玛丽娅公爵小姐，指责她迷信，指责她讨厌布里恩小姐，照他的说法，布里恩小姐是唯一真正忠于他的人。
老公爵说，如果说他有病，那也是被玛丽娅公爵小姐气病的，她总是故意折磨他，惹他生气，她的那些蠢话和娇惯会把小尼古拉公爵教坏的。老公爵很清楚，他在折磨自己的女儿，她的日子很痛苦，但是他也知道，他无法不折磨她，这是她该得的。“为什么安德烈公爵看到了这些也不跟我谈谈他的妹妹？”老公爵想。“他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恶棍或者老糊涂了，无缘无故地疏远自己的女儿而去亲近一个法国女人？他不明白，所以应该给他讲明白，应该让他听听我的想法。”老公爵这样想着，便讲起了他为什么受不了女儿那不可理喻的性格。
“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说，眼睛没看着父亲（他生平第一次责备自己的父亲），“我本来不想说什么；不过您既然问我，那么我坦白地对您讲讲我对这些事的看法。如果在您和玛莎之间有什么误解和不和的话，那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责怪她，因为我知道她是多么敬爱您。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接着说，他的火气上来了，因为他最近总想发火，“那么我只能说一点，如果有什么误解，那么这误解的起因就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女人，她本来就不该成为妹妹的女伴儿。”
一开始，老爷子不错眼珠地望着儿子，不自然地微笑着，露出一个安德烈公爵还没看习惯的新牙豁儿。
“什么女伴儿，我亲爱的？啊？已经谈过了？啊？”
“爸爸，我不想充当法官，”安德烈用恼火生硬的语气说道，“但是您让我说，我便说了，而且我永远都会说玛丽娅公爵小姐没有错，是你们……是这个法国女人的过错……”
“哈，审完了！……审完了！”老爷子小声说道，安德烈公爵感到
他有一丝窘迫，不过接着他突然跳了起来，喊道：“滚，滚！不许你再来这里！……”
安德烈公爵本打算马上就走，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肯求他再住一天。这天，安德烈公爵和父亲没有见面，老公爵没出房门，除了布里恩小姐和吉洪之外谁也不让进去，他问了几次儿子走了没有。第二天临行前，安德烈公爵去了儿子的小房间。这个健壮的，和母亲一样有着一头卷发的小男孩坐到他的膝上。安德烈公爵给他讲起蓝胡子的故事，但是没等讲完便深思起来。他把儿子抱在膝上，心里想的却不是漂亮的儿子，而是想着自己。惹得父亲生气，又即将离开他（生平第一次同父亲争吵），安德烈公爵惊恐地在心里想找到些后悔和惋惜之意，却什么也没找到。对于他来说更主要的是他想寻找从前对儿子的那份柔情，却没有找到。他把孩子抱到膝上爱抚他，本希望能在自己的内心唤起这份柔情。
“嘿，接着讲呀。”儿子说道。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把他从膝上放下来，出了房间。
安德烈公爵一放下自己的那些日常事务，特别是一进入曾让他感到幸福的旧环境，生活的苦恼又像从前一样有力地占据了他的内心，于是他忙着尽快摆脱这些回忆，尽快找个事来做。
“你一定要走吗，安德烈？”妹妹问他。
“感谢上帝，我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说，“非常遗憾，你不能走。”
“为什么要说这些！”玛丽娅公爵小姐说，“为什么现在还说这种话，你要去参加那可怕的战争，他的年纪已这么大了！布里恩小姐说他问起过你……”她一开口说这些，嘴唇便颤抖起来，眼泪开始往下掉。安德烈公爵转过身，开始在房里走来走去。
“啊呀，我的天哪！我的天！”他说，“你只要想一想，什么事，什么人——多么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能给人造成不幸！”他愤怒地说到，把玛丽娅公爵小姐吓了一跳。
她明白他所说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人不仅指给他带来不幸的布里恩小姐，还指那个毁了他幸福的人。
“安德烈，有件事我想请你，我求你，”她碰了碰他的胳膊，含泪的眼睛炯炯地望着他说。“我理解你（玛丽娅公爵小姐垂下了眼睛）。别以为痛苦都是人造成的，人只是他的工具。”她朝比安德烈公爵头顶稍高一些的上方看了看，那熟悉信赖的目光是人们通常在望着安置圣像的老地方时才有的。“痛苦是他给的，而不是人带来的。人只是他的工具，人没有错。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人在你面前犯了错，那就忘掉这些，宽恕他吧。我们没有权利惩罚别人。你就会懂得宽恕的幸福。”
“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会这样做的，玛丽娅，这是女性的美德。但是男人不应该，也不能忘记和宽恕，”虽然在这一刻之前他没去想库拉金，但是未报之仇突然又涌上他的心头，“如果玛丽娅公爵小姐已经在劝我宽恕，那么也就是说我早该去惩罚了。”他想道。于是他再没有回答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话，开始想象他遇见库拉金那令人高兴而又恼怒的时刻，他知道库拉金此时在军中。
玛丽娅公爵小姐求哥哥再多待一天，说她知道，如果安德烈不和父亲和解就这么走了的话，那父亲会非常难过的；可是安德烈公爵回答说，也许他很快就能从部队再回来，他一定会给父亲写信，而现在他待得越久，这争吵便会越厉害。
“再见了，安德烈！记住，不幸来自上帝，人永远没有过错。”这是他与妹妹告别时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事情本该如此！”安德烈在驶出童山住宅的林荫道时想道，“这个可怜无辜的人留下来让一个老糊涂折磨。老爷子知道自己不对，却无法改变自己。我的小儿子在一天天长大，感受着生活的快乐。在生活中他也将和大家一样，被人欺骗或欺骗别人。我现在赶往部队，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希望遇见那个让我鄙视的人，以便给他一个打死我、嘲笑我的机会！”从前也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不过从前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一切都散架了。一些毫无意义、毫无关联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在安德烈公爵的脑海中浮现。
九
安德烈公爵于六月底来到了部队总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驻扎在德里萨河畔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营地里。第二军的部队在撤退，力图和第一军汇合。据说，他们与第一军的联系被法国人的大部队给切断了。俄军所有人都对战事的总体进展表示不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敌军入侵俄国各省的危险，也没料到战火有可能烧到波兰西部各省以外的范围。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岸找到了巴克莱·德·托利，他被派到这里来任职。由于营地附近没有一个大点儿的村子或地方，大量的将军以及随军大臣们便驻扎在河两岸数十俄里几个村落最好的房屋里。巴克莱·德·托利驻扎的地方离皇帝有四俄里远。他冷冰冰、干巴巴地接待了博尔孔斯基，带着德国口音说他将向皇帝请示关于他的任职安排，请他暂时在自己的司令部里供职。安德烈公爵希望能在部队里找到阿纳托里·库拉金，但是他并不在这里；他在彼得堡，这一消息让博尔孔斯基感到高兴。身处这场大战的中心，这吸引了安德烈公爵的兴趣，于是他为自己能够暂时摆脱对库拉金的愤恨而感到高兴。在最初四天里，安德烈公爵未被派往任何地方，便在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营地四处转悠，想凭借自己的知识以及通过与了解情况的人交谈尽可能对营地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是关于该营地是否有利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得到答案。凭自己的军事经验他相信，最深谋远虑的计划在军事上也毫无意义（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远征中所见到的），一切取决于对敌军突然发起的、无法预见的行动所做出的反应，取决于由谁来指挥和如何来指挥整个战事。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熟人力图深入了解部队的指挥层，了解参加指挥的人员和派别的情况，最后他对形势得出如下见解。
皇帝驻在维尔诺时，部队便被分为三部分：第一军由巴克莱·德·托利指挥，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指挥，托尔马索夫指挥第三军。皇帝随第一军行动，但其身份不是总司令。命令中也没说皇帝要亲自指挥部队，只说皇帝将与部队同行。此外，皇帝没有设总司令部，只有一个皇帝行营总部，他手下有担任皇帝行营总务长官的军需总监沃尔康斯基公爵、一些将军、武官侍从、外交官员以及数量众多的外国人，但没有军队的指挥部。除此之外，皇帝身边还有一些没有任何职务的阿拉克切耶夫——前军务大臣、在将军中军衔最高的贝尼格森伯爵、皇储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伯爵、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作战计划的总起草人普弗尔、侍从将军撒丁人保鲁奇、沃尔左根和许多其他人。这些人虽在军中却没有职务，但他们的地位却很有影响力，一个军长，甚至是总司令都常常弄不清楚，贝尼格森，或者亲王，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沃尔康斯基公爵是以什么身份去过问事态发展，提出各种建议，弄不清某个以建议形式下达的指示是他们自己的意图还是皇帝的旨意，不知道是否需要执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近臣们的角度来看（有皇帝在场大家都变成了近臣），皇帝以及所有这些人待在这里的根本意义大家都很清楚。它的意义在于：皇帝虽没有接受总指挥的头衔，却统领着全军，周围的这些人则是他的帮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实的执行者和秩序的维护者，是皇帝的安全卫士；贝尼格森是维尔诺省的地主，他似乎是在尽地主之宜，而实际上他是一名出色的将军，能提出好建议，而且随时可以拿他替代巴克莱；亲王待在这里是因为他乐意这样；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之所以在这里，除了他可以出些好主意外，还因为亚历山大皇帝对他的个人品质评价很高；阿姆菲尔德是一名非常自信的将军，他极端仇视拿破仑，这点对亚历山大永远具有影响力；保鲁奇待在这里是因为他说话大胆而果断；那些侍从将军待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只要有皇帝在的地方，就会有他们；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普弗尔之所以待在这里是因为他起草了这场抗击拿破仑战争得计划，并且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的合理性，他指挥着所有作战行动。普弗尔手下还有沃尔佐根，他能用比普弗尔本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普弗尔的思想。普弗尔是一位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他态度生硬，极端自信，蔑视一切。
除了提到的这些俄国人和外国人之外（特别是这些外国人，因为是在别人的国土上采取行动，他们特别大胆，每天都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新想法），还有很多次要人物，他们待在部队里是因为他们的上司在这儿。
这是一个人才济济且个个都自视很高的庞大人群，在他们忙忙碌碌的各种想法和声音中间，安德烈公爵看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倾向和派系。
第一派是普弗尔和他的追随者，他们是战争理论家，相信有战争科学，相信在战争科学中有不变的规律，如斜行进、迂回等等。普弗尔和他的追随者要求向俄国纵深撤退，按照他们可疑的军事理论中规定的精确原则撤退，任何背离这个理论的行为都被他们视为野蛮、无知和居心叵测。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的王子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以及其他一些人，主要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正好对立。正如通常所见的那样，有了一个极端，就会有另一个极端的代表。还在维尔诺时，这一派的人便要求进攻波兰，摆脱事先制定的各种计划的束缚。此外，这一派的代表主张采取勇敢的行动，他们同时还是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争论中变得更加片面。这是些俄国人：有巴格拉季翁和地位开始上升的叶尔莫洛夫等人。这段时间流传着叶尔莫洛夫的一个著名笑话，好像他曾请皇帝开恩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别的人缅怀苏沃洛夫，常说要做的不是思前想后，不是用大头针在地图上作记号，而是去战斗，去杀敌，据敌于国门之外，不能让军队丧失斗志。
属于第三派的有在前两派之间采取折中的朝臣们，他们最受皇帝信任。这一派的人大都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便属于这一派。他们所想的、所说的都和平常人一样，没有什么信念却又尽量装出有信念的样子。他们说，打仗，尤其是与波拿巴（他又被称为波拿巴了）这样的天才打仗，无疑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意图和对军事科学精深的研究，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个天才；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理论家们经常是片面的，因此不应该完全相信他们，还要听听反对普弗尔的人们是怎么说的，还要听听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有作战经验的人们怎么说，然后取各家之长。这一派人坚持按普弗尔的计划坚守德里萨营地，改变其它两军的行动方向。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不能达到任何目的，但是这一派的人却觉得这样做要好些。
第四派中最有名的代表便是亲王——皇室的继承人，他忘不了奥斯特利茨的失落。那次他像参加检阅一般顶盔挂甲骑马走在近卫兵的前面，本打算威风凛凛地击溃法国人，却不料到了第一线，在一片混乱中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在发表意见时这一派人的优点是坦诚，不足也是坦诚，他们害怕拿破仑，只看到敌强我弱，而且直言不讳。他们说：“除了痛苦、耻辱和毁灭之外，这一切不会有别的结果！我们放弃了维尔诺，放弃了维捷布斯科，还将放弃德里萨，我们能做的明智之举只有一个，那就是趁我们还未被赶出彼得堡，赶快缔结和约！”
这种观点在军队上层很盛行，既得到了彼得堡的支持，也得到了由于其它国务原因而主张议和的一等文官鲁缅采夫的支持。
第五派是巴克莱·德·托利的拥护者，与其说这些人是在拥护他这个人，还不如说是在拥护军务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这个人怎样（他们总是这样开头），他是一位正直能干的人，没有谁比他更好。就把实权给他吧，因为没有统一领导的战争不可能进展顺利，他定会像在芬兰一样，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说我们的军队能够保持秩序和实力，退到德里萨而没有遭受什么败绩，这都归攻于巴克莱。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去换掉巴克莱，那么一切就全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〇七年便暴露了自己的无能。”这一派的人如是说。
第六派是贝尼格森的追随者，他们说的恰恰相反：说到底还是没人比他更能干，更有经验。转来转去，最后还得找他。这一派的人证明说，我们撤退到德里萨河是最可耻的失败和一连串的失误。“他们犯的错误越多越好：至少大家能更快地明白过来，这样是行不通的。现在需要的不是什么巴克莱，而是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早在一八〇七年他便展示了自己的才能，拿破仑本人都给他以公正的评价。人们很乐意认可让这样的人掌权——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贝尼格森。”
第七派是一些将军和侍从武官，在皇帝周围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亚历山大皇帝手下这样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对国君忠心耿耿，但他们不把他当作皇帝来崇拜，而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真诚无私地去崇拜，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〇五年对他的崇拜一样，他们从他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所有美德，而且是人类所有的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称赞皇帝拒绝指挥军队的谦虚，但是又责怪他过分谦虚，他们只希望自己崇拜的皇帝能够增强自信并坚持要他公开宣布成为军队统帅，组建自己的总司令部，亲自统领军队作战，当然在必要时还应征求经验丰富的理论家和实战家们的意见，只要这样就能极大地鼓舞军队的斗志。
第八派为数众多，就众多的人数来讲他们与其他派别的比例是99∶1，他们既不愿意议和，也不愿意打仗；既不愿意进攻，也不喜欢这些防御营地；即不是在德里萨河，也不是其它什么地方；他们不支持巴克莱、皇帝、普弗尔，也不支持贝尼格森；但他们只想着一件事，而且是最关键的事：为自己捞取最多的好处和快乐。
在皇帝行宫这一池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浑水里，可以捞到其它时候想都想不到的好处。这个人只为保住自己的有利地位，今天同意普弗尔的意见，明天又赞同他的反对者，后天又声称自己对某事没有任何看法，目的只是为了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那个人想捞好处，就大声呼喊着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事情，以引起皇帝的注意，他们在会上吵吵嚷嚷，大喊大叫，捶着胸脯向持不同意见的人提出决斗，以此表明自己准备为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还有人索性在歇会时，趁对手不在场，要求对他的尽职尽责一次性发给补贴，因为他知道这时人们无暇拒绝他。有人总是在埋头苦干的时候不经意地出现在皇帝面前。也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参加皇帝的宴会，便拼命去证明某个刚刚发表的见解正确与否，为此还引用一些或多或少算是公正有力的证据。
这一派的人都追逐卢布、勋章和官衔，在这种追逐中他们见风使舵，关心的只是皇帝的好恶，一发现皇帝的风向标偏向某方向，军中这群不劳而食的雄蜂便也朝这个方向吹风，皇帝因此就很难把风向标调向另一方向。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严峻可怕的危险使一切都变得令人不安的情况下，在这场勾心斗角、明哲保身、各种观点和情感剧烈冲突的旋涡中，在这不同种族的人群中，这个只顾个人利益的而且人数最多的第八派给事情添了不少乱子。不管提出什么问题，这群雄蜂就立刻撇下上一个尚未弄清的问题，嗡嗡叫着朝新目标飞来，他们的嗡嗡声遮蔽了真诚的辩论。
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时，从所有这些派别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第九派，开始提高嗓门说话了。这是一些有智慧、有政治经验的长者，他们善于客观地观察行宫总部里发生的一切。在意见对立的各方中，他们独立地思考着摆脱这种动荡不定、犹豫不决、软弱混乱局面的办法。
这一派人所想所说的是，事情主要在于皇帝和他的宫廷武将们不该待在军队，不该把那种宫廷惯有的模棱两可、相互牵制、摇摆不定的关系带到军队，这于军队是有害的。皇帝应该当他的皇帝，而不是指挥军队；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皇帝带着他的朝臣们离开军队；皇帝待在这里，仅安全保障这一项就把五万部队绑死了；一个最差劲、但能独立自主的总指挥也要比一个最优秀、但因皇帝的亲临而受到牵制的总指挥强。
就在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无所事事的时候，这一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务秘书希什科夫给皇帝写了封信，巴拉舍夫和阿拉克切耶也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在信中，希什科夫利用皇帝允许他就整个战事进程发表意见的机会，借口首都的人民需要皇帝去鼓舞斗志，恭请皇帝离开部队。
由皇帝来鼓舞民众的斗志，号召民众奋起保卫祖国——这是对民众最大的鼓舞（何况是皇帝亲临莫斯科），后来这成了俄国获胜的主要原因。这条建议在当初是作为让皇帝离开军队的借口被报呈和采纳的。
十
在这封信还未被呈送皇帝之前，巴克莱在午餐时转告博尔孔斯基，皇帝要亲自召见安德烈公爵，想向他询问一些土耳其方面的情况，安德烈公爵应在晚上六点钟到贝尼格森的住处。
就在这一天，有一条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大的行宫，说拿破仑采取了可能危及俄军的新动作，不过后来证实这个消息是不确切的。这天早上，米绍上校在陪同皇帝视察德里萨防御工事时向皇帝证明，由普弗尔建造的这座防御工事一直被认为是能够置拿破仑于死地的战术杰作，而实际上它却毫无意义，只会毁了俄国军队。
安德烈公爵来到了贝尼格森将军的住处，这是一处不大的地主宅院，紧靠河边。贝尼格森和皇帝都不在，不过皇帝的侍从武官车尔尼雪夫接待了博尔孔斯基，并告知他说皇帝和贝尼格森将军以及保鲁奇侯爵今天再次前去视察德里萨防御营地了，大家开始对营地的适用性产生极大的怀疑。
车尔尼雪夫手拿一本法国小说坐在第一个房间的窗户旁。这个房间以前可能是个大厅，里面摆着管风琴，上面堆着一些挂毯，一个角落里支着贝尼格森一个副官的折叠床。这个副官也在，看样子他是被宴会或者工作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正坐在卷起的铺盖上打盹。出大厅有两个门，一个直接通向以前的客厅，另一个右拐通往书房。第一扇门后传来讲德语、偶尔夹杂着法语的声音。在这个从前的客厅里召集的不是军事会议（皇帝喜欢不确定），而是按照皇帝的意思召集了几个他想知道其对目前的困难有何看法的人。这不是军事会议，而似乎是为了给皇帝本人弄清某些问题而挑选了一些人召开的会议。应邀参加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侍从将军沃尔佐根，被拿破仑称作法国逃亡臣民的温岑格罗德，米绍，托利，根本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还有普弗尔本人。如安德烈公爵听说的那样，他是整个事件的根基。安德烈公爵趁机好好看了看普弗尔：在他到达后不一会儿普弗尔就到了，并在去客厅时停下来和车尔尼雪夫交谈了片刻。
虽然从未见过面，但第一眼看上去，身着俄国将军制服的普弗尔（那制服缝制得很差，穿在他身上很不合身——像是要去参加化妆舞会似的）让安德烈公爵觉得似乎很眼熟。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魏罗特尔、马克、施米德，还有很多安德烈在一八〇五年见过的德国将军理论家的影子，不过他比所有这些人都更典型。安德烈公爵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集上述那些德国将军理论家们的全部特点于一身的德国将军理论家。
普弗尔个子不高，精瘦，不过骨架却很宽，他身形粗壮，臀部宽大，肩胛突显，满脸皱纹，眼窝深陷，前面鬓角一带的头发显然是用刷子匆忙梳理过，后面的头发则一绺一绺朴实地翘着。他神情不安，没好气地环视着左右走进屋子，好像害怕他所走进的这间大屋里的一切似的。他笨拙地握着佩剑，转向车尔尼雪夫，用德语问他皇帝在哪里。看样子他想尽快穿过这些房间，行过礼问候完之后就马上坐到地图前面做事，他觉得那里才是自己应该待的地方。他对车尔尼雪夫的回话匆匆点着头，当听到皇帝去视察他普弗尔按自己的理论亲自构筑的防御工事时，他讥讽地笑了。同其他自信的德国人一样，他用低沉生硬地语气轻轻嘟囔了一句：“愚蠢……一切都要完蛋了……”。安德烈公爵没听清楚，刚想走过去，车尔尼雪夫却把他介绍给普弗尔，说安德烈公爵刚从非常顺利地结束了战事的土耳其赶来。普弗尔瞄了他一眼，那一眼与其说是看安德烈公爵，还不如说是看他身后的某个地方，笑着说了一句：“呃，想必那场战争有正确的战术了。”然后轻蔑地笑了起来，去了那间有人说话的房间。
看来，本来就随时都可能讽刺发火的普弗尔今天特别激怒，因为他们竟敢不带他就去视察他的营地，对它品头评足。安德烈公爵通过与普弗尔短暂的一面，凭着自己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经历，对这个人的个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普弗尔属于那种一成不变、顽固自信到无可救药和宁愿受难的人，只有德国人才常常这样，因为只有德国人才对建立在抽象观念之上的科学——对完美真理的虚假认识如此自信；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论是智慧还是身体，不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都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人自信的理由是：他是世界上体制最完美的国家的公民，因此作为一名英国人，他永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他知道自己作为英国人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好的；意大利人自信是因为他容易兴奋，很容易便忘了自己，也忘了他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懂，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弄懂的。德国人的自信是最糟糕、最固执、最可恶的，因为他自以为知道了他自己臆想出来的真理与科学，但这些对于他来说却是绝对的真理。普弗尔显然就是这种人。他有一套科学，就是斜行进理论，这是他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史中得来的，在最新的腓特烈大帝战争史中、在最新的军事史中所见到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无稽之谈、野蛮行径、乱七八糟的冲突，作战双方犯了那么多错误，因此这些战争都不能称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一八〇六年，普弗尔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之一，不过他认为那次战役的失败丝毫也不能证明自己理论的错误。相反，在他看来对自己理论的背离才是导致失败的唯一原因，于是便用他特有的讥讽口气高兴地说：“我可是说过了，一切就要完蛋了”。普弗尔属于那种对自己的理论热爱到了忘记了它的目的——实际应用——的理论家；对理论的热爱使他仇视任何实践，也不想了解实践。他甚至对这次失败感到高兴，因为这次失败是由于在实践中偏离了他的理论，而这又恰恰证明了他理论的正确性。
他和安德烈公爵及车尔尼雪夫就目前的战事说了几句话，那神态表明他事先就知道一切将会很糟，甚至对此并没有什么不满。后脑勺上那几绺那没梳好的刷子以及在匆忙中理顺的鬓角尤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进了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立刻传来了他低沉的唠叨声。
十一
安德列公爵刚目送普弗尔走出房间，贝尼格森伯爵便匆匆走了进来。他朝博尔孔斯基点了点头，边走边给副官作着什么指示，停也没停便进了书房。皇帝随后就到，因此贝尼格森赶在前面，以便能有所准备，好迎接皇帝。车尔尼雪夫和安德烈公爵来到门口台阶。皇帝下了马，一脸倦容。保鲁奇侯爵热切地给皇帝说着什么，皇帝侧首听着，表情很不满意。皇帝移步前行，看来是想结束谈话，可这位激动得面红耳赤的意大利人却忘了礼仪，跟在皇帝身后继续说着：
“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营地的人……”保鲁奇说道，此时皇帝已经上了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便注视着这张陌生的面孔。
“陛下，关于那个建议在德里萨构筑营地的人，依我看，他只有两个地方可去：疯人院或者绞刑架。”没等他讲完，也好像是没有听见这个意大利人的话，皇帝认出了博尔孔斯基，亲切地对他说：
“很高兴见到你，去他们那里等会儿我。”皇帝进了书房。跟他进去的有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和施泰因男爵，他们进去后门关上了。有了皇帝的允许，安德烈公爵便和早在土耳其便认识的保鲁奇一起进了要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担任着相当于御前参谋长一职。沃尔康斯基从书房里出来，进了客厅，把带来的地图摊到桌上。他提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各位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事情是这样的：夜里得到消息说，法军在包抄德里萨营地（后来证实该消息是假的）。
第一个开口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全新的、无法解释的（只能用他想以此来表明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来解释）方案来摆脱目前的困境：在彼得堡大道与莫斯大道方向构筑阵地，按照他的观点，部队应该在那里集结待敌。看来阿姆菲尔德的这个计划早就拟定好了，他现在提起它并不是为了回答沃尔康斯基的问题（这个计划并不针对他的问题），而只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它说出来。在不了解战争将具有什么性质的情况下，人们有充分理由做出千百万条这样或那样的建议，这条建议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另一些人则表示支持。年轻的上校托利对这位瑞典将军的意见反驳得最为激烈，在争论的过程中他从侧兜中掏出一个写满字的本子，请求大家允许他读一读。托利在其详尽的笔记中提出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和普弗尔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保鲁奇反对托利，他提出向前推进的进攻方案，按他的话说，这是唯一能带我们走出目前的陷阱（他如此称呼德里萨营地）、摆脱情况不明的办法。在这些争论中普弗尔和他的翻译沃尔佐根（他在宫廷中的桥梁）一言未发。普弗尔几次轻蔑地哼着鼻子，转过头去，表明他决不会降低身份去反驳这些废话。不过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康斯基公爵叫他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时，他只说：
“问我干什么？阿姆菲尔德将军提出了一个将后方完全暴露的出色建议。或者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进攻策略，这很好啊！或者退守，也不错。那还问我干什么呢？”他说。“诸位可都比我更清楚。”不过当沃尔康斯基皱着眉说他是代表皇帝在问他的意见时，普弗尔站了起来，突然来精神：
“一切都搞砸了，都弄混了，都想比我高明，现在却又跑来找我：该怎么纠正？没什么可纠正的。一切都应该照我阐述的原则一丝不差地去执行就是了，”他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敲着桌子说道，“有什么困难？胡说，小孩把戏嘛。”他走到地图跟前，用干巴巴的手指戳着地图飞快地说了起来，想证明任何偶然情况都不会改变德里萨营地的合理，一切都考虑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迂回包抄，它必将灭亡。
保鲁奇不懂德语，就用法语问他。沃尔佐根走上前去帮助自己的上司（他的法语不好），给他翻译普弗尔的话，勉勉强强能跟得上他。普弗尔快速地证明说，一切——不仅是已发生的一切，包括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料到了，如果说现在出现了困难，那么所有过失都在于计划没能得到准确的执行。他不停地嘲笑，反复地证明，最后终于轻蔑地停止了自己的证明，就像数学家不再用各种方法去验证已被确证的题目一样。沃尔佐根继续用法语阐明他的思想，偶尔问普弗尔说：“是不是这样，阁下？”普弗尔就像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打起自己人来了，朝沃尔佐根生气地喊道：
“好了，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保鲁奇和米绍两人用法语向沃尔佐根发难。阿姆菲尔德用德语问普弗尔。托利用俄语为沃尔康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听着这些，默默地观察着。
在这些人中间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是那个凶巴巴的、果断而又自信得不可理喻的普弗尔。显然，他是所有在场人中唯一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不对任何人报有恶意的人，他只希望一点：把按照他多年心血得出的理论制定的计划应用于实际。他是可笑的，他的嘲讽也令人不快，不过同时他对思想的无限忠诚又令人尊敬。此外，除了普弗尔，其他所有发言人的言论都有着一八〇五年军事会议上所没有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对拿破仑天才的恐慌，虽然大家都在掩饰这种情绪，但它在每个人的发言中都流露出来了。在他们看来，对于拿破仑来讲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会从所有方向发起进攻，彼此用这个可怕的名字来推翻对方的假设。似乎只有普弗尔认为，拿破仑也像一切反对他的理论的人一样是野蛮人。不过除了尊敬之外，安德烈公爵还觉得普弗尔很可怜。从众朝臣对他讲话时的语气，从保鲁奇能在皇帝面前说出的话，主要还是从普弗尔本人脸上流露的某种绝望表情来看，显然大家都知道他离失势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虽然他很自信，有着德国人的那种喋喋不休的讽刺，但是他那梳理整齐的鬓角和脑后翘起的一绺绺头发的样子还是很可怜。看来，对于能在大规模实验中检验、并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的唯一机会从他身边溜走这件事，他感到很绝望，尽管他在用愤怒和轻蔑掩饰这一点。
讨论进行了很久。讨论得越久，争吵便越发激烈，达到了大喊大叫、人身攻击的程度，因而就越不可能从发言中达成任何共识。安德烈公爵听着这些不同语言的发言，这些假设、计划、反驳和叫喊，对大家说的话感到很惊讶。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早就形成、而且经常出现在脑子里的想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军事科学，因而就没有所谓的军事天才——现在对于他来讲显然获得了完全的真理性。“在环境和条件尚不清楚也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在作战力量无从确定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理论和科学呢？”谁也不能事先就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一天之后我军和敌军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谁也不可能知道这支或那支队伍的力量。有时候，当前面的人不是叫喊着“我们被切断了”然后去逃命的胆小鬼，而是由一个快乐、勇敢的人喊着“乌拉！”那么五千人的队伍抵得上三万人，就像在申格拉本附近一样；而有时五万人却在八千人面前狼狈逃窜，就像奥斯特利茨那次。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科学？实际的情况是，任何事都无法确定，一切都取决于无数条件，这些条件的意义在特定的时刻才被确定下来，而对于这个时刻的到来谁都无法事先知道。阿姆菲尔德说我们的部队被切断了，而保鲁奇说我们令敌军腹背受敌；米绍说德里萨营地的不合理在于它背后是河流，而普弗尔说这正是它的威力所在。托利提出一个方案，阿姆菲尔德提出另一个；所有计划都好，又都不好，所有情况的好处只有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才见分晓。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谈论“军事天才呢”？难道天才就是那个按时命令运来粮草，叫这个往左，叫那个往右的人吗？只因为一些军事家有着权力和光环，一大群无耻之徒便趋炎附势，把他们本不具备的天才品质加在他们身上，便称他们为天才了。正好相反，我所知道的优秀将军们，都是一些傻里傻气或漫不经心的人。巴格拉季翁最为出色，拿破仑本人都承认这一点。还有波拿巴本人！我还记得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他那张洋洋得意的傻相。一位好的统率不仅不需要有天才和其它一些特殊的品质，而且正相反，他应当缺乏那些人类最美好的品质——爱、诗意、柔情、钻研哲理的怀疑态度。他应该头脑简单，坚信自己所做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他就会缺少耐心），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他就会去爱什么人，会有怜悯之心，会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然，自古以来就为他们编造了天才的理论，因为他们有权力。军事活动中取得成绩的功劳并非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队伍中喊着“完了！”还是“乌拉！”的那个人。那么只有在这样的队伍中你才可以满怀自信的服役，相信你是有用的！
安德烈公爵一边听着讨论一边这样想，当保鲁奇叫他时他才缓过神来，这时大家已散开了。
第二天，在阅兵时皇帝问安德烈公爵希望在哪里服役，这次安德烈公爵永远失去了在宫廷内发展的机会，因为他没有请求留在皇帝身边，而是请求到部队去。
十二
罗斯托夫在开战前收到了父母的来信，在信中他们简短地给他讲了娜塔莎生病以及她和安得烈公爵解除婚约的事（他们说是娜塔莎提出的退婚），再次要他退役回家。收到信后尼古拉并没有打算请假或退役，而是给父母写信说他对娜塔莎的病情以及她和未婚夫的分手表示同情，他会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他给索妮娅单独写了封信。
“我衷心爱恋的朋友，”他写道，“除了荣誉，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回乡。可是现在，开战在即，要是我将个人幸福置于对祖国的责任和热爱之上，那么我不仅无颜面对所有的同事，也无颜面对自己。不过这是最后一次离别。请相信，战争一结束，假如我还活着，假如你还爱着我，我将会抛开一切飞到你的身边，永远把你拥入我火热的胸怀。”
的确，只因为开战才耽误了罗斯托夫，使他不能回去——如他所答应的那样——与索妮娅结婚。奥特拉德内的秋猎、冬天的圣诞以及索妮娅的爱情让他看到了前所不知的贵族生活的宁静与欢乐，现在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他。“可爱的妻子、孩子，一大群良种猎犬、十到十二群凶猛的狼犬、操持家业、与邻居交往，还有担任选出的公职！”他想道。可现在战争开始了，应该留在团里。因为就应该这样，再加上尼古拉·罗斯托夫的性格，他对团里的生活倒也满意，也能使自己过得很愉快。
休假回来，尼古拉受到了同事们的热烈欢迎，又被派去为部队采购补充马匹，从小俄罗斯买回一批良马，这使他非常高兴，为此他还受到了长官的夸奖。休假期间，他被提升为骑兵大尉，当全团进入战争状态并扩编时，他又接管了以前的骑兵连。
战争开始了，他所在的团开到了波兰，发了双饷，来了一些新的军官和人员，补充了马匹。而最主要的是，到处都洋溢着战争初期常见的那种兴奋与快乐；罗斯托夫清楚自己在团里的有利地位，全身心地沉浸在服军役的乐趣与满足之中。虽然他知道早晚会离开这一切。
由于国家的、政治的和战术上的各种复杂原因，部队撤离了维尔诺。每一步撤退都伴随着总部里各种利益、意见和情绪的复杂争斗。对于保罗格勒团的骠骑兵来讲，带着充足的给养在夏天最好的时候进行的这次撤退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而且令人愉快。灰心气馁、担心害怕、勾心斗角，这是只有在总部才会有的事情，而在基层部队，谁也不会问自己要去哪里，为什么去那里？如果说对撤退有遗憾的话，那也只是因为要离开住惯了的房间和漂亮的波兰小姐。如果还有人能想到了糟糕的战局，那他也会像一个好军人应该做的那样，尽量快乐起来，不去想整个战争的进程，而只想自己眼前的事情。一开始是快乐地驻扎在维尔诺附近，与波兰地主们结识，等待并接受皇帝和其他高级将领的检阅。然后接到命令向斯文齐亚内撤退，销毁带不走的军粮。骠骑兵们记住斯文齐亚内只是因为这是一座出了名的“醉营”——全军都这么叫斯文齐亚内的驻地；再就是因为在斯文齐亚内，对部队的报怨很多，说他们利用征粮命令，抢夺波兰地主的马匹、马车和毯子。罗斯托夫记住了斯文齐亚内是因为他在到达这个地方的第一天便撤换了无法应付连里所有醉鬼的司务长，他们未经允许便运走五桶陈年啤酒。从斯文齐亚内继续撤退，一直撤到德里萨。接到又从德里萨撤退，已经快到俄国边境了。
六月十三日，保罗格勒团的官兵们第一次正经打了一仗。
六月十二日夜，战斗的前一天，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风雨，电闪雷鸣。一八一二年的夏天经常有暴风雨。
保罗格勒团的两个骑兵连在已被牲口和马匹彻底踩坏的已经抽穗的黑麦地里露营。大雨倾注。罗斯托夫和受他庇护的年轻军官伊利英坐在匆忙搭起来的棚子里。他们团一个胡子留到两腮的军官从司令部回来，正好遇上了雨，就顺便来看罗斯托夫。
“伯爵，我从司令部来。拉耶夫斯基立功的事您听说了吗？”那个军官给他们讲述了他在司令部听到的萨尔塔诺夫卡战役的详细情况。
罗斯托夫缩着进了水的脖子，抽着烟袋，漫不经心地听着，偶尔看看挤在他身边的年轻军官伊利英。这个军官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不久前才加入他们团，现在他和尼古拉的关系就像七年前尼古拉与杰尼索夫的关系一样。伊利英努力在各方面都模仿罗斯托夫，像个姑娘一样爱上了他。
这位叫兹德尔任斯基的留着两撇浓胡子的军官骄傲地说，萨尔塔诺夫卡大坝就是俄罗斯的温泉关，拉耶夫斯基将军在这座大坝上的行动可以与古代英勇相媲美。兹德尔任斯基讲述了拉耶夫斯基如何冒着可怕的炮火带着两个儿子在大坝上一起冲锋。听着他的讲述，罗斯托夫不仅没有对他的兴奋加以肯定，而且相反，他的表情说明他虽然并不想反驳，对别人所讲的东西感到很难为情。在经历了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及一八〇七年战争之后，罗斯托夫凭自己的经验就知道，人们在讲述作战经历时总是说谎，正如他自己在讲述时也会说谎一样；第二，足够的经验让他懂得，战争中发生的一切跟我们所能想象和讲述的完全不同。因此他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的讲述，也不喜欢他这个人，他满脸胡子，还总是习惯性地弯下身子把脸凑近听他讲话的人，这狭小的棚子让他感到憋屈。看着他罗斯托夫默默地想到：“首先，他们所进攻的大坝上应该是非常混乱、拥挤，所以即使是拉耶夫斯基带着自己的儿子冲上去，那也只会对他跟前的十来个人起作用，对别的人不会有任何作用。其他人不会看见拉耶夫斯基和谁在一起，不会看见他在大坝上的行动。而那些看见的人也不会特别振作，因为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拉耶夫斯基的父子温情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国家的命运并非取决于能否攻下这萨尔塔诺夫卡大坝（像别人给我们描述温泉关时所说的那样）。况且为什么要作这样的牺牲呢？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搅和进来呢？要是我的话，我不但不会领着弟弟别佳去冲锋，而且就是伊利英这个与我非亲非故但十分善良的孩子，我也会尽量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保护起来。”罗斯托夫听着兹德尔任斯基的讲述，继续想道。不过他没说出自己的想法：他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他知道，所讲的这件事可以为我军增光，因此应该做出一副毫不怀疑的样子。他正是这样做的。
“受不了啦，”伊利英察觉罗斯托夫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的故事，便说道，“袜子、衣服都湿了，我身上都湿透了，我去找个避雨的地方。雨好像小了点儿。”伊利英出去后兹德尔任斯基也走了。
五分钟后，伊利英踩着泥水啪嗒啪嗒地跑到棚子跟前。
“乌拉！罗斯托夫，快走。我找了个好地方！离这儿二百步远有个小酒馆，我们的人都往那儿去了。哪怕烘一烘衣服也好，而且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也在那儿。”
玛丽娅·亨利霍夫娜是个年轻漂亮的德国女人，是团军医在波兰娶的妻子。这位医生要么是因为没有钱，要么是因为不愿刚刚结婚便和年轻的妻子分开，便带着她随团奔走。爱吃醋的医生便成了骠骑兵军官们经常说笑的话题。
罗斯托夫披上雨衣，叫拉夫鲁什卡带上东西，和伊利英一起走了。他们一路上有时在泥水里磕磕绊绊，有时索性在快停下来的雨中啪嗒啪嗒地走着，远处偶尔有闪电划破黑暗的夜色。
“罗斯托夫，你在哪？”
“在这儿。多亮的闪电！”他们不时说上几句。
十三
废弃的小酒店门口停着医生的带篷小马车，这里已经聚了五六个军官。玛丽娅·亨利霍夫娜是个丰满的德国女人，她一头浅发，身穿短衫，头戴睡帽坐在前面角落里的一条宽凳子上。她的医生丈夫在她身后睡着了。罗斯托夫和伊利英在一片快乐的欢叫和笑声中进了屋。
“咦！你们这儿可真快活。”罗斯托夫笑着说道。
“你们跑哪儿卖呆去了？”
“好啊！看他们身上直淌水！可别把我们的旅店弄湿了。”
“别把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的衣服弄脏了。”几个声音七嘴八舌答道。
罗斯托夫和伊利英赶紧去找一个不至于冒犯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的角落好换下湿透的衣服。他们走到间壁后，想在这里换衣服。但是这个小贮藏室里已被三个军官挤满了，他们点着蜡烛，坐在一个空箱子旁打牌，无论如何都不肯让出地方。玛丽娅·亨利霍夫娜拿出一条裙子给他们当帘子。在这个帘子后面，拉夫鲁什卡给他们拿来了包袱，罗斯托夫和伊利英在他的帮助下脱了湿衣服，换上了干衣服。已经拆毁的炉子里生着火。有人找来一块木板，把它固定在两个马鞍上，蒙上马衣，又弄来了一个小茶炊，一个旅行食品箱和半瓶罗姆酒。大家请玛丽娅·亨利霍夫娜当女主人，其他人都挤在她周围。有人给她递过来一条干净的手帕，让她擦擦那双迷人的小手，有人在她脚下铺上一件匈牙利上衣防潮，有人把雨衣挡在窗口，免得她被风吹着，还有人把苍蝇从他丈夫的脸上轰走，免得他醒过来。
“不用管他，”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羞怯而又幸福地笑着说，“他一夜没睡，就这样也能睡得很香。”
“不，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一个军官答道，“应该为医生效劳效劳。万一将来要锯掉我的胳膊腿儿，他还能关照关照我。”
只有三个杯子，水很脏，都弄不清茶是浓是淡，茶炊里的水只够沏六杯茶，不过能按职位大小依次从玛丽娅·亨利霍夫娜那双胖乎乎的小手（她短短的手指不大干净）接过茶杯倒更有意思。所有军官似乎真的都在这个夜晚爱上了玛丽娅·亨利霍夫娜。连那几个在间壁打牌的军官也很快扔下了纸牌来到茶炊旁边，溶入了这快乐的氛围向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献殷勤。看见自己被一群如此优秀的、彬彬有礼的青年所包围，玛丽娅·亨利霍夫娜整个人都洋溢着幸福，尽管她极力掩饰这一点，尽管身后熟睡的丈夫在睡梦中每动一下，她都很明显地有些胆怯。
勺子只有一个，糖却很多，这样大家就来不及把茶搅匀，所以就决定让玛丽娅·亨利霍夫娜按顺序为每个人搅拌。罗斯托夫拿到了自己的杯子，往里倒了点罗姆酒，然后请求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给他搅拌。
“可是您没放糖呀？”她说道，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似乎不论她说什么，不管其他人讲什么，都非常可笑，还有其它意味。
“我不是要搅糖，我只要您的小手搅一搅就行。”
玛丽娅·亨利霍夫娜同意了，开始找勺子，它不知被谁拿去了。
“玛丽娅·亨利霍夫娜，您就用手指搅吧，”罗斯托夫说，“那就更好喝了。”
“太烫了！”玛丽娅·亨利霍夫娜说道，兴奋得脸都红了。
伊利英拎来一桶水，往里滴了点罗姆酒，请求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用手指搅一搅。
“这是我的杯子，”他说，“只要你把手指放进来，我就都喝掉。”
当大家把茶炊里的水都喝光后，罗斯托夫拿起纸牌请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一起玩“国王”。抓阄定了由谁和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一起玩。照罗斯托夫的建议，游戏规则是这样的，谁当上国王谁就有权亲一下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的小手，而当了“坏蛋”的那个人就要在医生醒来时为他烧上新茶炊。
“哎，要是玛丽娅·亨利霍夫娜当上国王了呢？”伊利英问。
“她本来就是女王！她的命令就是法律。”
游戏刚刚开始，医生那乱篷篷的脑袋忽然从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的身后抬起了。他早就醒了，留心着大家的话，看来他并不认为他们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有什么快乐好笑和好玩的东西。他脸色忧郁而沮丧，也没和军官们打招呼，搔搔脑袋，请求让他出去一下，因为有人挡了他的道。他刚一出去，所有军官都哈哈大笑起来，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的脸红得都流出了眼泪，她在所有军官眼中变得更加迷人了。医生从外面回来后对妻子说（这时她已不再幸福地微笑了，而是惊恐地看着他，等着判决），雨已经停了，应该去马车里过夜，不然东西会被偷光的。
“我派个勤务兵去看着……派两个！”罗斯托夫说。“别这样，医生。”
“我亲自去站岗！”伊利英说。
“不用了，先生们，你们都睡足了，我可有两夜没睡了。”医生说完后阴着脸在妻子旁边坐下，等着游戏结束。
看着医生那张斜视着妻子的阴沉面孔，军官们变得更加快活了，很多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又赶紧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当医生带走妻子在马车上安顿下来之后，军官们盖着湿漉漉的军大衣在小酒店里也躺下了。不过大家很久都不能入睡，回想着医生的惊恐表情和医生太太快活的样子，他们一会交谈几句，一会儿又有人跑到台阶上向大家报告马车里发生的事情。罗斯托夫几次包住脑袋想睡，可是又有某个人的话把他逗乐上，于是又开始交谈，又传出了无缘无故的、孩子般快乐的大笑声。
十四
夜里两点多的时候还没人入睡，这时司务长带来了向奥斯特罗夫纳镇出发的命令。
军官们还是照样说笑着匆忙开始准备，又烧了一茶炊脏水。不过罗斯托夫没等茶烧好便去连里了。天已放亮，雨停了，乌云正在散开。又湿又冷，尤其是穿着还未干透的衣服。罗斯托夫和伊利英从小酒店里出来，两人在昏暗的黎明中看了看医生那辆被雨水冲刷得铮亮的皮革车棚。挡板后露出医生的一双脚，在马车中间的枕头上可以看见医生太太的睡帽，传出熟睡中的呼吸声。
“真的，她很可爱！”罗斯托夫对同他一起出来的伊利英说道。
“多迷人的女人！”伊利英以一个十六岁孩子能有的严肃应道。
半小时后，骑兵连已集合完毕在路上待命。“上马！”一声令下，士兵们便画了个十字开始上马。罗斯托夫骑马走到前面，命令道：“出发！”骠骑兵四人一排沿着栽满白桦树的大路出发了，马蹄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发出吧叽吧叽的声音，军刀叮当作响，大家低声交谈着。骑兵连跟在步兵和炮兵后面。
青紫色的云朵在朝阳的映照下泛出红光，迅速地随风而动。天色越来越亮，乡间小道上常有的茂密小草由于昨天的雨水还湿漉漉的，已清晰可见；白桦树垂下的枝条也是湿的，在风中摇曳，向两旁撒着晶莹的水珠。士兵们的脸也越来越清晰可见了。罗斯托夫和一直跟着他的伊利英骑马走在路旁两排白桦树中间。
作战时罗斯托夫破例没骑军马而是骑了一匹哥萨克马。他是个爱马的行家，不久前给自己弄了匹威猛高大、鬃尾雪白的顿河枣红马，跑起来飞快。骑这匹马对于罗斯托夫来讲是一种享受。他想着这马，想着这清晨，想着医生太太，一次也没去想即将面临的危险。
以前，罗斯托夫去参加战斗时能感到害怕，而现在他一点也不怕了。他不害怕并不是因为他对战火已经习惯了（对于危险是无法习惯的），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在危险面前控制自己的心态。在战斗前，他已习惯去想除了那被认为是最关心的事——即将面临的危险以外的一切事。在他当兵的初期，不管他如何努力，如何责备自己胆小，他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很自然的事了。现在他和伊利英走在白桦林中间，偶尔从枝上扯下碰到手边的叶子，有时用脚碰一碰马肚子，有时头也不回地把吸完的烟斗递给后面的骠骑兵，他那副安详无谓的神态，似乎他是骑马去兜风。他不忍心去看伊利英那紧张得老是说话的脸，凭经验他知道，这个骑兵少尉正处在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和等待的痛苦之中，他知道除了时间什么都帮不了他。
太阳刚从乌云后钻出来，出现在明净的天空中，风便停了，它似乎害怕去破坏这雷雨过后迷人的夏日清晨；还有水滴往下滴嗒，不过已经是垂直落下了，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太阳已完全升起，出现在地平线上，后来又消失在一块狭长的乌云后面。几分钟后阳光冲破乌云，从它的上方照着云朵，显得更加明亮。一切都亮了起来，闪闪发光。此时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似乎在和这种明亮相呼应。
罗斯托夫还未来得及判断这炮声有多远，奥斯捷尔曼-托尔斯泰伯爵的副官便策马从维捷布斯克跑来，命令沿大道快速前进。
骑兵连超过了正在急行的步兵和炮兵，冲下山坡，穿过一个空无人烟的村子，又上了山，马匹开始冒汗，人都满脸通红。
“立定，看齐！”前面传来师长的命令。
“右转弯，齐步走！”前面命令道。
骠骑兵沿着战线走到阵地的左翼，站在位于第一线的枪骑兵后面，右边是我军密集的步兵纵队——这是预备队；在稍上方的山上，纯净的天空中明媚的阳光斜照在天地交接的地方，从那里露出我军的大炮。在前面谷地的后面可以看见敌军的纵队和大炮。从谷地传来了我军散兵线和敌人对射的欢快枪声，他们已经与敌人交上火了。
听到这久违的声音就像听到了最欢快的音乐，罗斯托夫心里高兴起来。嗒嗒——嗒！枪声一会儿突然齐鸣，一会儿又一声接一声连续点射。接着又沉寂下来，接着又像是有人踩在爆竹上一样噼哩啪啦响成一团。
骠骑兵在那里站了将近一个钟头没动地方。炮轰开始了。奥斯捷尔曼伯爵带着随员从骑兵连后面过来，停下和团长讲了几句话后又朝山上大炮那边去了。
奥斯捷尔曼走后，枪骑兵中响起命令：
“成一路纵队，准备冲锋！”他们前面的步兵分成两排，好让骑兵过去。枪骑兵出动了，快马冲向山下左面的法国骑兵，矛头上的小旗在随风飘动。
枪骑兵刚冲下山去，骠骑兵们便接到命令向山顶出发去掩护炮兵。骠骑兵们走到枪骑兵刚才所站的位置时，子弹便从远处散兵线那边飞来。子弹呼啸而过，未击中目标。
这久违的声音比刚才听到的射击声令罗斯托夫更加高兴和振奋。他挺直腰板，察看着山前的战场，全部心思都加入了枪骑兵的行动。枪骑兵已经扑到法国龙骑兵跟前，在那里的一片烟雾中混成一团。五分钟后，枪骑兵开始溃退，但不是退往原地，而是偏左一点。在穿着橙色制服、骑着枣红马的枪骑兵中间和后面，可以看见大群的穿着蓝色制服、骑着灰色战马的法国龙骑兵。
十五
罗斯托夫有着猎人的敏锐目光，他是最先看见那些身穿蓝色制服追赶我军枪骑兵的法国龙骑兵的人之一。被冲散的枪骑兵与后面追赶的法国龙骑兵越来越近了。已能看清这些在山脚下显得很小的人们是如何相互冲撞，追赶，挥舞着胳膊或马刀。
罗斯托夫像是察看捕猎一样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本能地觉得如果现在带着骠骑兵冲上去攻击法国龙骑兵，他们肯定顶不住。如果要发动进攻，那么就应该在现在，就在这一刻，不然就迟了。他看了看自己周围。骑兵大尉站在他旁边，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的骑兵。
“安德烈·谢瓦斯奇扬内奇，”罗斯托夫说，“要知道我们能收拾他们……”
“这倒是个狠招儿，”骑兵大尉说，“可实际上……”
罗斯托夫不等他说完便催马跑到骑兵连前面。他的命令一出口，与他有着同样感受的整个骑兵连都跟在他身后出动了。罗斯托夫自己都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做的这一切跟他在打猎时所做的一样，不假思索，未经考虑。他看见龙骑兵很近了，他们策马疾驰，队形混乱。他知道他们肯定顶不住，知道自己只有一分钟，一旦错过就再也无法挽回。周围呼啸的子弹声让他激动，战马渴望着冲锋，勒都勒不住。他策马发出命令，立刻听见身后已展开队形的全连的马蹄声开始向山下的龙骑兵冲去。他们刚一下山，战马便不由地从奔跑变为疾驰，离我枪骑兵和追在后面的法国龙骑兵越近，跑得就越快。龙骑兵很近了。跑在前面的看见了我军骠骑兵后开始调转马头，跑在后面的稍稍停了下来。罗斯托夫像那次截堵野狼时一样，放开顿河马全力疾驰去截堵队形混乱的法国龙骑兵。一个枪骑兵停了下来，一个步兵扑在地上，以免被踩到，一匹没有人骑的马混在骠骑兵中间。几乎所有的法军龙骑兵都在向回跑。罗斯托夫选中一个骑灰马的人，跟在后面去追。在路上他遇到一丛灌木，这匹骏马驮着他一跃而过，尼古拉刚在马背上坐好，便发现他转瞬便可追上那个被他选中的目标。看样子这个法国人是个军官（从制服上看），他弓身伏在灰马上，用马刀催赶着马。转眼之间，罗斯托夫坐骑的前胸已撞到法国军官的马屁股上，差点把它撞翻。就在这一刻罗斯托夫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举刀朝法国人挥去。
就在他做完这个动作的一霎那，罗斯托夫所有的激情突然消失了。法国军官跌落下马与其说是因为挨了一刀（那一刀只在他的大臂上划了一道口子），还不如说是因为惊吓和马的冲撞。罗斯托夫勒住马，用眼睛去寻找那个敌人，想看一看被他打败的是什么人。法国龙骑兵军官用一只脚在地上跳着，另一只脚套在马蹬里。他恐惧地眯着眼睛，似乎等着第二刀砍下来的那一瞬间。他皱着眉，惊恐地抬头看了看罗斯托夫。他苍白的脸上溅满泥点，浅色头发，很年轻，下巴上有一个小坑儿，眼睛是浅蓝色的。这是一张最最普通的居家过日子的脸，而不是上战场杀敌的脸。罗斯托夫还没有决定该拿他怎么办，这个法国军官就喊道：“我投降。”他急急忙忙地想把脚从马蹬里拿出来，可怎么也抽不出来，惊恐的蓝眼睛一直望罗斯托夫。几个赶过来的骠骑兵把他的脚抽出来后让他骑到马上。四面八方都有骠骑兵与龙骑兵忙活着：一个龙骑兵受了伤，满脸是血，却不肯交出自己的马；另一个搂着骠骑兵的腰，坐在他的马屁股上；还有一个在骠骑兵的搀扶下往马上爬。前面的法国步兵一边逃跑一边射击。骠骑兵带着俘虏匆匆后撤。罗斯托夫和其他人一起回撤，某种不快的感觉压得他心里很憋闷。俘虏法国军官这件事和他砍向他的那一刀使他产生一种复杂而模糊的、自己也说不清的感觉。
奥斯捷尔曼-托尔斯泰伯爵亲自迎接了归来的骠骑兵，他把罗斯托夫叫过去，向他表示感谢并说他要向皇帝汇报他的英勇行为，为他申请乔治十字勋章。当别人叫罗斯托夫去见奥斯捷尔曼伯爵时，他想起自己没有得到命令就发起冲锋，还以为长官叫他去是要处罚他这种自作主张的行为。所以奥斯捷尔曼那些夸赞的话以及要表彰他的许诺本该让罗斯托夫感到十分惊喜，可是那种模糊不清、让人不快的感觉仍然令他在精神上感到恶心。“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难受呢？”从将军那里出来后他这样问自己。“伊利英吗？不是，他安然无恙。我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吗？也没有。这些都不是！”是另外某种类似于后悔的东西在折磨他。“是，是的，是这个下巴上长了个小坑儿的法国军官。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手抬起来后又停住了。”
罗斯托夫看见押送的俘虏，便跟在后面，想看一看那个下巴上长了个小坑儿的法国军官。他穿着自己那件奇怪的制服骑着一匹骠骑兵的备用马，不安地朝周围张望，手臂上的伤几乎算不得什么。他装出笑脸对罗斯托夫挥了挥手作为招呼，罗斯托夫还是觉得不自在，好像什么事让他心中有愧似的。
这一整天和接下来的一天，罗斯托夫的朋友和同事发现他既非郁闷，也不生气，却是一副沉默不语，沉思专注的样子。他喝酒也很勉强，总想一个人呆着，总是想着什么心事。
罗斯托夫一直在想着自己辉煌的功绩，令他吃惊的是这功绩为他带来了乔治十字勋章，甚至还为他赢得了勇士的美誉，但有些东西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懂。“如此看来他们比我们还要害怕！”他想。“那种被称为英勇行为的东西只不过如此？难道我是为了祖国而这样做的吗？那个下巴上长着小坑儿、蓝色眼睛的法国人有什么错？他都要吓死了！他以为我会杀他。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我的手抖了，却被授予乔治十字勋章。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
不过正当尼古拉自己在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却总也不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答案——究竟是什么令他如此难受的时候，如常有的那样，他的军旅生涯时来运转了。在奥斯特罗夫纳战役之后他被提拔，把一个营的骠骑兵交给他指挥，而且在需要勇敢的军官时，便会把任务交给他来完成。
十六
得知娜塔莎生病的消息后，病后尚未痊愈、身体虚弱的伯爵夫人便带着别佳和全家人来到了莫斯科。罗斯托夫一家从玛丽娅·德米特利耶夫娜家搬到了自己的房子里，在莫斯科彻底住了下来。
娜塔莎的病情十分严重，所幸的是这样一来关于她生病的原因、她的行为以及她与未婚夫解除婚约的事都退到第二位，这对她及亲人倒是件好事。她病得太重了：不吃不睡，明显地在消瘦，不停地咳嗽，医生多次暗示，说她有生命危险。这就叫人不能去想在所发生的这一切中有多少是她的错。应当考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帮助她。常有医生来看娜塔莎，又是单独检查又是联合会诊，他们用法语、德语和拉丁语讲了很多，互相指责，开了他们所知道的能治疗各种病症的药方，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患的到底是什么病，就像不可能知道一个活人得的任何一种疾病一样；因为每一个活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总是会得自己特有的、新的、复杂的，某种不为医学所知的疾病。不是医学上记载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一种由这些器官的各种病症组成的无数的综合症之一。这个简单的问题医生是想不到的（就像魔法师不可能想到他的魔法会不灵），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就是治病，为此他们赚到了钱，为了这个事业他们付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过最主要的是——医生们不可能想到这点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疑是有用的，对于罗斯托夫一家来说他们确实有用。他们有用不是因为他们让病人吞下大都有害的药物（这种害处不容易察觉，因为有害药物的剂量很小），不过他们之所以有用、必需和不可或缺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关爱病人的亲人们的精神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总会有假郎中、算卦先生、用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看病的医生）。他们满足了人类希望减轻病痛的永恒需求，满足了人在生病痛苦时所需要的同情及行动。他们满足了人类那永远都需要有人在碰伤的地方揉一揉的需求，这点在小孩身上以最原始的形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小孩碰疼了，马上跑到母亲或奶妈怀里，为的是让大人亲一亲、揉一揉碰疼的地方，当有人把碰疼的地方亲一亲、揉一揉时，他就会好受些。小孩子不会认为比他有力、比他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疼痛。于是减轻疼痛的希望以及母亲在为他揉鼓包时表现出的同情便让他得到安慰。医生们对于娜塔莎的用处在于：他们亲吻并轻揉了她的痛处，让她相信只要马车夫去阿尔巴特街的药房花一卢布七十戈比买回装在漂亮盒子的药粉和药丸，并且不多不少正好每隔两小时用开水给病人冲服这些药粉，一切马上就会好的。
如果没有这些按时服用的药丸，喂给病人的温水，鸡肉饼以及医生
吩咐的所有生活细节，索妮娅、伯爵和伯爵夫人除了看着虚弱的娜塔莎日渐憔悴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呢？遵守医嘱成了亲人的功课和安慰。这些要求越是严格复杂，对亲人的安慰便越大。如果伯爵不知道为了给娜塔莎治病他已花了好几千并且为了治好她不惜再花几千卢布；如果伯爵不知道要是娜塔莎还不见好，他就不惜再花几千带她去国外，在那里进行会诊；如果他没有机会给人讲述梅蒂埃和费列尔没弄懂病情，而弗里兹弄懂了，穆德罗夫的诊断最准确这些细节的话，那么他该如何承受爱女的病情？要是伯爵夫人不能偶尔因为娜塔莎不完全遵照医嘱而和生病的娜塔莎争吵两句，她还能做什么呢？
“这样你永远都好不了，”她说着，由于气恼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如果你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的话。这可开不得玩笑，你有可能转成肺炎。”伯爵夫人说道，在说出这个不止她一人不懂的病名时她找到了很大的安慰。而索妮娅又能做什么呢，如果她不能高兴地意识到为了能随时准确地遵守医嘱，头三天夜里她一直没有脱过衣服；为了不错过让病人服药（装在那个金色小盒里的害处不大的药丸）的时间，现在她夜里也不睡觉。就是娜塔莎自己，尽管她嘴上说什么药都治不好她，说这一切都是胡闹，她还是很高兴能看到大家为了她做出这么多的牺牲，她很高兴需要在特定的时间服药，她甚至为能用不遵医嘱来表明自己不相信治疗以及不拿生命当回事而感到高兴。
医生每天都来，给她号脉，察看舌苔，尽管她神色沮丧，仍和她开玩笑。可是当他出去进到另外一个房间，伯爵夫人急忙跟过来的时候，便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若有所思地摇摇头说，虽然还有危险，不过他仍把希望寄托于这最后一剂药的效果，应该再等等，观察观察，这病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不过……
伯爵夫人悄悄地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后（自己不去注意，也尽量不让医生去注意这个动作），总是带着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身边。
娜塔莎的症状表现为少食，少睡，咳嗽，总是毫无生气。医生都说这病不能不治，所以只好让她留在空气沉闷的城里。一八一二年夏天，罗斯托夫一家也就没回乡下去。
虽然娜塔莎吞服了大量的药丸、药水和药粉，爱好收藏的肖斯夫人收集了一大堆装药的盒盒罐罐，虽然缺少了惯有的乡村生活，但青春还是占据了上风：娜塔莎的痛苦开始被以往生活中的种种印象所遮掩，也不再让她总是痛苦地记挂在心头，她的痛苦正在成为过去，娜塔莎的体力也开始恢复了。
十七
娜塔莎现在平静了一些，但并没有快乐起来。她不仅回避所有外在的乐趣：舞会、兜风、音乐会、看戏，而且她没有一次笑的时候不含着眼泪。她无法唱歌。她刚想笑或者自己一个人试着要唱歌的时候，泪水就把她哽住了：这是悔恨的泪水，是为回忆那些一去不返的纯真岁月而流的泪水；这是沮丧的泪水——自己白白毁了那本该幸福美好的青春生活。她觉得笑声和唱歌尤其是对自己痛苦的亵渎。她根本没有想过要卖弄风情，这都用不着去克制。她说所有男人此时对于她来讲都和小丑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完全一样，她的感受的确是这样。她的内心有一道岗哨，坚决禁止她有任何快乐。她也没有了从前那无忧无虑并满怀期望的少女生活中的种种兴趣。她最常回想的是那个秋天，打猎、老伯以及和尼古拉在奥特拉德内一起度过的圣诞节，这也是让她痛苦的回忆。如果能挽回哪怕是一天那种时光，她有什么舍不得付出呢！可是这一切永远结束了。那时的预感没有错，那种自由自在、敞开心扉接受所有快乐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啦。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想到自己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比别人好，而是比所有人都坏，比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坏很多时，她感到高兴。但这还不够，她知道这一点并且问自己：“接下来还有什么？”接下来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点生活的快乐，而生活还在流逝。看来，娜塔莎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她只是尽力不让任何人感到累赘，不去打扰任何人。她疏远家里的所有人，只有和弟弟别佳在一起时才会感到轻松。她更喜欢和他在一起多待一些时间；有时候，当他俩单独在一起时她会笑。她几乎从不出门，在来访的客人中她只乐意见到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对她的态度极为体贴、小心，同时又极为严肃。娜塔莎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他的这份体贴，所以与他的交往让娜塔莎得到很多快乐。不过她对皮埃尔的这份体贴甚至没有感谢过：她觉得皮埃尔做的所有好事都没费什么力气。皮埃尔善待所有人是那么自然而然，所以他的善良也就算不得什么功劳。有时候娜塔莎发现在她面前皮埃尔有些窘迫和别扭，特别是当他想做点儿令她高兴的事或者担心自己的谈话能勾起娜塔莎痛苦回忆的时候。她注意到了这点并把它归于他惯有的善良和腼腆，照她的想法，他对她和对大家都是这样的。自从那次在娜塔莎最心慌意乱的时刻皮埃尔无意中说出“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就会跪着向她求婚，请求得到她的爱”之后，他再也没有向娜塔莎说起过自己的感情；对于她来讲，说出那些在当时让她十分安慰的话，很显然就像是为了安慰哭泣的孩子而常说的话一样，没有任何意义。这不是因为皮埃尔已结了婚，而是因为娜塔莎觉得在自己和他之间有一道很大的精神障碍（她对库拉金就没有感到这种障碍），她从未想到她和皮埃尔的关系能使她产生爱情，对他来说就更不可能了，甚至不会有那种相互体贴、尊重自我、富有诗意的男女之间的友谊，她知道几例这样的友谊。
在彼得斋戒期要结束的时候，罗斯托夫家在奥特拉德内的邻居阿格拉弗娜·伊万诺夫娜·彼洛娃来到莫斯科拜见当地的圣徒。她建议娜塔莎斋戒，娜塔莎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尽管医生禁止娜塔莎一大早就出门，她还是坚持斋戒，不是家里人常做的那种斋戒，即在家里做三次祷告而已，而是要像阿格拉费娜·伊万诺夫娜那样持斋，即整个星期都持斋，一次晚祷、午祷和晨祷也不错过。
伯爵夫人很喜欢娜塔莎的这分努力。药物治疗没有成效之后，她心里希望祈祷比药物能给娜塔莎更大的帮助，尽管她也担心，也瞒着医生，她还是满足了娜塔莎的愿望并把她托付给彼洛娃。阿格拉费娜·伊万诺夫娜在夜里三点叫醒娜塔莎，不过大部分时候她都已经醒了。娜塔莎担心睡过晨祷的时间，匆忙洗好脸，谦恭地穿上最难看的衣服，披上旧披肩，在清冷的空气中哆嗦着，走到被朝霞照得通亮的空荡荡的大街。娜塔莎听从了阿格拉费娜·伊万诺夫娜的劝告，没有在自己教区的教堂斋戒，而是去了另外一个教堂，用笃信上帝的彼洛娃的话讲，那里的神父极为严格、高尚。教堂里人总是很少。娜塔莎和彼洛娃在左面唱诗班之后的圣母像前面的老地方站定。当娜塔莎在这还不习惯的凌晨时刻望着圣母那张被她面前点燃的烛光以及从窗子射进来的晨光照亮的黝黑面容，聆听着她尽力想去跟上，去理解的祷告词，在这伟大、神秘的事物面前她的心灵沉浸在一种全新的顺从之中。当她听懂了祈祷词时，带有个人色彩的感情便和她的祈祷溶汇在一起；没听懂时，她更加高兴地想，弄懂一切的愿望是一种高傲的表现，人不可能弄懂一切，只要信仰并皈依上帝就行了，此时此刻她觉得上帝主宰了她的心灵。她画着十字，鞠躬行礼。不理解时她为自己的卑劣感到害怕，只求上帝原谅她的一切，宽恕她。她最投入的祷告是悔过祷告。当她一大早走在回家的路上，只能碰到出来干活的瓦匠以及清扫街道的看门人，屋里大家都还在睡觉，这时娜塔莎便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可以从所有自己的罪过中解脱出来过一种新的纯净生活，得到幸福。
在她持斋的这一周，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领圣餐——或者像阿格拉弗娜·伊万诺夫娜快乐地斟词酌句时对她说的那样——与主沟通的幸福对她来讲是如此巨大，她觉得都活不到这个幸福的礼拜日了。
不过这个幸福的日子还是来到了，当娜塔莎在这个令她铭记的礼拜日穿着白纱裙领回圣餐时，几个月来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很平静，不觉得眼前的生活让人难受。
医生这天来给娜塔莎作了检查，嘱咐她继续服用两周前开的药粉。
“一定坚持服用，早晚各一次，”他说道，看来他对自己的成果感到由衷的满意。“只是请更加准时一些。放心，伯爵夫人。”医生一面开着玩笑说，一面灵活地把金币抓在手里，“很快就能又唱又跳了。上次开的药对她很有效，她精神好多了。”
伯爵夫人看了看指甲，吐了口唾沫，面带喜色回到客厅。
十八
七月初，关于战争进程的传闻越来越令人不安地在莫斯科流传着：人们谈论着皇帝的告民众书，说皇帝本人从部队来到了莫斯科。因为在七月十一日之前没有收到诏书和告民众书，所以关于诏书和俄罗斯的局势流传着各种夸张的传闻。说是皇帝离开军队是因为军中很危险，说斯摩棱斯克已经失守，说拿破仑拥有百万军队，只有出现奇迹才能拯救俄罗斯。
一月十一日（星期六）收到了诏书，但还没印好；这天皮埃尔正在罗斯托夫家做客，他答应第二天（星期日）来他们家吃午饭并将诏书和告民众书带来——他能从拉斯托普钦伯爵那里弄到。
这个星期天，罗斯托夫一家像往常一样去拉祖莫夫斯基家的教堂做日祷。这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罗斯托夫一家在教堂前面走下马车时已经是十点钟了，在灼热的空气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在身穿鲜亮浅色夏装的人群中，在林荫路上沾满灰尘的树叶间，在前去交接班的一个营的士兵的军乐声里及白裤子上，在马路上的喧闹中，在烈日刺目的光芒中是那夏日的慵懒以及对现实的满足和不满，在这晴朗炎热的城市里这种气氛尤为明显。拉祖莫夫斯基教堂里会聚了全莫斯科的名流，罗斯托夫家的所有熟人（这一年，大家似乎都期待着什么，很多通常都散住在乡下的富有人家现在都留在了城里）。娜塔莎跟在母亲身旁，走在一个为她们开路的穿制服的仆人后面，她听到了一个年轻人压低嗓子在大声谈论她：
“这就是罗斯托娃，就是那个……”
“瘦多了，不过仍然很漂亮！”
她听见或者她觉得有人提到了库拉金和博尔孔斯基的名字。不过，她总有这种感觉。她总觉得大家看着她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是她身上发生的那件事。娜塔莎身穿一件黑花边的紫裙子走在人群里，心里感到痛苦而麻木。她像一般女人那样心里越是痛苦和羞愧，步态就越是镇定和庄重。她知道自己很漂亮，这也是事实，但是现在这一点却不像从前那样让她感到高兴。相反，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一点却令她越来越痛苦，尤其是在这个明媚炎热的夏日的城市。“又是一个礼拜天，又是一周，”她回想着上个礼拜天在这里的情形自语道：“生活还是老样子，没有生气，环境也是老样子，这个环境中的生活以前曾那么轻松。漂亮、年轻，我还知道现在很善良，以前我很坏，可现在我却很善良，我知道，”她想着，“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谁也不为地白白逝去。”她站到母亲旁边与站在附近的熟人打了个招呼。娜塔莎习惯性地观察着周围女士们的装扮，笑话附近一位太太的举止以及她画十字时用一只手随便比划一下的方式不够体面，接着她又懊恼地想，人们在议论她，她又去议论别人。这时她忽然听见祷告的声音，为自己的卑鄙大吃一惊，也为原先的纯洁又离弃了她而惊诧。
一个端庄文静的小老头念着祷文，他那温和庄严的神情极大地安抚着祈祷者的心灵。圣障的中门关上了，帘子缓缓拉起，一个神秘低沉的声音从那里传出。莫名的泪水充斥了娜塔莎的胸膛，一种既快乐又折磨人的情感令她激动不已。
“教教我吧，我该么做，怎样才能永远悔过，永远悔过，我的生活该怎么过……”她想道。
助祭走到诵经台上，张开拇指，把从法衣下露出来的长发弄好，把十字架放在胸前，开始庄重地大声朗诵祷文：
“让我们一起向主祷告。”
“大家一起，不分等级，没有仇恨，用兄弟之爱联合起来向主祷告。”娜塔莎想。
“为了进入天堂和我们的灵魂得救！”
“为了天使和我们上方的所有神灵。”娜塔莎祷告道。
为战士祷告时，她想起了哥哥和杰尼索夫；为出海的人以及旅者祷告时，她想起了安德烈公爵，她为他祈祷，祈求上帝能原谅自己对他所做的恶；为爱我们的人祷告时，她为家里所有的人——父亲、母亲、索妮娅祈祷，现在她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在他们面前的罪过，感受到了自己对他们的深爱；为所有仇视我们的人祷告时，她为自己想象出一些仇敌以便为他们祈祷。她把债主以及所有和父亲打交道的人都列为敌人，每次想到仇敌时她都会想起那个对她做了那么多恶的阿纳托里，虽然他不是仇恨她的人，她还是很高兴把他作为敌人来为他祈祷。只有在祈祷中她才感到自己有勇气去清楚、平静地去回想安德烈公爵和阿纳托里，与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相比她对这两人的感情简直不值一提；为皇室和正教院祈祷时，她特别虔诚地行礼，画十字。她对自己说，即使是自己不明白，也不能怀疑，仍然热爱正教院并为它祈祷。
做完应答祷告之后，助祭在胸前肩带周围画了个十字念道：
“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主基督。”
“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娜塔莎在心里重复了一遍。“上帝啊，我要将自己交由你主宰，”她想，“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教教我该怎么做，我该把自己的意愿用往何处！带我走吧，带我走吧！”娜塔莎深受感动，在心里急切地说道。她垂下自己消瘦的双臂，没有画十字，似乎在期待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这就把她带走，摆脱自己，摆脱那些遗憾、愿望、自责、期待和罪恶。
在祷告时，伯爵夫人几次回头去看女儿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和深受感动的脸庞，祈求上帝能够帮助她。
在祷告进行到一半时，执事没有按娜塔莎所熟悉的程序祈祷，而是突然拿出一张小凳——就是人们在圣灵降临节那天跪在上面念祷文的那种小凳——放在圣障的中门前。神父戴着一顶淡紫色丝绒尖顶软帽走了出来，理了理头发，吃力地跪了下来。大家一边疑惑地互相打量着，也照着做了。这是刚刚从正教院收到的一段祷文，内容是祈祷拯救俄罗斯免于敌人的侵犯。
“全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主啊，”神父用清晰、朴实、温和的声音开始读道，只有斯拉夫神职人员才会用这样的声音读祷文，这声音能对俄罗斯人的心灵能产生不可抗拒的作用。“全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主啊！请用仁慈宽厚的目光俯视你恭顺的臣民，以仁爱之心倾听我们的声音，宽恕并保佑我们。如今敌人向你的土地发动了进攻，打乱了你的宁静，欲将整个世界毁于一旦，这些不法之徒欲毁掉你的财富，破坏你圣洁的耶路撒冷以及你钟爱的俄罗斯，亵渎了你的神庙，拆毁你的圣堂，玷污我们的圣物。主啊，这些罪人将嚣张到何时？他们将会横行到何时？
主啊！请倾听我们的祷告：用你的力量保佑我们最虔诚和拥有无限权力的伟大皇帝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请垂念其正直与温顺，褒奖其仁慈，让其保护你所钟爱的以色列。请赐福他的意图、创举和事业；请用你万能之手助他，使他的国强大，战胜敌人，就像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击败米甸人，大卫杀死歌利亚一样；保佑他的将士；请将铜弩赐予那些以你的名义奋起抗敌之勇士，赐予他们战斗的力量；请拿起武器和盾牌前来助我，使那些欲加害我们的恶人蒙羞并灭亡，让彼等在你忠诚的将士面前如风中的尘土，愿你强大的天使将彼等羞辱驱逐；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罗网，谁挖的陷阱谁遭殃，愿他们跪倒在你奴仆的脚下，任我们践踏！主啊！你无须费力，多少人你都能拯救；你是上帝，凡人无法与你抗衡。
我们的天父啊！以你永远的仁慈与宽厚感念我们，不要离弃我们，不要厌恶我们的卑微，用你的仁慈之心宽恕我们，用你无比的忠厚宽恕我们的违规和罪行。请将纯洁的心灵赐予我们，复活我们的正义之气，增强我们对你的信仰，赐我们以希望，激励我们相亲相爱，用齐心协力的意志武装我们，以保卫你赐予我们及我们父辈的土地，不让那些罪人主宰你所赐福的人的命运。
我们的主啊，我们信仰你，我们指望你，勿让我们因不能得到你的恩赐而绝望，请显现吉兆，让仇视我们及信仰东正教的人看见它必遭羞辱和灭亡；让万邦皆知，你是上帝，我们是你的仆人。主啊，请给我们以恩赐，拯救我们；用你的仁慈鼓舞你仆人的心灵，打击我们的敌人，让其立刻倒在你忠实仆人的脚下。你是一切寄希望于你的人的庇护者，救助者和胜利的赐予者，光荣归于你，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从现在到以后，直到永远。阿门。”
娜塔莎正处在敞开了心扉的状态，这段祷词对她触动很大。她倾听着祷词中关于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击败米甸人、大卫杀死歌利亚以及毁坏耶路撒冷等每一个词句，她心里充满柔情与温顺向上帝祈求着，不过她还是不大明白在这段祷文中她向上帝祈求了什么。她全心全意地参与祈求复活正义精神，增强心中的信仰和希望，激励人们相亲相爱。但是她不能祈求把敌人踩在脚下，因为几分钟前她还希望有更多的仇敌，以便去爱他们，为他们祈祷。不过她也不能怀疑这段跪诵的祷文。想到敌人因他们的罪孽而遭到惩罚，特别是想到自己也是会因罪孽而受罚时，她心里有一种虔诚而又不安的恐惧，于是便向上帝祷告，祈求他能原谅他们，也原谅她，赐予他们和她以生活的平静和幸福。她感到上帝已听到了她的祷告。
十九
自从那天皮埃尔离开罗斯托夫家，回想起娜塔莎那感激的目光，他望着天上的那颗慧星，感觉到对于他来讲面前展现了一种崭新的东西。这样一来，那个一直折磨他的关于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毫无理智的想法不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了。以前他做什么事做到一半时，便会想到这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为了什么？”而现在对于他来讲取而代之的不是其它问题，也不是对于从前问题的答案，而是想她的念头。不论他听见什么，和别人多么无聊的谈话，不论他读什么书，或者是听说关于人的卑鄙和毫无意义的事情，他都不象从前那样感到惊恐慌不安了；他不再问自己，人们为什么还要那么忙忙碌碌，既然一切都是那么短暂，不可知觉，而是回想着上一次看见她的样子，这样他的所有疑问就都消失了，这并不是她回答了那些摆在他面前的问题，而是一想起她，他便立刻进入到另一种明亮的内心活动中，在这里没有对或者错，这是一个美与爱的天地，为了它应该好好生活。不管他在生活中碰到怎样卑鄙的事，他都会告诉自己：
“即使某个人偷窃了国家和国王，而国家和国王还是对他表示恭敬；昨天她对我笑了并且还让我去做客，我爱她，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这件事。”他想。
皮埃尔依然穿梭于社交界，依然酗酒，依然过着那种荒唐、散漫的生活，因为除了在罗斯托夫家度过的那些时间，还要打发剩下的时光，而他的习惯及在莫斯科结识的熟人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他去过那样的生活。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从战场上传来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娜塔莎的身体开始恢复，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引起他克制的怜悯之情，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莫名的不安控制了他。他感到自己目前的这种状态不会长久，要发生一场灾难，一场会改变他整个生活的灾难，他焦急地在一切事情上寻找这场即将临近的灾祸的预兆。一个共济会的兄弟向皮埃尔透露了下面一段从圣约翰《启示录》里得来的关于拿破仑的预言：
《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行中说道：“这里有智慧；凡有头脑的都可以算出兽的数：这是人类的数，这个数是六百六十六。”
这一章的第五行又说：“又赐予他一张说大话并亵渎的嘴，又赋予他以权力，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法文字母类似犹太数字，前面九个表示个位，其余的表示十位，这样便有了以下含义（法文字母共26个，此处去掉了字母j）：
a b c d e f g h i
1 2 3 4 5 6 7 8 9
k l m n o p q r s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t u v w x y z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按照这个字母-数字排列表写上单词L'empereur Napoleon（拿破仑皇帝），就得出这些字母所对应数字的总和为六百六十六，因此拿破仑就是《启示录》中提示的那个兽。此外，按照这个字母排列，写上单词quarante deux（四十二），即表示那个说大话并亵渎的兽能得势的期限，其中表示这个词组的各个字母数字的总和又是六百六十六，这样便可以得出，一八一二年便是拿破仑掌权的界限，这一年这位法国皇帝已四十二岁。这一预言令皮埃尔很是惊讶，他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设置了这个兽，也就是拿破仑掌权的界限，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力图在这些字母数字的基础上找到问题的答案。皮埃尔写了两个单词作为这一问题的答案：L′empereur Alexandre（亚历山大皇帝）和La nation Russe（俄罗斯民族）？他计算了一下这些字母的数值，可是总和却比六百六十六要么多得多，要么少得多。在一次计算时，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Comte Pierre Besouhoff（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得出的总和还是相差甚远。于是他改变了拼法，用Z代替S，并加了de以及冠词le，不过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时他想到如果他探索的问题的答案就在他的名字中，那么答案中一定要有他的民族。于是他写下了Le Russe Besuhof（俄罗斯人别祖霍夫），然后算出结果为六百七十一，只多了五；而五代表的是“e”，就是在单词L′empereur前面冠词中省略的那个“e”。把那个“e”省略，虽然这样做不对，但皮埃尔却得到了那个答案：L′Russe Besuhof（俄罗斯人别祖霍夫），正好六百六十六。这一发现令他非常兴奋，他不知道《启示录》中预言的这一伟大事件是如何与他发生联系的，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这种联系。他对罗斯托娃的爱情，反基督者，拿破仑的入侵，慧星，六百六十六，L′empereur Napoleon和L′Russe Besuhof——所有这一切汇聚到一起一定会成熟并爆发，把他从空虚无聊并束缚他的莫斯科习气的圈子里拉出来，带着他去实现伟大的功勋和幸福。
在向大家宣读那段祷词的那个礼拜的前一天，皮埃尔答应罗斯托夫家，说能从他熟识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哪里给他们弄来告俄国公民书以及部队的最新消息。早晨他到拉斯托普钦伯爵家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刚从部队回来的信差。
信差是皮埃尔的一个熟人，一个经常出入莫斯科舞会的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能不能帮帮我？”信差说，“我这里有满满一口袋家信。”
这些信件中有尼古拉·罗斯托夫写给父亲的信。皮埃尔拿了这封信，此外，拉斯托普钦伯爵还给了皮埃尔一份刚印好的御颁告莫斯科公民书，给军队下达的最新命令以及最新的传单。在给军队的命令中，皮埃尔在一份伤亡和受奖人员通报中看到了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名字，由于在奥斯特罗夫纳战役中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乔治四级勋章，在同一命令中，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被任命为特种步兵团团长。尽管他不想在罗斯托夫一家面前提起博尔孔斯基，但皮埃尔还是忍不住要把尼古拉受到表彰的消息告诉他们，让他们高兴高兴。于是他把告公民书、传单还有其它命令带在身上好在午饭时亲自送过去，而派人把这个命令和尼古拉的信先给罗斯托夫家送了过去。
与拉斯托普钦伯爵的谈话，他的忧心忡忡和匆匆忙忙的语气，与那位漠不关心地讲述部队里战事如何糟糕的信差的碰面，关于在莫斯科抓到了特务以及秋天之前拿破仑会攻陷俄国两个首都的传单等等传闻，还有皇帝明天要来的谈论——所有这些都以一种新的力量更加激起了皮埃尔的忧心和渴望，自从那颗慧星出现以来，尤其是战争开始以后这种感觉一直没离开过他。
皮埃尔早就有参军的想法，要不是以下原因耽误了他，他早就实现了这个愿望。首先，他是共济会会员，他发过誓，而共济会歌颂永久的和平与消灭战争；第二，看着多数穿着军装，宣扬爱国主义的莫斯科人，他不知为何觉得羞于迈出这一步。而妨碍他参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那种模糊意识：即作为L′Russe Besuhof（俄罗斯人别祖霍夫），他有着那个六百六十六的意义，他注定要参加这个伟大的事业，去终结那个说大话并亵渎的兽的权力，因此他不必采取什么行动，只要等着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就行了。
二十
罗斯托夫家跟往常礼拜日一样，总有那么几个熟人在这儿吃午饭。
皮埃尔来得比较早，以便避开其他外人。
皮埃尔这一年来胖了许多，要不是他个子那么高，四肢那么发达，有足够的力量负担这种肥胖，他会显得很丑。
他气喘吁吁地走上了楼梯，嘴里不知嘟哝着什么。他的车夫已经不问要不要等他了。他已知道，只要是来罗斯托夫家，他就会待到差不多十二点左右。罗斯托夫家的仆人高兴地跑过来帮他脱掉斗篷，接过手杖和帽子。皮埃尔按照俱乐部的习惯，把手杖和帽子留在了前厅。
他在罗斯托夫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娜塔莎。还没等见到她人，还在前厅脱斗篷时他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她在大厅里进行唱谱练习。他知道她自从生病以来就没有唱过歌，所以她的歌声令他很惊讶也很高兴。他悄悄推开门，看见娜塔莎穿着那条做日祷时穿的淡紫色裙子，正在屋子里边走边唱。当他推开门时她正好背对着门口，可当她转过身看见了他那张吃惊的胖脸时，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快步走到他跟前。
“我想再试试唱歌，”她说。“这毕竟是一门功课。”她补充一句，似乎在为自己辩解。
“这太好了。”
“真高兴您来了！我现在有多幸福！”她身上有一种皮埃尔久违了的活力。“您知道吗，尼古拉获得了乔治勋章。我真为他感到骄傲！”
“我当然知道，那条命令就是我派人送来的，好了，我不打扰您了，”他补充了一句，就想去客厅。
娜塔莎却叫住了他。
“伯爵先生，我唱得不好吗？”她红着脸问道，不过并没有垂下眼睛，而是询问地望着皮埃尔。
“不……怎么会不好呢？正相反……不过您为什么要这样问？”
“我自己也不知道，”娜塔莎飞快地说，“不过我不想做任何您不喜欢的事情。我相信您，在一切事情上。您不知道吗，您对我来说多么重要，您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她说得很快，并没有发现在她说这些话时皮埃尔脸都红了。“我在那条命令中也看见了他，博尔孔斯基（她飞快地小声说出了这个姓），他在俄罗斯，又服军役了。您觉得，”她说得很快，看来是急着要说出来，因为她担心自己的勇气用完，“他将来会原谅我吗？他会不会恨我？您怎么认为呢？”
“我觉得……”皮埃尔说。“他没有什么要去原谅的……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回忆立刻使皮埃尔想起了当初安慰她时，他对她说，如果他不是现在的他，而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并且是自由的，那么他就将跪下来向她求婚，于是他又充满了那种怜惜之情，柔情爱意，而且那些话又到了他嘴边。可是她没容他说出这些话。
“而您，您，”她兴奋地说出您这个词，“您是另外一回事，我不知道有谁能比您更善良、更宽容、更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要是那时候没有您，现在也是，我真不知道我会怎样，因为……”泪水突然涌上她的眼眶，她转身拿起乐谱凑到眼睛跟前，又唱了起来，开始在大厅里走动。
这时别佳从客厅里跑了出来。
别佳现在已是一个十五岁的漂亮少年，他满面红光，双唇丰满红润，长得很象娜塔莎。他以前打算读大学，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和同学奥博连斯基偷偷决定去当骠骑兵。
别佳跑出来找自己的同名者，想和他商量商量事。
他求他帮忙打听打听，会不会收他做骠骑兵。
皮埃尔在客厅里踱步，没有听别佳讲话。
别佳拉了拉他的手，以便引起他的注意。
“我的事怎么样，彼得·基里雷奇。看在上帝的份上！唯一的指望就是您了。”别佳说。
“哦，你的事啊。想当骠骑兵是吗？我去说，去说，今天就去说。”
“怎么样，（亲爱的），怎么样，弄到宣言了吗？”老伯爵问。“伯爵夫人在拉祖莫夫斯基家教堂做过日祷，在那听了新祷文。她说非常好。”
“弄到了，”皮埃尔回答。“明天皇帝要来……要召开一个贵族特别会议。听说每千人要召十人去应征当兵。对了，祝贺您。”
“谢谢，谢了，感谢上帝。对了，部队有什么消息？”
“我军又撤退了。听说已到了斯摩棱斯克，”皮埃尔答道。
“我的天哪！天哪！”老伯爵说。“宣言在哪儿？”
“告全体公民书！啊呀，对了！”皮埃尔开始在口袋里翻寻，却没找着。他一边继续拍着口袋，一边吻了吻进来的伯爵夫人的手，不安地环顾四周，显然是在等娜塔莎，这时她已不唱了，不过也没进客厅来。
“真的，不知把它放哪去了，”他说。
“瞧你，总是丢三落四的，”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走了进来，脸色柔和而又兴奋，她坐了下来，默默地望着皮埃尔。她刚一进房间，皮埃尔那张在此之前还沉着的脸一下子鲜亮起来，他一边继续找着文件，一边又看了她几眼。
“真的，我回去一趟，我忘在家里了。一定是……”
“别呀，那样就赶不上午饭了。”
“啊呀，车夫也走了。”
不过索妮娅去前厅找文件，在皮埃尔的帽子里找到了，他无意中把它们夹到帽子里了。皮埃尔本想读一下这些文件。
“不忙，吃过午饭再读，”老伯爵说，看样子他期望读这些文件会带来很大的乐趣。
吃午饭时他们喝了香槟，祝乔治勋章获得者身体健康，申申讲了城里的各种新闻，说老格鲁吉亚公爵夫人生病了，梅蒂维埃从莫斯科消失了，还有人来给拉斯托普钦带一个德国人，并告诉他这是一个香菇（拉斯托普钦伯爵本人就是这么说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叫人把这个香菇放了，说这不是香菇，而只是一个德国老蘑菇而已。
“在抓人了，抓人了，”老伯爵说，“我对伯爵夫人也这么说，叫她少讲法语，现在不是时候。”
“你们听说了吗？”申申说。戈利岑公爵请了俄语老师，正在学俄语（在大街上讲法语变的很危险了）。
“怎么样，彼得·基里雷奇伯爵，要是征兵时您也得去吧？”老伯爵转向皮埃尔说。
吃饭时皮埃尔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听到这句话时他茫然地看了看老伯爵。
“是啊，是啊，是要去打仗，”他说，“不！我算什么军人！而且一切都那么奇怪，那么奇怪！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不知道，我对打仗毫无兴趣，不过目前谁也不能自己说了算。”
午饭后老伯爵舒舒服服地在沙发上坐好，一脸严肃地让索妮娅读告全体公民书，她的朗诵是出了名的。
“我们最早的首都莫斯科全体公民：
强大的敌人入侵了俄罗斯。他们要毁掉我们所热爱的祖国，”索妮娅以自己尖细的嗓音努力地朗读着。老伯爵闭上了眼睛，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发出急促的呼吸声。
娜塔莎坐得笔直，以审视直接的目光一会儿看看父亲，一会儿又看看皮埃尔。
皮埃尔感到了她投向自己的目光，尽量不去回头。伯爵夫人在听到告全体公民书中每一个庄严的句子时都会生气地摇摇头表示反对。在所有这些词句中她看到的只有危险，儿子面临的危险，而这危险还不会很快就过去。申申嘴角挂着讥笑，准备去嘲笑每一个合适的对象：索妮娅的朗诵或是老伯爵说的话，如果没有更好的借口，她甚至会嘲笑告全体公民书本身。
由于大家都用心在听，索妮娅有些紧张。在读完俄罗斯面临的危险以及皇帝寄希望于莫斯科，尤其是显赫贵族们之后，她用颤抖的声音读完了最后几句话：“我很快将亲自到祖国的首都以及其它地方的人民中去，去进行商议，去指挥我们的民兵——那些正在敌人前进道路上阻击他们的民兵，那些无论敌人在哪里出现，都会组织起来打败他的民兵。敌人想要灭亡我们，最终灭亡的一定是他们自己，摆脱了奴役的欧洲将赞美俄罗斯的英名！”
“这才象样！”老伯爵叫道，睁开湿润的眼睛，由于呼哧呼哧的喘息而停顿了一下，就好像有人把一个装有很浓的盐酸瓶凑到他鼻子跟前一样，“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我们将舍弃一切，在所不惜。”
申申刚想开口笑话老伯爵的爱国热情，娜塔莎就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父亲跟前。
“说得多好啊，爸爸！”她吻着他说，不自觉地妩媚地看了皮埃尔一眼，这种妩媚正与活力一起回到了她的身上。
“好一个女爱国者！”申申说。
“才不是女爱国者呢，只不过是……”娜塔莎不高兴地回答。“您觉得什么都可笑，可这根本不是玩笑……”
“真是不玩笑！”老伯爵重复道。“只要他一句话，我们都会行动起来……我们才不是什么德国人……”
“而您注意了没有，”皮埃尔说，“书里说过了‘去进行商议。’”
“不管上面说去进行什么……”
这时候，被大家忽略的别佳走到父亲面前，他满脸通红地说道：
“现在，爸爸，我坚决地告诉您，——还有妈妈，如果也想知道的话，我坚决地宣布，请您送我去当兵，因为我不能……就这些……”别佳正在变声，他的嗓音一会粗一会细。
伯爵夫人恐惧地抬起眼睛望着天空，举起两手轻轻一拍，生气地对丈夫说：
“你就说吧！”她说。
不过老伯爵马上从紧张中回过了神儿。
“好了，好了，”他说。“这儿又冒出个军人来！别胡闹了，还是应该上学。”
“这不是胡闹，爸爸。费佳·奥博连斯基比我还小呢，他也去，最主要的是反正现在我什么也不学，现在正当……”别佳停了下来，脸红得冒了汗，不过还是说完了：“正当祖国危险的时候。”
“够了，够了，胡闹……”
“可您自己都说了，将舍弃一切。”
“别佳，我告诉你，闭嘴，”老伯爵喊道，回头看了看妻子，她脸色苍白，怔怔地望着儿子。
“我跟你们说了，彼得·基里洛维奇也说……”
“我告诉你，这是胡扯，乳臭未干就想去当兵！好了，好了，我告诉你，”老伯爵拿着告全体公民书，看样子是想在休息前在书房里再读一遍，从房里走了出去。
“彼得·基里洛维奇，走，我们去抽袋儿烟……”
皮埃尔正处于尴尬与犹豫之中。娜塔莎那双与以往不同、充满活力的明眸不断亲热地望着他，这让他感到尴尬和犹豫。
“不，我，似乎，该回家了……”
“回什么家呀，您不是打算在我们这儿过晚上的吗……而且您现在很少来了。而我们这位……”老伯爵指着娜塔莎好心地说，“只有您在这儿时她才会快活些。”
“对，我忘了……我必须得回家……还有事……”皮埃尔匆忙说道。
“那就再见吧，”老伯爵说着走出了房间。
“您为什么要走呢？您为什么心绪不佳？为什么？……”娜塔莎问皮埃尔，挑衅似地盯着他的眼睛。
“因为，我爱你！”他想说，但是没说出来，脸红得快流出了眼泪，垂下了眼睛。
“因为我最好少来你们这儿……因为……，不，只是我还有事而已。”
“为什么？不，您告诉我，”娜塔莎本想坚持，但忽然又不作声了。他们两个又惊慌又窘迫地对望着。他试图笑一笑，却没笑出来，他的笑表达出来的是痛苦，于是他默默地吻了吻她的手离开了。
皮埃尔暗自决定再也不去罗斯托夫家了。
二十一
别佳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回到自己屋里，锁住门谁也不让进，在那里伤心地哭了。当他阴沉着脸，带着一双哭红的眼睛出来喝茶时，大家装做什么都没看见。
第二天皇帝驾临了。罗斯托夫家的几个仆人请假去看皇帝的圣容。这天早上，别佳穿衣服花了很长时间，他像大人一样梳头，整理衣领。他皱着眉头站在镜子前面，摆着姿式，耸耸肩膀，终于，谁也没告诉一声，戴上帽子从家里后面台阶走了出去，竭力不让人发现。别佳决定直接去皇帝的驻地，直接对某个侍从说（别佳觉得皇帝周围永远都有侍从），他，罗斯托夫伯爵，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却希望为国效力，年轻并不能成为忠诚的障碍，他准备好……别佳在心理准备好了许多豪言壮语要对侍从说。
别佳觉得自己可以成功见到皇帝是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别佳甚至想象着大家会怎样惊讶于他的年少），同时，他想通过自己理好的衣领，梳好的发型以及缓慢稳重的步伐来显示自己的老成。不过他越是往前走，就越是注意那些聚到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就忘了去保持成年人所特有的那种稳重与缓慢。当他走近克里姆林宫时，他已经开始考虑可别让人给挤着，他坚决地向两侧撑开手臂，做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可到了圣三一门后，别看他样子很坚决，还是被人群挤到墙边——人们可能不知道他是带着多么强烈的爱国之情来克里姆林宫的。他只好乖乖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等车子都进去，别佳就想比别人先往前去，他坚决地用双肘去挤，首先就挤到了站在对面的一个农妇，她生气地朝他喊道：
“干嘛呢？小少爷，看大家都站着呢！有什么好挤的！”
“那就都挤吧，”仆人说，他也开始用双肘推人，把别佳挤到了门口一个散发着臭气的角落里。
别佳用双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理了理被汗浸软的衣领，在家里时他象大人一样把这衣领整理得很好。
别佳觉得自己的样子很不体面，担心自己这个样子即使到了侍从面前也不会让他见皇帝的。可是由于拥挤已不可能整理衣服或者换一个地方。坐车经过的将军中有一个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别佳本想请他帮忙，不过又觉得有悖于男子汉气概。当所有车都过去之后，人群一拥而上，把别佳也挤到了广场上，这里已站满了人。不光是广场上，还有斜坡上，屋顶上，到处都是人。别佳一到广场，就清楚地听到整个克里姆林宫充满了钟声以及人们的欢声笑语。
有一阵子广场上比轻松，可是忽然所有人都脱了帽，向前涌去。别佳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喊着：“乌拉！乌拉！”别佳被推挤着，他踮起脚，可除了自己周围的人什么也没看见。
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同样的表情，那就是恭顺与兴奋。站在别佳旁边的一个女商人放声大哭，眼泪从她眼睛里往下流。
“父亲，天使，老天爷！”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抹着眼泪。
“乌拉！”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喊。
人群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会儿，很快又向前涌去。
别佳不顾一切地咬紧牙关，象野兽一样瞪大眼睛，用双肘推挤着，喊着“乌拉，”向前挤去。此时此刻，他好像要把自己和所有人都杀了似的，可是他周围的人也都有同样的野兽般的表情，也都喊着“乌拉”向前挤。
“这才是皇帝！”别佳想。“不，我不能自己向皇帝提出请求，这实在是太大胆了！”尽管他一直使劲往前挤，前面人群的身后出现了一块空地——铺着红地毯的过道；可这时人群却开始往后退（在前面，警察在推开靠军队太近的人们，皇帝正从宫里前往圣母升天大教堂），忽然别佳腰部的肋骨被人撞了一下，整个人被挤住，他一下子两眼发黑，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时，一个脑后有一绺灰白头发，身穿破旧蓝色长袍，看样子大概是教堂执事的神职人员正一只手扶住他，另一只手拦着挤过来的人群。
“把小少爷挤坏了！”执事说。“别这样……轻点……挤坏人了，挤坏人了！”
皇帝进了圣母升天大教堂。人群散开了，执事把面色苍白、呼吸困难的别佳带到炮王那里。有几个人可怜别佳，忽然整个人群又朝他挤过来，他周围又拥挤起来。离他近的那些人过来帮他，解开他的衣服，把他放到炮顶上，责备那些挤他的人。
“这样会挤死人的，这是怎么回事！简直是杀人行为！看看，多可怜，脸白得象桌布似的！”人们说着。
别佳很快清醒过来，脸上恢复了红润，疼痛消失了，不过多亏了这临时出现的不幸，他才在大炮上有了个地方，从这里他希望能看见将要返回的皇帝。别佳现在已不想提什么请求了。只要能看皇帝一眼，他就觉得很幸福了。
在圣母升天教堂作礼拜——迎接皇帝驾临以及为与土耳其缔结和约的感恩祈祷结合在一起。这时人群稍稍散开了，出现了一些卖克瓦斯、蜜糖饼和别佳特爱吃的罂粟籽的小贩在不时地吆喝，这时又听见一些平常的交谈。一个女商人指着自己被撕破的披肩说，说那是她花了很多钱买的，另一个女人说，现在所有丝绸料子都开始涨价了。那个救了别佳的执事和一个小官员谈论着现在是谁和谁会同大主教一起主持礼拜。执事重复了几次“会同”一词，这词别佳听不懂。两个小市民正在和几个嚼核桃的女仆开着玩笑。所有这些谈话，尤其是和女仆们的玩笑对于别佳这样年龄的人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不过现在却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坐在炮顶上，想着皇帝以及自己对他的热爱时依然非常激动。别人挤他时的那种疼痛与恐惧和兴奋混合在一起，使他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忽然从沿河大道那边传来了礼炮声（这是庆祝与土耳其签订和约的礼炮），于是人们又朝沿河大道方向挤去，去看放炮。别佳也想往那跑，不过担当起保护这位小少爷责任的执事不让他去。还在放炮的时候，从圣母升天教堂里便跑出来了一些军官、将军和侍从，然后又走出一些人，步伐已不是那么匆忙，人们又脱了帽。那些跑去看放炮的人又往回跑。最后，从教堂里走出了四名身穿制服、佩戴绶带的男子。“乌拉！乌拉！”人群又开始喊了起来。
“是哪一个！哪一个是！”别佳带着哭腔问周围的人，可是没有人搭腔，大家都太投入了。别佳就从四个人中选了一个，由于兴奋，泪水涌上了别佳的眼，他无法看清这个人，却还是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此人身上。虽然这个人并不是皇帝，他还是用发狂的声音喊了起来：“乌拉！”他决定明天无论如何都要去当兵。
人群跟在皇帝身后跑着，一直把他送到皇宫才散开。已经很晚了，别佳什么也没吃，身上汗如雨下，但他没回家，而是和一大群人站在皇宫前面（人数虽有明显减少，但人群仍然很庞大），在皇帝用午膳的时候，望着皇宫的窗子，期待着什么，很羡慕那些乘车来到台阶前与皇帝共进午餐的达官贵人们，也同样羡慕在窗口闪现的那些伺候皇帝用餐的仆人们。
进餐时瓦鲁耶夫回头望了望窗外说：
“人们仍想见见陛下。”
午饭结束了，皇帝起身去吃一块饼干，来到了阳台上。人群，包括别佳在内，朝阳台涌去。
“天使，父亲！乌拉，老天爷！……”别佳和人群一起喊着，又有几个农妇和包括别佳在内的比较软弱的男人幸福得哭了起来。皇帝手中的饼干还剩挺大一块，碎了，掉在阳台的栏杆上，又从那里落到了地上，一个身穿紧腰长外衣的车夫离得最近，他朝这块饼干扑过去，抓在手里。人群中又有几个朝车夫扑过去。皇帝注意到这种情形便叫人拿来一盘饼干，从阳台上往下扔。别佳双眼充血，被挤伤的危险更刺激着他朝饼干扑过去，他不知道这为了什么，可是他需要从皇帝手中拿到一块饼干，他不能退让。他一扑挤倒了一个去抓饼干的老太太。老太太虽然倒在地上（她伸手抓饼干却没够着），却并不认输。别佳用膝盖挤开她的手，好像害怕来不及似的用已经沙哑的嗓子又喊了一句“乌拉！”
皇帝离开了，此后大部分人开始散去。
“我就说了，还应等一等——等对了吧，”四面传来人们高兴的声音。
不管别佳有多么幸福，他知道这一天的所有快乐都结束了，就忧郁地往家走去。别佳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没直接回家，而是去找同学奥博连斯基，他也十五岁，也要去当兵。回到家之后，他果断而又坚决地宣布如果不让他去，他就逃走。这样，第二天，虽然还未完全屈服，伊里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还是去打听怎样才能把别佳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二十二
在这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五日早晨，在斯洛博达宫旁边停了无数马车。
大厅挤得满满登登。前一半是穿着制服的商人，后一半是戴着奖章，留着大胡子，穿着蓝色长衫的商人。贵族会议厅里人声嘈杂，熙熙攘攘。在皇帝画像的下面的一个大桌子旁，有几个达官显贵坐在高背靠椅上，不过大部分贵族还是在大厅里来回走动。
那些皮埃尔每天在俱乐部或在他们家里都能见到的贵族都穿着制服，有人穿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有人穿着保罗时代的，有人穿着新式的亚历山大时代的，还有人穿着普通的贵族制服，于是制服的这一共同点为这些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熟悉的面孔增添了一种奇怪又玄妙的意味。尤其使人吃惊的是那些老眼昏花、牙齿掉光、秃头谢顶、面色黄肿或者满脸皱纹、骨瘦如柴的老人。他们都坐在位子上不作声，即使是走动或说话，也是去找稍微年轻点儿的人。正如皮埃尔在广场人群中看到的面孔一样，所有这些人的脸上也都有着惊人的共同矛盾：一方面期待着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方面又惦记着平常的琐事：昨天波士顿的牌局啦，厨子彼得卢什卡拉，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健康啦等等。
皮埃尔一大早就裹上了那件不合身、紧巴巴的贵族制服来到了大厅。他很激动，参加这次特别会议的不仅有贵族，还有商人——三级会议——这又勾起了他一连串早就抛在一边，但却深深印在心里的关于社会契约和法国革命的想法。在告全体公民书中他注意到关于皇帝将驾临首都与人民进行商讨的词句更加坚定了他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觉得有什么重大的事正在临近，这是他早就期待的，于是他到处走来走去，仔细观察倾听着人们的谈话，可是哪儿都没能找到一点点迹象，能表明他所感兴趣的那件事正在临近。
宣读诏书引起了一阵欢呼，接着大家便互相谈论着散开了。除了平常关心的话题外，皮埃尔听见人们在谈论皇帝进来时首席贵族应该站在哪里，什么时候为皇帝举办舞会，是各县分组还是全省一起讨论……等等。可是当话题一涉及到战争，谈到为什么召开贵族会议时，人们的谈论便显得犹犹豫豫，不清不楚了。大家更希望听听别人怎么说，而自己则少说话。
一位威武英俊的中年男子身穿退伍海军服，站在一个大厅里说着什么，他周围聚了一些人。皮埃尔走到这群人跟前，仔细听了起来。伊里亚·安德烈伊奇身穿一件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督军服，面带愉悦的微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所有人他都认识。他也走到这群人跟前，就像他平常听别人讲话时那样，脸上永远带着善良的微笑，他对讲话者表示同意时赞许地点点头。这位退伍海军讲话非常大胆，这点从听众脸上的表情便可以看出来，皮埃尔熟悉的几个最温和的人有的不以为然地从他身边走开，有的出言进行反驳。皮埃尔挤到人群中间仔细听，确信讲话者的确是个自由派，不过完全不是皮埃尔想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派。这位海军军人声音宏亮动听，用的是贵族式的男中音，用动听的法语腔发“P”音，吞掉辅音，这种声音就像是在喊“倒茶、拿烟来”等等。他习惯用这种带有嚣张和命令的口吻讲话。
“斯摩棱斯克人建议皇帝组织民兵。难道我们要听命于斯摩棱斯克人吗？如果莫斯科省高尚的贵族觉得有这必要，那么他们可以用其它方式向皇帝陛下表明忠心。难道我们忘了一八〇七年的民兵吗？只不过养肥了那些吃教堂饭的人和盗贼……”
伊里亚·安德烈伊奇伯爵露出甜甜地微笑，赞许地点着头。
“还有，难道我们的民兵对国家有益处吗？没有任何益处！只会毁了我们的经济。最好还是征兵……不然回到你们身边的既不是士兵，也不是农民，而是浪荡子！贵族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全体上战场，还要招募新兵，我们所有人，只要王上一声令下（他把皇上说成了王上），我们都可以去为他牺牲生命，”那个演讲者又慷慨激昂地加了一句。
伊里亚·安德烈伊奇激动得直咽唾沫，他推了推皮埃尔，可皮埃尔也想讲话，他挤到前面，情绪激昂，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动，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刚要张嘴说话，一个已掉光牙齿的议员打断了皮埃尔，这个议员站在刚才那个演说者的跟前，那张聪明的脸十分愤怒。他显然惯于进行辩论和把握问题，声音不大，但却能听得见：
“我认为，先生，”他吧嗒着脱光牙齿的嘴巴说道，“召集我们到这里不是为了讨论此刻什么对于国家更适合——征兵还是组建民兵。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响应皇帝陛下发出的告全体公民书，至于征兵还是组建民兵哪个便合适，还是留给最高当局去讨论吧……”
皮埃尔忽然找到渲泄激昂情绪的突破口。他要狠狠驳斥这位墨守陈规的议员，驳斥他对贵族目前的使命持有狭隘的观点。皮埃尔走上前打断他。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将要说些什么，不过他还是充满激情地开了口，偶尔夹杂着一些法语和俄语中的书面语。
“请原谅，阁下，”他开始道（皮埃尔和这位议员很熟，不过他觉得在这里必须和他用正式的称谓），“虽然我不同意，这位先生的观点……”（皮埃尔卡了一下，他本想说我尊敬的论敌），“不同意这位先生的观点……（这位我尚未有幸认识的先生），不过我认为，贵族阶层除了表示自己的同仇敌忾和兴奋之外，到这里还应该讨论哪些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的祖国。我认为，”他更加振奋起来，“如果陛下从我们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些为他献上农奴的农奴主，一些只能当炮灰的人，却不能为他出谋划策，那么他是不会满意的。”
不少人注意到议员的蔑笑以及皮埃尔放纵的言论后便走开了。只有伊里亚·安德烈伊奇对皮埃尔的讲话很满意，正如他对那位海军军人兼议员的演讲也很满意一样，总之他对最新听到的话都会很满意。
“我认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皮埃尔继续道，“我们应该问一问皇帝陛下，毕恭毕敬地请他向我们通报一下，我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我们的部队现在状况如何，然后……”
还没等皮埃尔说完这些话，人们忽然从三个方向同时向他发难。最起劲的是他的波斯顿牌友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他们早就认识并一直对他怀有好感。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穿着制服，不知是因为制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皮埃尔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很陌生。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脸上忽然出现了老年人的那种愤怒，朝皮埃尔喊道：
“首先，告诉您，我们没有权力向皇帝陛下问这个，其次，即使俄罗斯贵族有这样的权力，那皇帝也不能回答我们。部队随着敌军的动向而相应地行动，——部队在不停地减员、增员……”另一个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的男子今天穿上制服也变了样，皮埃尔以前在茨冈人那儿见过他，知道他牌技很差。他挤到皮埃尔跟前，打断了阿普拉克辛。“现在不是发表议论的时候，”这位贵族说，“而应该行动：俄罗斯在经历一场战争。我们的敌人在前进，要毁灭俄罗斯，要凌辱我们祖先的坟墓，掠走我们的妻儿，”他捶着自己的胸部，“我们大家都要奋起，全体行动起来，为了皇帝父亲而战！”他两眼充血喊道。人群里传来几声赞许。“我们俄罗斯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皇帝、祖国，不惜流血。我们要让欧洲看看，俄罗斯人是如何奋起保卫俄罗斯的，”这个贵族喊道。
皮埃尔想反驳，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觉得不论他讲的话有什么意义，都不能象那位热情的贵族那样被大家听到。
伊里亚·安德烈伊奇站在人堆后面表示赞同，有几个人在演讲结束时麻利地朝讲话者转过身去说：
“对，这是这样！就是这样！”
皮埃尔想说他并不反对捐款，不反对出人，甚至不吝惜自己，但为了帮助皇帝陛下，应该了解战事的进展，可他却说不出来。很多人都在喊着，在同时讲话，以至伊里亚·安德烈伊奇都来不及对每个人点头表示同意；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一边嗡嗡地议论着，一边走进大厅，朝那张大桌子走去。皮埃尔不仅无法讲话，而且还被人粗暴地打断，推开，就像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被疏远。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他讲话的内容不满，——大家把它连同后面大部分发言都忘了，——只不过为了鼓舞人心，需要有明确的爱与恨的对象。在那个热情的贵族之后又有许多人发表了演讲，大家说的都是同一个腔调。很多人都说得慷慨激昂、标新立异。
人们认出了俄罗斯公报的出版者格林卡（人群中有人说“大作家，大作家”），他说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见过一个在电闪雷鸣中还能微笑的孩子，可我们不能做这样的孩子。
“对，对，在电闪雷鸣中！”后排有人赞同地重复道。
人群走到大桌子跟前，桌旁坐着一些穿着制服，佩着绶带，白发苍苍或者秃头谢顶的七十岁左右的达官贵人，这些人皮埃尔差不多都见过，见过他们在家里和小丑们在一起的情形，见过他们在俱乐部打波士顿牌的样子。人们走到桌前，仍在议论纷纷。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干脆两个人一起说，有些人被后面拥过来的人挤到高背靠椅上。站在后面的人发现发言者还有什么话没说完，赶忙把漏掉的补上。另一些人在这闷热与拥挤中，绞尽脑汁想出点主意，赶紧把它说出来。皮埃尔认识的这些达官贵人坐在那里，一会看看这个，一会又看看那个，大部分人脸上的表情都说明了一点——他们很热。皮埃尔觉得自己很激动。这时，那种要显示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用声音和表情而不是用讲话内容来表达自己的这一共同愿望也感染了他。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不过觉得在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想要补充一下。
“我说的是只有当我们了解我们的需要时，我们做出的牺牲才更加适合。”他尽力压过其它声音喊道。
一个离他最近的老头看了他一眼，立刻又被人群那头的一个叫喊声吸引了过去。
“是啊，莫斯科将要投降！她要成为赎罪品！”一个人喊道。
“他是人类的敌人！”另一个声音叫道。“请听我说……先生们，你们挤着我了……”
二十三
这时，拉斯托普钦伯爵快步走进大厅，贵族们早为他让开一条道来。他身穿将军制服，肩上斜披着绶带，下巴前突，目光灵活。
“皇上马上就到，”拉斯托普钦说，“我刚从那里来。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必多发议论。是皇上把我们和商人召集起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道。“那边（他指了指商人们待的大厅）将捐出几百万卢布，而我们应做的事是提供民兵和不吝惜自己……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起码的事！”
达官贵人们在桌旁坐下开始讨论，会开得非常平静。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为了不千篇一律，有人说了“同意”，下一个便说“我也是这个意见”等等。经历了刚才的喧闹，现在听他们说话，让人觉得有些沉闷。
会议决定由书记起草一份莫斯科贵族的决议：同斯摩棱斯克的贵族一样，莫斯科贵族也出百分之一的人，同时提供全副装备。会议结束后，达官贵人们如释重负。他们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以便活动活动腿脚，而且还顺便挽起某个人的胳膊，和他交谈起来。
“皇上！皇上！”突然，这喊声传遍了各个大厅，所有的人都朝门口跑去。
皇上沿着两边站着贵族的宽阔通道进了大厅。大家的脸上都露出敬畏和好奇的神情。皮埃尔站得相当远，不能完全听清皇上的话。他只听出皇上谈到了国家的危险处境，谈到他寄托在莫斯科贵族身上的希望。有一个声音说：刚才通过了贵族的决议。
“诸位！”皇上用颤抖的声音说；人群发出了一阵簌簌声，立刻又安静下来了，皮埃尔清楚地听见了皇上富有人情味的悦耳声音，直到他深受感动。他说：“我从没有怀疑过俄国贵族的忠诚。但是今天这份忠诚超出了我的预料。我代表祖国感谢你们，诸位，行动起来吧，——时间是最宝贵的……”
皇上打住话头，人群拥在他的周围，四下里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是的，皇上说的……比什么都宝贵。”伊里亚·安德烈伊奇在后面哭着说到，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但是对这一切他有自己的理解。
皇上从贵族大厅走到商人大厅。他在那里待了大约十分钟。皮埃尔和大家都看见皇上从商人大厅出来时眼里含着感动的泪水。后来才知道，在商人那里，皇上还没开口，眼泪就夺眶而出，他讲话时声音一直颤抖着。当皮埃尔看见皇上时，他正好由两个商人陪着走了出来。一个是皮埃尔认识的胖胖的包税人，另一个是商人首领，他有一张黄瘦的脸，尖下巴颏。两人都在哭。那个瘦子含着眼泪，而胖胖的包税人就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嘴里反复地说：
“陛下，请接受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吧！”
皮埃尔此刻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只想表明他无所畏惧，他准备牺牲一切。他觉得自己那有着立宪倾向的言论是错误的；他在找机会改正。当他听说马蒙诺夫伯爵打算提供一个团时，便立即向拉斯托普钦伯爵表示，他愿出一千人并提供他们的全部给养。
老罗斯托夫激动地向妻子讲着这些，边说边哭，他立刻同意了别佳的请求，并亲自去替孩子报了名。
第二天，皇上走了。所有召集起来的贵族都脱下了制服，又各自回到家里和俱乐部里，唉声叹气地吩咐管家们去办关于民兵的事，并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惊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