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_第三部

一

理解运动的绝对连续性，是人类的智力力所不及的。只有从这种运动中随机截取若干片断进行分析，人类才能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但与此同时，由于把连续运动切分为不连续片断的随意性，人类大部分的错误判断也由此而生。

古代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说的是阿基琉斯永远追不上他前面的乌龟，尽管阿基琉斯的速度比乌龟快十倍。因为每当阿基琉斯走完他和乌龟间的这段距离，乌龟就会向前爬这段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基琉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乌龟又爬了这段距离的百分之一，以此类推，永无止境。这个问题在古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导致这个问题（阿基琉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无法解决的原因，是把运动任意切分为不连续的单位，而实际上阿基琉斯和乌龟的运动是连续不断的。

我们所取的运动单位越小，也就越接近于问题的答案，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只有设想一个无穷小的数和由它产生的十分之一小的级数，算出这个几何级数的和，我们才能得到该问题的答案。数学当中的一个新领域已经有办法解决无穷小数的问题，因此在更加复杂的运动问题方面，以前认为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它都可以给出答案了。

这个古人未知的数学新领域在研究运动问题时，设想出无穷小的数，也就是使最主要的运动条件（绝对连续性）得以恢复的数，这样就可以纠正人脑不可避免要犯的错误，因为人脑不是去研究连续的运动，而是研究运动的个别单位。

在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时，同样如此。

人类的运动是无数人任意行为的结果，而这个运动是连续的。

了解这个运动的规律是基于历史学的目的。但要想了解人的任意行为总和的连续运动着的规律，人类的智能总是假想有任意的、不连续的单位存在。历史学的第一种方法，是随意抽取几个连续的事件，把它们独立于其它事件来分析，事实上，任何事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开端，因为一个事件总是另一个事件的延续。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的行动，比如沙皇或统帅，作为所有人的任意行为的总和来分析，而事实上，所有人的任意行为的总和永远不会表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中。

历史学在其发展中总是分析越来越小的单位，以求接近真理。但不论历史所取的单位多小，我们觉得，假设有孤立的单位存在，假设某一现象有开头，假设所有人的任意行为都表现于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中，那么这些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只要批评家所选取的作为观察对象的孤立单位更大或更小一些，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任何历史结论土崩瓦解，不留下丝毫影响。批评家总是有权这样做，因为历史片断是可以随意切分的。

只有选取无穷小的单位作为观察对象――历史的微分，即人们共同的趋向，并且运用积分的方法（即获取这些无穷小数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认识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的前十五年，欧洲出现了数百万人参加的不同寻常的运动。人们放下自己平常做的事，从欧洲的一边跑到另一边，他们抢掠、残杀、狂喜、绝望，改变了几年间生活的进程，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运动，这个运动始而来势汹汹，继而日渐衰退。人们的智力不禁要问：“这个运动的原因何在？它是按什么规律发展的？”

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我们叙述了巴黎的一幢楼房里几十个人的言行，被其谓之曰“革命”。然后又详细地讲述了拿破仑和几个支持和反对他的人的生平，讲述了这当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最后说：这就是此次运动的原因，这就是此次运动的规律。

但人的理智不仅不相信这个解释，而且还直言不讳地说，这种解释方法是不对的，因为用这种方法解释的话，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现象当成了一个最重要现象的原因。人们任意行为的总和造就了革命和拿破仑，也正是这些任意行为的总和容忍了它并毁灭了它。

“然而，每当有征服，就有征服者；每当国家发生变革，就出现伟人”，历史学如是说。人的理智回答：确实，每当出现了征服者，就发生了战争，然而这并不能表明征服者就是战争的根源，也并不能在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找到战争的规律。每一次，当我看自己的表，看到时针指向十点，就听见附近的教堂在敲祈祷的钟声，但如果根据指针走到十点就开始敲祈祷的钟声，我无权得出结论说，时针的位置就是教堂钟声响起的原因。

每一次，当我看见机车开动，就听见汽笛声，看见阀门打开，车轮转动，但我无权由此得出结论说，汽笛声和车轮的转动是机车开动的原因。

农民说，暮春会刮冷风，因为这是橡树发芽的时节，确实，每年春天橡树发芽时都刮冷风。但是，尽管我不知道在橡树发芽时节刮冷风原因何在，我却不同意农民所说的刮冷风的原因就是橡树在发芽，因为风力是不受橡树发芽影响的。我看到的仅仅是各种生活现象中条件的巧合，我知道，不论我怎样认真地观察时针、阀门和火车车轮以及橡树幼芽，我都无法弄清祈祷的钟声、火车的开动和春天刮风的原因。为此，我应当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察点，去研究蒸汽、教堂的钟和风的运动规律。历史学也应该如此。这种尝试已经有人做了。

要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对象，别去管那些沙皇、大臣和将军们，而去研究支配着普通大众的同类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说不出，这种方法能让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历史规律，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规律，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人的头脑无需付出历史学家们描述各个帝王将相的活动并就这些活动叙述自己看法所花精力的百万分之一便可认识历史规律。

二

操着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了俄国。俄国军队和百姓避免交战，步步后退，一直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波罗金诺。法军速度越来越快，直逼这次行动的目的地――莫斯科。越接近目标，它的加速度越大，犹如自由降落的物体，越接近地面，物体的速度越快一样。身后是几千俄里没有粮草补给、只有仇视它的国家，而前方距目的地只剩下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感觉到这一点，似乎只凭着一种惯性，入侵在自然而然地向前推进。

随着一步步退却，俄军对敌人的仇恨情绪越来越烈；随着一步步退却，俄军集聚起来的力量越来越壮大。最后双方军队在波罗金诺遭遇了，遭遇之后双方军队都没溃散，但俄军立刻后退是必然的，就像一个球碰上另一个比它速度快的球一样，它肯定要弹回来。而快速进攻的球必然会向前滚动一段距离（尽管在碰撞时它所有的力量都丧失殆尽）。

俄国人撤退一百二十俄里，退出了莫斯科，法国人进入莫斯科后，便停了下来。此后的五个星期没有发生过一场战斗。法国人不再前进。他们像一头受了致命伤、流着血的野兽，舔着伤口，在莫斯科待了五个星期，没采取任何行动。突然，没有任何新的原因，他们开始往回逃跑，奔向卡卢加大道（他们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小雅罗斯拉维茨战场再次落到他们手里），没打过一场像样的大仗，越来越快地向斯摩棱斯克逃跑，然后跑过斯摩棱斯克，跑过维尔诺，跑过别列津诺，接着往更远的地方逃去。

八月二十六日傍晚，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将士都相信他们赢得了波罗金诺会战。库图佐夫给皇上的信就是这样写的。库图佐夫命令准备新的战斗，要把敌人彻底击溃，这不是因为他想欺骗谁，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被击败了，参加会战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当晚和次日，接二连三传来骇人听闻的损失惨重、军队伤亡大半的消息，再打一场新的会战从实力上来说已不可能了。

在情报还没有收集齐全，伤员还没有运走，弹药还没有补充，伤亡人数还没有统计出来，空缺的指挥员还没有替补，士兵们还没有吃饱睡足之前，组织一场新的战斗是不可能的。

而且，就在会战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军（现在似乎是以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冲力）自然而然地向俄军冲来。库图佐夫本想第二天发动进攻，全军都希望如此。但要想进攻，仅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可能，而这种可能当时是不存在的。不得不后撤一天的行程，以后又不得不再向后撤一天，接着是第三天，到九月一日，军队逼近了莫斯科。尽管军队士气高涨，但客观形势还是要求部队撤到莫斯科以外。于是他们又向后撤一天的行程，这是最后的一天，就这样，莫斯科落入了敌手。

有些人习惯于认为，统帅们制定战争和战役的计划时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是坐在办公室，对着地图设想某某战役应该怎样指挥，因此这些人总会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如此这般行事，为什么他没有据守阵地而赶到菲利，又为什么没有立即放弃莫斯科，撤退到卡卢加大道等等。习惯于这样思维的人，忘记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任何一位总司令的行动都是基于一些必备的条件。统帅的行动根本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轻轻松松地坐在办公室，对着地图分析、考虑某一个战役，已知敌我双方部队的数量，知道具体地形，从某个已知时刻开始我们的设想。总司令在某一事件开始时，永远都不能处在我们分析这个事件时的已知条件中。总司令总是处于一系列正在发生的事件当中，因此他不能时时刻刻把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考虑周全。事件的意义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显露出来的。在事件的意义逐渐地、不停地显露的每一时刻，总司令还总是处在阴谋、忙碌、服从、权力、计划、建议、威胁、欺骗等错综复杂的伎俩中心，处在要不断地回答无数自相矛盾的问题当中。

军事学家极其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库图佐夫早在到达菲利之前就应该把部队调往卡卢加大道，说甚至有人提过类似的方案。然而在总司令面前摆着的何止是一个方案，通常是同时有几十个方案，尤其是在艰难时刻。但这些根据战略和战术制订的方案又是自相矛盾的。似乎总司令要做的事仅仅是从中选择一个方案。然而就连这一点他也无法做到。因为事件和时间不等人。比如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应该转向卡卢加大道，但这时米洛拉多维奇派出的一名副官纵马奔来，问现在是与敌人干一仗，还是撤退？他需要立刻就下命令。而命令撤退就让我们离开了转向卡卢加大道的正确方向。副官走后，军需官来问粮草往哪儿运；军医院院长来问伤员往哪儿送；彼得堡的信使送来皇上的信件，说不允许放弃莫斯科，而总司令的对手，也就是暗算他的人（这样的人总是有的，况且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则提出一个与前出到卡卢加大道的方案完全相反的新方案。然而总司令的身体却要求睡眠，要求进食；没得到奖赏的令人尊敬的将军跑来抱怨；居民前来请求保护，派出去侦察地形的军官带回来的情况与前一个军官带回来的消息完全相反；间谍、俘虏和侦察回来的将军对敌军情况的描述各不相同。习惯于不理解或忘记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中所要面临的这些必要条件的人，比如说，在谈起军队驻扎在菲利时，就会说，九月一日总司令完全可以轻松地决定是放弃莫斯科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而事实上，军队距莫斯科还有五俄里时，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河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城下，最明显的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是在从波罗金诺向菲利撤退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决定的。

三

俄国部队从波罗金诺后撤，停在了菲利附近。去侦察地形的叶尔莫洛夫回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打仗是不可能的，”他说。库图佐夫吃惊地看着他，让他再说一遍。他重复一遍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把你的手给我，”他说着，把对方的手翻过来摸了摸脉，说道：“亲爱的，你不舒服。想一想你在说什么。”

库图佐夫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俯首山下了车，坐在了路边的长凳上。一大群将军聚在他周围。拉斯托普钦伯爵刚好从莫斯科出来，也加入到他们当中。这群精英分成几堆在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方案、莫斯科的局势，总而言之，在谈论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尽管他们不是被召集来开会的，也没有正式的会议名称，但这就是军事会议。他们一直在讨论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谁讲述或打听私人消息，声音都是很低的，然后马上又转到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这些人既没开玩笑，也没纵声大笑，甚至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看来大家都努力使自己的举止与地位相称。每一堆说话的人都尽量离总司令近些（他的凳子是这几堆人的中心），以便使他听到他们谈的话。总司令在听着，偶尔会再问一遍周围说话的人说过的话，但他不参加谈话也不表达任何意见。多数情况下，听完了某一堆人的谈话后，他会面带失望的表情转过脸去，好像他们说的话根本不是他想听的。一些人在谈论所选定的阵地，与其说是在批评阵地本身，还不如说是在批评选择阵地的人脑子不够用；另一些人在证明，失误早已发生，本该在两天前就迎战；第三堆人在谈论萨拉曼卡战斗，一名刚刚到来的、穿着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讲了战斗的经过。（这名法国人正同一名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一起分析萨拉戈萨城的被围，他们认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保卫莫斯科。）；第四堆人在听拉斯托普钦伯爵讲话，他说准备同莫斯科民团一起战死在首都城下，然而他还是对没告知他实情而感到遗憾，如果他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第五堆人要展示自己战略设想的深度，他们在谈论部队应往哪个方向开拔；第六堆人说的全是废话。库图佐夫越来越愁容满面，越来越忧心忡忡。从所有的谈话中库图佐夫只看到了一点：这些话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保卫莫斯科从实力上来说已没有丝毫可能性了，也就是说确实没有可能性了，假如一个发疯的总司令下了开战的命令，就会发生混乱，反正仗是无法打的；仗无法打，是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仅承认这个阵地不行，而且他们只讨论必然要放弃这个阵地之后情形会是怎样。将领怎能把部队带到一个他们认为是不可能作战的战场？下级军官，甚至连士兵（他们也在议论）都承认这儿不可能作战场，所以他们不能怀着必败的心情去打仗。假如贝尼格森坚持要守住这个阵地，而别人还在讨论这个阵地，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如果说它有意义，那也只是挑起争论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借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贝尼格森选好了阵地后，极力要展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热情（一听到说这些，库图佐夫便不得不皱起眉头），他坚持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对贝尼格森的目的一清二楚：假如坚守失败，责任就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因为是他命令部队不战而退到麻雀山；而一旦成功，功劳就是他的；假如他的建议遭到拒绝，他就为自己洗清了放弃莫斯科的责任。但现在库图佐夫已不去考虑这个阴谋算计了。他正在考虑另一个可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没听到任何人给过答案。现在他一心想着的问题是：“难道是我把拿破仑放进了莫斯科？我是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我向普拉托夫下达撤退的命令时？还是前天晚上我在打瞌睡而让贝尼格森指挥军队时？抑或是更早？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莫斯科就应该放弃、部队就应该撤退，这个命令就应该下达”。他觉得下达这个命令就等于放弃军队的指挥权。然而他喜欢权力、习惯用权（他曾在土耳其当过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部下，公爵受到的敬重令他羡慕不已），他坚信，他注定要担负起拯救俄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违背皇上旨意的情况下，按照人民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他深信，在这种危难时刻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统帅军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毫不畏惧地把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当作自己的敌人；他一想到将要下达的命令便不寒而栗。但该下决心了，该中止周围的那些谈论了，那些谈论已变得过分随便起来。

他把几位职务高的将军叫到身边。

“不管我的头脑好用还是不好用，现在只能指望它了。”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骑马向菲利赶去，他的马车停在那儿。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瓦斯齐扬诺夫家最好的一间宽敞的木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这个农家的一大家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挤到了过道对面的黑屋里。只有安德烈的一个六岁小孙女玛拉莎待在大屋的火炕上，公爵殿下最喜爱她，喝茶时还给了她一块糖。玛拉莎从火炕上羞怯而又兴奋地看着一个接一个进来，在圣像下面上座的宽凳上坐下来的将军们，瞧着他们的面孔、军服和十字勋章。而老爷爷，玛拉莎在心是这样称呼库图佐夫的，独自坐在火炕后面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整个身体都陷进折椅里，不断呼哧呼哧地喘气，把已经敞开的礼服领子抻直，好像领子紧得让他难受。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人都往元帅跟前去一下，他跟一些人握握手，对一些人点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本想把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拉开，但库图佐夫生气地向他摆了摆手，凯萨罗夫明白了，公爵殿下不希望人们看见他的脸。

农民家的杉木桌子上摆满了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子旁围的人太多了，勤务兵不得不再搬来一张凳子放在桌边。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在这张凳子上坐了下来。在圣像正下方的上座上坐的是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苍白的脸上显着病容，高高的前额与谢了顶的秃头连在一起。从昨天开始他就得了疟疾，此时他浑身发冷、酸痛。与他并排坐的是乌瓦罗夫，他正小声（当时大家都这样说话）对巴克莱说着什么，飞快地打着手势。又矮又胖的多赫图罗夫眉毛上扬，双手重叠放在肚子上，他在侧耳倾听。另一面坐的是奥斯捷尔曼-托尔斯泰伯爵，他宽脸盘，五官英俊、双目炯炯有神，他把头拄在一只手上，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面带急不可耐的表情，习惯地把鬓角的黑发向前卷着，他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门口。科诺夫尼岑那刚毅、秀气、和善的脸上露出温柔而机敏的微笑。他遇到玛拉莎的目光，便对她挤眉弄眼，逗得小姑娘忍不住笑起来。

大家都在等贝尼格森，他借口再巡视一遍阵地，其实是在享用美味午餐。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这段时间没有开会，都在小声地谈论别的。

贝尼格森一进屋，库图佐夫就从他坐的角落向桌子挪了挪，但还是没让桌子上的蜡烛照到他的脸。

贝尼格森提出一个问题，会议就开始了。这个问题是：“是不战而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还是坚守莫斯科？”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所有人都眉头紧皱，在寂静中只听到库图佐夫气呼呼的喘息和咳嗽声。所有的目光都对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到他的脸皱皱起来好像要哭的样子。但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俄国神圣的古都！”他突然用气哼哼的语调把贝尼格森的话重复了一遍，以此戳穿这句话是多么虚伪。“大人，恕我直言，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来说毫无意义。（他把笨重的身体向前移了移）这个问题是不应该提的，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请诸位先生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问题。这个问题是：‘俄国只能靠军队拯救。冒着失去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去迎战，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哪个更划算？我想知道的是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向后一抑，靠在了椅背上。）

辩论开始了。贝尼格森并不认为这局棋输定了。他虽然接受巴克莱等人的意见，认为不可能在菲利城下进行防御战，但他满怀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然后第二天攻击法军的右翼。这时意见产生了分歧。大家围绕着这个提议的利弊得失进行了争论。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同意贝尼格森的意见。这些将军们或许是觉得在放弃莫斯科前必须做出些牺牲，或许出于个人考虑，他们好像并不理解，这次会议已无法改变不可逆转的事态的进程，其实莫斯科已经被放弃了。其余的将军明白这一点，于是把莫斯科的问题撇到一边，只讨论部队应该朝哪个方向撤退。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她对这次会议的意义做了不同的理解。她认为这是“老爷爷”和“长衣襟”之间的个人争斗，她把贝尼格森称为“长衣襟”。她看到，他们在说话时都怒气冲冲，她从心里是站在老爷爷一边的。她发现老爷爷在谈话当中对贝尼格森飞快地使了个调皮的眼色，随后让她很高兴的是，看见老爷爷对长衣襟说了什么，就把他制住了。贝尼格森突然面红耳赤，生气地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让贝尼格森如此激动的话，是库图佐夫分析了对方所提建议，即他提出的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来进攻法军右翼的利和弊，平心静气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敢苟同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一般来说是很危险的，军事史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比如说……（库图佐夫好像陷入了沉思，在寻找例证，他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注视着贝尼格森）就拿弗里德兰战役来说吧，我想伯爵肯定记忆犹新，那……不完全成功，就是因为我军是在与敌军非常近的距离重新部署……”随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但大家都觉得好漫长。

辩论又开始了，但经常中断，大家再也无话可说了。

在一次这样的谈话间歇，库图佐夫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要说话。于是大家都朝他看去。

“好吧，诸位！那么就由我来承担后果吧。”他说着，慢慢起身，向桌子走去。“诸位，我听了你们的意见，一些人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他停了一下）凭皇上和祖国赋予我的权力宣布，我命令撤退。”

随后，将军们像葬礼结束那样，神情庄重、默默无语、小心翼翼地开始散去。

几个将军低声地、用与开会时说话完全不同的语调对总司令说了些什么。

家人早在等着玛拉莎去吃饭，这时她的两只光脚丫踩着火炕的高板床，屁股朝外小心地爬下来，她在将军们的腿中间左挤右挤，很快溜出门外。

库图佐夫让将军们离开之后，自己拄着桌子坐了很久，他还在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这是谁的过错？”

“这一点，这一点是我没料到的，”他对深夜进来找他的副官施奈德说，“这一点我没料到！这一点我没想到啊！”

“您该休息了，殿下。”施奈德说。

“绝对不行！他们得像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搭施奈德的腔，他那肉鼓鼓的拳头捶着桌子，大声喊道：“他们也会有如此的下场，只要……”

五

当时，在放弃并烧毁莫斯科这个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中，拉斯托普钦采取的是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的做法，我们都认为他是这个事件的领导者。

放弃并烧毁莫斯科不可避免，就像波罗金诺会战后军队不战而退离莫斯科以外一样。

每个俄罗斯人，不必以逻辑推理为根据，仅凭我们和我们祖先内心的感情出发，就可以预料到所要发生的一切。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俄国所有的城市和村庄，即便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和他的传单，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在那里也发生了。人们漠然地等待敌人的到来，没有骚动，没有惶恐，更没有把谁撕成碎片，人们若无其事地等待敌人的到来，若无其事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自信他们有能力在最危急的时刻找到出路。敌人即将到来时，最富有的一部分居民就抛下财产，独自离开了；而穷人则留了下来，把剩下的东西烧掉、毁坏。

该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种意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罗斯人心中，尤其是比预感到莫斯科将被敌人占领更深深地存在于一八一二年俄国莫斯科上流社会人们的心中。有些人七月和八月初就开始搬出莫斯科，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人们带着所能带走的东西，抛下房屋和一半家产，仅带了些便于携带的东西离开，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热情这样做的，这种爱国热情既不是以华丽的辞藻、也不是以献子救国等不自然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国热情的表达是不知不觉的、无意的、本能的，因此它总能造成最震撼人心的结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懦夫才会离开莫斯科，”有人这样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宣传，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担个懦夫的骂名，羞于离开首都，然而他们还是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做。他们为什么离开？不要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国家的恐怖行动吓坏了他们。离开的都是些文化人，尤其第一批离开的是有钱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当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时，当地居民与那些风度翩翩的法国人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当时俄国男人，尤其是女士们对那些魅力无穷的法国人也是崇拜有加的。

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处于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受法国人统治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此。波罗金诺会战之前人们就陆续离开，会战之后跑得就更快了，根本不顾保卫首都的号召，不顾莫斯科总司令宣布的打算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作战，不顾能消灭法国人的大气球，更不顾拉斯托普钦在传单里写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话。他们知道部队应该打仗，如果部队都打不过，那么他们带着女眷及家仆去三山与拿破仑作战也是徒劳的。所以，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留下来毁掉，还是得离开。他们离开时根本没考虑居民们丢下、显然要被烧毁的这座雄伟、富庶的首都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个被遗弃的庞大的木质城市是必然要被烧毁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而离开的，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离开，才促成了俄罗斯人民引以为荣的伟大事件。那位还是在六月份就带着黑奴和仆从小丑从莫斯科到萨拉托夫省乡下的贵妇，蒙蒙胧胧地意识到她不愿当波拿巴的奴仆，她担心人们会遵照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阻拦她离开，但她无意中却干了一件切切实实拯救俄国的大事。而拉斯托普钦伯爵呢？他时而羞辱离开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给一群酒鬼发放毫无用处的武器，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主教往外运圣骸和圣像，时而征集莫斯科所有的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马车运走列皮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会烧毁莫斯科，时而说他烧毁了自己的房屋，给法国人写了一篇缴文，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捣毁了他的孤儿院，他时而把烧毁莫斯科的荣耀归于自身，时而又拒绝这一荣耀，时而下令把所有奸细给他抓来，时而又为此骂人，时而把所有法国侨民赶出莫斯科，时而又让法国侨民在莫斯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在城里，而命令把毫无过错、受人敬重的老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抓获并发配流放，时而把老百姓召集到三山去同法国人作战，时而又为摆脱这帮人，让他们杀人而自己从后门溜之大吉，时而说他忍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又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自己参与这件事的诗歌。这个人理解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他只想亲自干出一番事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一番爱国主义的英雄业绩，他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在放弃并烧毁莫斯科的这件严肃而无法避免的事件中上窜下跳，使劲用他的小手一会儿向前推，一会儿向后挡那连他自己也一起卷走了的巨大的人民洪流。

六

艾伦随着宫廷从维尔诺回到彼得堡后，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在彼得堡时，她受到一位身居国家要职的显贵的特别庇护。在维尔诺，她又与一个风华正茂的外国王子过从甚密。等她回到彼得堡，王子和显贵同处一地，两人都宣称对她有特权，这样艾伦便面临着交际生涯的一个新课题：既要与两人同时保持亲密关系，又要不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

这种对其他女人来说是如此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应对的事，却根本没让这位别祖霍夫伯爵夫人为难，看来，绝顶聪明女人的头衔她是当之无愧的。假如她隐瞒实情，耍点手腕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这倒坏了事，等于承认自己有错；而艾伦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像一个能力挽狂澜的真正伟人一样，立即把自己摆到一个绝对正确的位置上，她由衷地相信她是对的，而让别人充当有负于她的角色。

当那位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对她提出指责时，她便高傲地扬起她美丽的头，向他半侧过身，干干脆脆地说道：

“看吧，男人是多么的自私与冷酷！我对男人根本没抱什么希望。女人总是为你们牺牲，总是痛苦，这就是女人得到的奖赏。殿下，您有什么权力盘问我的眷恋与友情？他对我胜过亲生父亲呀。”

年轻人本想说话，但艾伦打断了他。

“嗯，是的”她说：“也许他对我不完全是父亲般的感情，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不准他登门。我不像男人那样忘恩负义。殿下您会知道，我内心感情只对上帝和我的良心解释。”她一只手轻轻地放在高高耸起的美丽的胸脯上，望着天空，说完了这段话。

“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听我说。”

“娶我吧，我愿当您的奴仆。”

“但这不可能。”

“您不肯屈尊与我结婚，您……”艾伦哭着说。

年轻人开始安慰她，艾伦流着泪（似乎是歇斯底里地），说什么都不能阻挡她嫁人，说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当时这种例子还很少，她是指拿破仑等大人物），说她从来就没给丈夫当过妻子，说她是牺牲品。

“但法律和宗教……”年轻人开始让步了。

“法律和宗教……如果这些东西如此无用，又何必杜撰出来！”艾伦说。

这个大人物也颇感惊讶，他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想到，于是他去找跟他关系密切的耶稣教的教友们讨主意。

几天之后，艾伦在石岛的别墅举办了一次迷人的娱乐活动，期间一位身穿短袍的耶稣会会员若贝尔先生被引荐给了她，这个人已不年轻，头发雪白，两只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很有魅力，他伴着迷人的音乐和彩灯的光华在花园里坐了很长时间，同艾伦谈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对圣母之心的爱，谈惟一至真至善的宗教――天主教在今生和来世给人的慰藉。艾伦深受感动，有好几次她和若贝尔先生都流了泪，声音也颤抖了。舞伴来邀请她跳舞，打断了她和她未来的心灵导师的谈话；但第二天晚上，若贝尔先生又单独来拜访艾伦，从此就成了她府上的常客。

有一天，他带伯爵夫人去了天主教教堂，她被领到一个祭坛旁，在祭坛前跪了下来。这位上了年纪、很有魅力的法国人把双手放在她的头上，据她自己后来说，她顿时觉得好像一阵轻风吹进了她的心田。人家向她解释说，这就是神恩。

后来给她请来了穿着长袍的神甫，他听了她的忏悔，宽恕了她的罪过。第二天，给她送来一个装着圣餐的盒子，留在她家供她使用。又过几天，让艾伦高兴的是，她已加入了真正的天主教，不久教皇本人也会知道她的事，给她寄一份证明文件来。

这段时间，在她周围和她身上发生的一切，那么多聪明人用令人愉快的、雅致的方式对她表示的关注，以及她现在所穿的鸽子般纯洁的衣物（这期间她总是穿着白色衣裙，扎着白色发带），所有这一切都给她带来极大的愉快，但她并没因这种愉快而放弃自己的目的，哪怕一分钟也没有。通常，在耍手腕方面，傻子总是算计了聪明人，她明白他们这些花言巧语和不辞辛劳，目的是要把她拉入天主教会，让她掏钱给耶稣会（对此已给她做过暗示），在掏钱之前，艾伦坚持先为她办理那些烦琐的摆脱丈夫的手续。以她的理解，任何宗教的意义无非是在满足人的愿望的同时，再遵守一些公认的礼仪。她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在一次同接受忏悔的神父谈话时，非要他回答婚姻对她有多大束缚力的问题。

他们坐在客厅的窗户旁。夜幕正在降临。阵阵花香从窗外飘来。艾伦穿着一件袒肩露胸的白色衣裙。保养的很好的老神父紧挨艾伦坐着，他肥胖的下巴上胡须刮得净光，嘴巴坚毅而好看，一双白晰的手温顺地叠放在膝盖上，嘴角带着一丝微笑，他正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畅谈自己的看法，时尔用对她的美貌十分心醉的眼神平静地看看她的脸。艾伦不安地微笑着，看着他的卷发和刮得光光的、有些发青的、胖胖的双颊，她随时等待机会转变话题。然而，尽管神甫欣赏她的美貌并享受着与她如此密切的接触，显然他更醉心于处理本职工作的技巧。

心灵导师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您还不知道您所做事情的意义，您就对一个男人许下了忠诚于他的结婚誓言，而这个男人在结婚时并不相信婚姻的宗教意义，因此他就犯了亵渎神灵罪。这种婚姻缺乏它应有的双重意义。尽管如此，这个誓言对您还是有约束力。现在您违背了誓言。您这样做是犯了什么罪呢？是可以宽恕的罪过呢，还是无可救药的罪过？是可以宽恕的，因为您的行为并无恶意。如果您现在为了生儿育女而重新结婚，那么您的罪过就是可以宽恕的。但是这个问题又是一分为二的：第一……

“不过，我想，”烦闷的艾伦突然带着迷人的微笑说：“加入真正的宗教后，我就不会再受虚伪宗教的约束了。”

心灵导师被这突如其来的、犹如哥伦布的鸡蛋一样简单的问题搞得大为惊讶。他为弟子有这样迅速而出乎意料的领悟力赞叹不已，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花费很多心血搭起的理论大厦。

“伯爵夫人，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笑着说，又开始反驳女弟子的论断。

七

艾伦明白，从宗教角度看，这是一件非常简单而又容易的事，但她的心灵导师们却认为困难重重，那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上流社会对这件事的看法。

因此，艾伦决定首先在上流社会做些准备工作。他激起了老达官贵人的妒意，又把给第一个追求者的问题向他提了一次，也就是说，要想获得对她的占有权，惟一的办法就是娶她。老人家的第一反应同年轻人一样，对一个有夫之妇再次嫁人大为吃惊，但艾伦不可动摇地相信这是非常简单、非常自然的事，就像姑娘出嫁一样，这个信念也影响了他。假如艾伦自己表现出丝毫的犹豫、羞愧或遮遮掩掩，毫无疑问这件事就会泡汤，然而她不仅没流露出遮掩或羞愧，恰恰相反，她带着单纯而温厚的天真告诉好友（所有彼得堡人都是她的好友），亲王和老达官贵人都向她求了婚，她既不想让这个伤心，也不想让那个难过。

很快，整个彼得堡流言四起，而且流言不是说艾伦想与丈夫离婚（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起而攻击这不合法的意图），而是直接传言不幸的、招人喜爱的艾伦正处于不知嫁给两个当中哪一个的困惑之中。问题已经不是有多大的可能性，而是嫁给谁更好，宫廷对这事又会怎样看。还真有几个执迷不悟的人，他们没能把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只是从中看到对神圣婚姻的亵渎，但这种人寥寥无几，而且他们默不做声，多数人感兴趣的是艾伦交的好运和选择哪个更好的问题。没有人谈论有夫之妇嫁人是好是坏，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比你我更聪明的人（正如他们所说）显然已不成为问题，怀疑这个问题已正确处理就等于冒险说蠢话，不配出入社交界。

只有今年夏天来彼得堡探望儿子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胆敢直接表达了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观点。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舞会上看见了艾伦，就在舞厅中央拦住了她，周围顿时鸦雀无声，她粗声粗气地对她说道：

“你们这里有人丈夫活着却又要嫁人。可能你认为这是你想出的新花样吧？早就有人干过这种事了，丫头。这种事可不新鲜了。在所有的……里都是这样干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一边说，一边习惯地做着威胁的动作，卷起宽宽的袖口，用严厉的目光环顾着四周，穿过了整个大厅。

尽管人们都怕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但在彼得堡，人们还是把她当笑料看，因此人们只注意了她说的话当中那个不文雅的词，并在私下里小声传传，认为她言语的精辟之处正在这个词当中。

近来，瓦西里公爵有些健忘，他总是不知以前说过什么，上百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每次他见到女儿总是说：

“艾伦，我有话跟你说。”他把她叫到一边，使劲向下拉她的手，对她说。“我听到一些关于……这你是知道的。这样，我亲爱的宝贝，你知道，你父亲的心啊很高兴，你……你吃了那么多苦……但，亲爱的孩子……按你想的去办吧。这就是我给你的忠告。”他总是掩饰着任何时候都是同样的激动，把脸挨一挨女儿的脸就走开了。

通常，出色的女人都有一些永远也不会变成情人的男性朋友，享有最聪明的人美誉的比利宾就是艾伦这样的一个无私的朋友。有一次，在一个好友的小圈子里，比利宾对艾伦说出了自己对这事的看法。

“听我说，比利宾（艾伦对比利宾这样的朋友总是以姓称呼的）”她用戴了几只戒指的白晰的手碰了碰他燕尾服的袖子。“您说，假如我是您妹妹，我该怎么办？两个当中选哪个？”

比利宾眉毛上边的皱纹聚到了一块，嘴角露着笑意，沉思了一会儿。

“您知道，您的问题并没让我措手不及。”他说。“作为您真正的朋友，我对这件事考虑了很久。您看，如果您嫁给亲王（他是指那个年轻人）”他弯起了一根手指，“那您就永远失去了再作另一个人妻子的机会，而且宫廷也会不满意。（您知道，这里还涉及出身门弟的问题），但如果您嫁给老伯爵，那么您会让他的余生很幸福，尔后……亲王不必降低身份就能娶您这个达官的遗孀了。”比利宾堆在一起的皱纹终于舒展开来。

“噢，这才是我真正的朋友！”艾伦眉开眼笑，又碰了碰比利宾的衣袖。“但是，我既爱这个也爱那个，谁也不想伤害。为了他们两人的幸福，我准备牺牲我的生命。”她说。

比利宾耸了耸肩，表示对这种为难事他也爱莫能助。

“真是个能干的女人！问题提得真可谓尖锐。她想同时当三个人的老婆。”比利宾想道。

“但是，告诉我，您丈夫对这件事是怎样看的？”他问，因为他威信高，不怕提出这样天真的问题而贬低自己。“他同意吗？”

“啊！他是那么爱我！”艾伦说，不知为何她觉得皮埃尔还在爱着她。“为了我他什么都愿意做。”

比利宾又把皱纹收拢起来，准备着调侃的词。

“连离婚也愿意。”他说。

艾伦笑了起来。

如果说有谁胆敢怀疑艾伦已经着手准备的婚姻不合法的话，那么艾伦的母亲，库拉金伯爵夫人便是其中之一。对女儿的嫉妒常常令她痛苦不堪，现在嫉妒成了伯爵夫人的心病，她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她向一个俄国神甫咨询了丈夫活着时离婚和再嫁的可能性有多大，神甫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让她高兴的是，他还给她看了《福音书》上的一段话，里面（神甫觉得）直截了当地说丈夫活着的女人再嫁是绝对不行的。

伯爵夫人有了她认为不容置辩的论据作武器，大清早就去找女儿了，希望碰见她独自在家。

艾伦听了母亲的反对意见，温和又略带讥讽地笑了笑。

“那里说得很明白：谁娶离过婚的女人……”老伯爵夫人说。

“哎呀，妈，别说蠢话了。您什么都不明白。依我的处境，我有这个责任。”艾伦不说俄语，而说起了法语，她觉得她这件事用俄语说不清楚。

“但是，我的孩子啊……”

“哎呀，妈呀，您怎么不明白，神甫有权宽恕……”

这时艾伦的女伴进来向她通报，说亲王殿下在客厅里，要见她。

“不行，您告诉她说我不想见他，说我恨死她了，因为他不履行对我的诺言。”

“伯爵夫人，对任何罪过都要有点慈悲心啊！”一个浅色头发、长脸长鼻子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说道。

老伯爵夫人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进来的年轻人根本没理会她。伯爵夫人向女儿点点头就迈着碎步朝门口走去。

“是啊，她是对的，”老伯爵夫人想，在殿下出现的一瞬间，她所有的信念都土崩瓦解了。“她是对的，但在我们那一去不复返的青年时代怎么就不懂这些呢？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老伯爵夫人一边想着，一边坐上了马车。

八月初，艾伦的事总算有了眉目，她于是给丈夫写了封信（她想，丈夫是非常爱她的），通知他她打算要嫁给某某，并说她改信了惟一至真至善的宗教，她请他履行送信人交给他的必要的离婚手续。

“最后我祈求上帝，希望您，我的朋友，永远受到他神圣、有力的保护。您的朋友耶列娜。”

这封信送到了皮埃尔家时，他正在波罗金诺战场上。

八

皮埃尔第二次跑下拉耶夫斯基炮垒时，波罗金诺会战己接近尾声，他随着一群士兵沿着一条沟朝克尼亚济科沃村的方向前进，走到包扎所，看见了血斑，听到了叫喊声和呻吟声，他赶忙混在士兵中继续往前走。

现在皮埃尔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摆脱他这一整天经历的可怕情景，赶快回到平常的生活环境，在自己家的床上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他觉得，只有在平常的生活环境下他才能够理解自己和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切。但那种平常的生活环境在哪儿都找不到了。

尽管他现在走的路上已没有呼啸的炮弹和子弹，但周围却处处如同战场一样。到处是忍饥挨饿、疲惫不堪、有时显得漠然的面孔，到处是血污，到处是军大衣，到处都能听见渐渐远去却仍然让人心惊肉跳的射击声，而且，还有难忍的闷热和飞扬的尘土。

沿莫扎伊斯克大道走了大约三俄里后，皮埃尔在路边坐下了。

暮色降临大地，隆隆的炮声停止了。皮埃尔一只胳膊拄着地，躺了下来，他望着夜色中从他身旁走过的人影，就这样躺了很久。他一直觉得有一颗炮弹正呼啸着朝他飞来，他颤抖着坐起来。他不记得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半夜，三个士兵拖来一些干树枝，在他身边点起火来。

士兵们瞟了瞟皮埃尔，把火生了起来，然后把一口小锅架在火堆上，往里面掰了些面包干，加了些腌猪油。面包和荤油的浓郁香味与烟味混在一起。皮埃尔欠起身，叹了口气。士兵们（他们共三人）一边吃饭，一边说着话，没理会皮埃尔。

“你是哪个部队的？”突然一个士兵问皮埃尔，显然他提这个问题的目的与皮埃尔想的一样，那就是：如果你想吃，我们会给你，但我们要知道，你是不是好人。

“我？我？”皮埃尔说，他觉得此时必须尽可能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更接近士兵，也更能让他们理解。“其实，我是民团军官，只是我的部队不在这儿，我是来参战，跟他们失去联系了。”

“真有你的！”一个士兵说。

另一个士兵摇了摇头。

“好吧，如果你愿意，就吃点糊糊吧！”第一个士兵说着，把一个木勺舔了舔，递给了皮埃尔。

皮埃尔靠近火堆坐下，吃起了糊糊，也就是锅里煮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香的食物。当他俯下身，低着头一勺一勺地舀着，狼吞虎咽的时候，火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士兵们默默地看着他。

“你说说，你要到哪里去？”一个士兵又问他。

“我到莫扎伊斯克。”

“这么说，你是贵族了？”

“是的。”

“叫什么名字？”

“彼得·基里洛维奇。”

“彼得·基里洛维奇，那我们走吧，我们送你去。”

这几个士兵就和皮埃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朝莫扎伊斯克走去。

当他们到达莫扎伊斯克，开始爬通往城里的陡坡时，鸡已经叫了。皮埃尔跟士兵们一块走着，他已全然忘记，他住的客栈就在山脚下，他都走得超了过。如果不是在半山腰碰见他的驯马师，他（他当时就处在那种惊慌意乱的状态）还想不起来呢，驯马师来城里找他没找到，正要回客栈，看到黑暗中泛着白光的帽子认出了皮埃尔。

“大人，”他说：“我们还以为找不见您了呢。您怎么步行啊？请问，您这是要哪里去？”

“啊，对啊。”皮埃尔说。

士兵们停了下来。

“怎么，找见自己人了？”一个士兵问。

“那么再见吧！彼得·基里洛维奇，是吧？再见，彼得·基里洛维奇！”另外两个人说。

“再见，”皮埃尔说道，跟着驯马师朝客栈方向走去。

“应该给他们点什么！”皮埃尔想着，去掏衣兜。“不，不用了”一个声音对他说。

客栈的正房已没有位置，全给占满了。皮埃尔进了院子，躺到自己的马车上，蒙上了脑袋。

九

皮埃尔的头刚一挨到枕头，他觉得他就睡着了。但突然间，他清清楚楚地，几乎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听到了呻吟声和喊叫声，听到了子弹啪啪作响的声音，闻到了血腥和火药味，对死亡的恐惧和害怕紧紧缠绕着他。他惊恐地睁开眼睛，从大衣底下抬起头来。院子里靜悄悄的。只有一个勤务兵在大门口一边同店主说话，一边在泥地上啪哒啪哒地走着。在漆黑的木板敞棚下，就在皮埃尔的头顶上，由于他一起身发出了响声，几只鸽子猝然抖动了几下翅膀。此刻满院子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客栈气味，这就是干草、马粪和焦油的气味，让皮埃尔感到格外宁静、愉快。在两个昏暗的板棚之间可以看到晴朗的星空。

“感谢上帝，这种事再也不会有了。”皮埃尔想，他又把头蒙了起来。“噢，恐惧的感觉多么可怕，我惊惶失措又是多么可耻！而他们……他们自始至终都那么坚强、那么沉着……”他想。在皮埃尔的概念里，他们就是战士，就是那些在炮垒上战斗的、给他饭吃，还有向圣像祈祷的战士。他们――那些奇特的，在这之前他并不了解的他们，在他的头脑里与其他人清楚而明确地区分开来。

“做一名战士，就做一名战士吧！”皮埃尔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全身心地投入这种集体生活，深刻体验把他们铸造成那种人的精神。但如何才能抛弃这些多余的、可恶的东西？如何才能抛弃身外的负担呢？有一段时间我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逃离父亲。与多洛霍夫决斗后我也可以被送去当兵”。于是皮埃尔的眼前又闪现出那次俱乐部的宴会和他向多洛霍夫提出决斗的情景，浮现出在托尔诺克与恩师相遇的情景。接着又浮现出共济会那次隆重的聚餐。那次聚餐也是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有一个熟悉、亲近的人坐在桌子的一端。对，就是他！我的恩师。“他不是死了吗？”皮埃尔想。“对，死了。但我不知道他还活着。他死了，这多遗憾，但他又活了，我多高兴啊！”桌子的另一端坐着阿纳托利、多洛霍夫、涅斯维茨基、杰尼索夫，还有其他人（即使在梦里，皮埃尔心里也把这些人与他们区分得清清楚楚），这些人，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在大声喊叫，唱歌，但透过他们的喊声，他只听到恩人的声音，他不断地说着，他的声音那样富有深意，滔滔不绝，就像战场上的枪声一样，但听起来很愉快，让人得到安慰。皮埃尔不知道恩人在说什么，但他知道（他的思维在梦里相当清晰），他在说行善，说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于是他们从四面八方，带着淳朴的、善良的、坚毅的表情围着恩人。但是，尽管他们很善良，却不看皮埃尔，也不认识他。皮埃尔想引起他们的注意，想说话。他欠了欠身，这时他觉得腿冷飕飕的，原来是露到外面了。

他觉得很难为情，赶忙用手遮住腿，果然大衣从腿上滑下去了。皮埃尔整理大衣时睁了一下眼，他看到的还是那些敞棚，廊柱和院子，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泛着青色，天微微发亮，一切都蒙上一层薄薄的露珠和寒气。

“天要亮了，”皮埃尔心想。“但我不管这些，我要听完并弄懂恩师的话。”他又蒙上了大衣，但餐桌和恩师都不见了。只有那些话所表达的思想还在，不知这是别人说的，还是皮埃尔自己想出来的。

尽管这些思想是那一天所见所闻引起的，但后来每当皮埃尔一想起这些，他就相信，这是别人对他说的。他觉得，要不是在梦里，他永远都不会这样思考，这样表达思想。

“战争是人类自由对上帝法则的服从，是最艰难的服从，”一个声音说。“朴实就是对上帝的服从；上帝无处不在。他们是朴实的。他们纳于言而敏于行。言语是银，沉默是金。贪生怕死，一无所有；不怕牺牲，拥有一切。不经磨难，无以自励，无以自知。最难的事（皮埃尔不知道是在梦里继续想，还是听别人说）是善于在自己的内心把所有事物的意义结合起来。把所有的事物都结合起来吗？”皮埃尔对自己说。“不是，不是结合。想法是不能结合的，而是把这些想法套在一起，这才是必须的！对，应该套在一起，就该套在一起！”皮埃尔怀着内心的喜悦又对自己说了一遍，他觉得是这些话，正是这些话表达了他想表达的思想，为一直在折磨他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对，应该套在一起，也该套了！”

“该套车了，该套车了，大人，大人！”一个声音一直在说，“该套车了，该套车了……”

这是驯马师在叫醒皮埃尔的声音。阳光已经照到皮埃尔脸上。他看了一眼脏兮兮的客栈，几个士兵正在院子正中间的水井旁饮着瘦马，几辆大车正从院子里驶出去。皮埃尔厌恶地转过头，闭上了眼睛，又赶忙倒在了马车的座位上。“不，我不想要这些，不想看见也不想明白这些，我要理解梦中向我揭示的东西。再多一秒钟我就全领悟了。我可怎么办呀？套在一起？但怎样才能把一切都套在一起呢？”于是皮埃尔恐惧地感到，他在梦中看到和想到的一切的全部意义都烟消云散了。

驯马师、车夫和店主都跟皮埃尔讲，说一个军官带来消息，法国人已逼进莫扎伊斯克了，我们的人正在撤退。

皮埃尔站起来，让套好马车后去追赶他，他就步行穿过市区先走了。

军队离开时留下大约一万名伤员。这些伤员在院子里，从窗户里随处可见，街上也是一群一群的。街上运伤员的大车旁吵吵嚷嚷，尖叫声、咒骂声、打人声不绝于耳。马车赶上了他，皮埃尔让一个他认识的受伤将军坐上车，和他一起到了莫斯科。在路上皮埃尔得到他内兄和安德烈公爵的死讯。

十

三十日，皮埃尔回到了莫斯科。快到城门口时，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迎着他走来。

“我们正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要立刻见您。他让您马上到他那里，有重要事情。”

皮埃尔没回家，雇了一辆马车就去见总督。

这天早晨，拉斯托普钦伯爵刚从郊外索科尔尼基的别墅进了城。他家的前厅和接待室挤满了应召或来请示的官员。瓦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见过了伯爵，他们告诉皮埃尔说，莫斯科保不住了，就要放弃了。尽管这个消息是向居民隐瞒的，但官员和各个部门的长官就像拉斯托普钦伯爵本人一样，对莫斯科会落到敌人手里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为了推卸责任都来向总督请示，负责的部门该怎么办。

正当皮埃尔走进接待室时，军队来的信使正从伯爵那里出来。

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信使绝望地摆了摆手，穿过客厅出去了。

皮埃尔在客厅等候时，用疲惫的目光环视着房间里形形色色的官员，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文官、有武将；有高官、有小吏。看起来人人忿忿不平，人人忐忑不安。皮埃尔向一群官员走去，里边有一个熟人。同皮埃尔打了个招呼，他们继续他们的谈话。

“要先疏散出去，再召集回来，这不成问题。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看他写的什么，”另一个人指着手里拿着的印刷品说。

“这就是另一码事了。老百姓需要这个。”第一个人说。

“这是什么？”皮埃尔问。

“是新传单。”

皮埃尔拿过一份，读了起来。

“为尽快与向他靠拢的军队会合，公爵殿下已越过了莫扎伊斯克，站稳了脚跟，敌人不会立刻向他进攻的。已经从这里给他运去四十八门大炮以及充足的弹药，公爵殿下说，他们会誓死保卫莫斯科，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准备进行巷战。弟兄们，别看政府机关已经关闭，但案子还是要办理，我们的法院还要惩治坏蛋！一旦需要，我会召集城市的和乡村的青年们。一两天我就要发出号召，现在不到时候，我也不多说。斧头也好，猎熊矛也棒，最好的武器是三齿大叉，一个法国佬也不过一捆黑麦重。明天午饭后我要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叶卡捷琳娜医院看望伤员。我们在那儿祈求圣水，他们会很快康复；现在我很健康，前些日子我一只眼睛染疾，可现在两只眼都明亮如初。”

“有些士兵跟我说，”皮埃尔说：“无论如何不会在城里打仗，说阵地……”

“是啊，我们也这么说，”第一个官员说。

“前些日子我一只眼睛染疾，现在两只眼都明亮如初。这是什么意思？”皮埃尔问。

“伯爵长了个针眼，”副官笑着说，“我跟他说人们都来问他怎么了，他很不安。伯爵，您的事怎么样？”副官突然笑着问皮埃尔。“我们听说您的家庭出了些麻烦？好像伯爵夫人，就是您太太……”

“我什么也没听说，”皮埃尔漠不关心地说：“您听说什么了？”

“没有，您知道，人们总是胡编乱造。我也是道听途说。”

“您究竟听说什么了？”

“听说，”副官又带着同样的笑容说：“说伯爵夫人，就是您太太，打算出国了，也许是瞎说的……”

“有可能吧，”皮埃尔说，心不在焉地看着四周。“这是谁？”他指着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问，这人穿着干净的蓝色厚呢长外衣，蓄着雪白的大胡子，眉毛雪白，脸色红润。

“他呀？是个商人，开饭馆的，叫维列夏金。也许您听说了传单那件事？”

“噢，他就是维列夏金啊！”皮埃尔说，注视着老商人坚毅、平静的面孔，想在他的身上找到一点叛徒的表情。

“这不是那个维列夏金。这是写传单那个维列夏金的父亲。”副官说，“那个年轻人进监牢了，也许他要倒大霉了。”

一个佩戴星形勋章的小老头和一个脖子上戴着十字勋章的德国籍官员，正朝谈话的人走过来。

“知道吧，”副官说：“这是一桩糊涂官司。那份传单是两个月前出现的，伯爵得到报告后，下令调查。这不，加夫里洛·伊万内奇查清楚，说那份传单经过了六十三个人的手。他去找一个人问：谁给你的？说是谁谁给的。他去找下一个人，问：谁给你的？就这样一直查下去，查到维列夏金……这是个没念过几年书的小商人，您知道，一个小老板，”副官笑着说：“人家问他：你从谁那儿得到的？我们主要是想知道这是从谁那儿来的。除了邮政局长外他没人可说。显然他们之间串通好了。他说，不是从谁那儿来的，是我自己写的。我们对他又威胁又利诱，他就是固执已见，说是自己写的。就这样禀报给伯爵。伯爵让把他带来。‘你的传单是从哪儿来的？’‘我自己写的。’您也知道伯爵这人！”副官带着骄傲又愉快的笑容说：“他暴跳如雷，想想吧，如此胆大妄为，一派胡言，顽固不化！”

“噢！伯爵是要他指证克柳恰廖夫，我明白了！”皮埃尔说。

“根本没必要，”副官惊慌地说。“就算没这件事，克柳恰廖夫的罪行也够多了，所以才把他流放了。关键是伯爵非常恼怒。‘你怎么会写？’公爵问。他从桌子上拿起那份《汉堡日报》，就是这份。他说：‘不是你写的，是你翻译的，翻译得也相当糟糕，因为你这个傻瓜根本不懂法语。’你们猜怎样？‘不，’他说，‘我什么报纸也没读，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是叛徒，我会把你交付法院，会把你绞死。说！你是从哪儿拿到的？’‘我什么报纸也没看，是自己写的。’事情就这样了。伯爵把他父亲也叫来了：他还是固执己见。于是就交给了法庭，判了刑，好像是服苦役。现在父亲是来替他求情的。那是个坏小子！您知道，那种商家子弟，都是些花花公子，只会玩弄女人，不知从哪儿学点东西就开始天不怕地不怕了。他正是这样的坏家伙！他父亲在石桥旁开个小饭馆，您知道吗？饭馆里挂了个很大的画着全能上帝的圣像，一手执帝王权杖，一手执帝王权标。他把这个圣像拿回家好几天，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找了个混蛋画家……”

十一

这个故事还没讲完，皮埃尔就被请去见总督。

皮埃尔走进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办公室。他进来时，拉斯托普钦正皱着眉用手揉额头和眼睛。一个矮个子正对他说着什么，皮埃尔一进门，他不说了，向外走去。

“啊！您好啊，伟大的战士。”那人刚出门，拉斯托普钦说道。“听说了您堪称光荣的壮举！但今天不谈这事。亲爱的，就咱俩私下说说。您是共济会员吗？”拉斯托普钦用严厉的声调问，好像这里面有什么不对，但他还是准备原谅的。皮埃尔没说话。“亲爱的，我对什么都了如指掌，我知道共济会员也各不相同，我希望您不属于那些打着拯救人类的旗号却在干毁灭俄国勾当的人之列。”

“是的，我是共济会员，”皮埃尔答道。

“看见了吧，亲爱的。我想您不会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两位先生已被流放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克柳恰廖夫先生也受到了同样的处置。那些以建立所罗门圣殿做晃子而大肆破坏祖国圣殿的人都不例外。您肯定能理解，这是事出有因的，如果邮政局长不是祸国殃民的人，我也不会把他流放。我刚刚得知您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他从城里运东西，您还为他保存文件。我爱您，不希望您惹灾生祸，我比您年长一倍，作为父辈，我劝您不要再与这种人来往，您自己也尽快离开吧。”

“但是，伯爵，克柳恰廖夫到底犯了什么罪？”皮埃尔问。

“这是我的事，您无权过问！”拉斯托普钦大喊起来。

“如果指控他散发拿破仑的传单，这是没有证据的，”皮埃尔说（他不看拉斯托普钦），“维列夏金也是……”

“正是如此，”拉斯托普钦突然皱起了眉头，打断皮埃尔的话，喊声比以前更大了。“维列夏金是个叛徒和卖国贼，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拉斯托普钦以那种想起自己受过的侮辱才会有的刻骨仇恨说。“但我把您叫来不是跟您讨论我的事，而是给您出个主意或下个命令，如果您让我不得不这么做的话。我请您与克柳恰廖夫这种人断绝来往，并且离开这里。我决不允许有任何胡闹的行为。”可能他忽然意识到他似乎对毫无过错的别祖霍夫发了火，于是友好地拉起皮埃尔的手。“现在国难当头，我没时间对所有的人都和颜悦色。有时简直头晕脑涨！好吧，亲爱的，您个人有什么打算呢？”

“没什么，”皮埃尔答道，仍旧不抬眼，也没改变那付沉思的表情。

伯爵皱起了眉头。

“给您出个好主意。我跟您说，还是尽快离开吧。善于听人忠告的，是有福之人！再见了，亲爱的！噢，对了！”他朝已跨出门外的皮埃尔喊道：“听说伯爵夫人落到耶稣会神甫的魔掌了，是真的吗？”

皮埃尔什么也没说，他平生第一次这样怒气冲冲地、沉着脸离开了拉斯托普钦的办公室。

他回到家时，天已快黑了。那一晚有七、八个人来找过他。有委员会秘书、他营里的上校、管理员、管家和其他求见者。大家找他都是因为有事让他解决。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对这些事也不感兴趣，他随便应付了下他们的问题，只不过是为了尽快摆脱这些人。终于只剩他自己了，他拆开妻子的来信，读了一遍。

“他们，这些炮垒上的士兵，安德烈公爵阵亡……老头……质朴就是对上帝的服从。应该受苦……所有一切的意义……应该套在一起……妻子要嫁人……要忘却，要理解……”他走到床前，衣服也没脱，倒在上面就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管家来报告说，拉斯托普钦伯爵特意派来一位宪兵长官，他想了解别祖霍夫伯爵已经走了，还是准备动身。

有十来个形形色色的人找皮埃尔有事，都在客厅等他。皮埃尔匆忙穿上衣服，但他没到等他的人那儿去，而是下了后门的台阶，朝大门走去。

从那时起直到莫斯科遭毁坏结束，尽管家人四处寻找，却再也没看到他，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十二

九月一日之前，也就是敌人进入莫斯科的前夕，罗斯托夫一家还一直留在城里。

别佳加入了在白教堂村组建的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并赴任之后，伯爵夫人便担惊受怕。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他们两个都脱离了她的保护，说不定哪天她的一个或两个儿子可能被打死，就像她一个熟人的三个儿子一样，这个念头今年夏天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残酷地折磨着她。她想把尼古拉召到身边来，想亲自去看别佳，把他安排到彼得堡的什么地方，但这两件事都无法做到。别佳只能随团队一起回来或是乘调到另一个作战团之机回趟家。尼古拉的部队不知在何方，自从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讲述了他与玛丽娅小姐见面的情况后就杳无音讯了。伯爵夫人夜夜睡不着，一旦睡着，也是梦见她的儿子被打死了。经过多次的商量和交涉，伯爵最终想出了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把别佳从奥博连斯基团调到了正在莫斯科城下组建的别祖霍夫团。尽管别佳还算军人，但这次调动让伯爵夫人安慰的是她可能看到一个儿子还在自己保护之下，她希望别佳能到一个永远无需上战场的地方去任职，她再也不想放他离开自己。现在只有尼古拉还处于危险之中（她甚至为此而后悔），伯爵夫人觉得与其他孩子相比她更爱长子。但当这个淘气的小儿子，这个不好好学习，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让大家都烦透了的别佳，这个长着一双快乐的黑眼睛，翘鼻子，脸色绯红，已长出了绒绒的细胡子的别佳加入到那些可怕的、残酷的、不知为何总是打来打去却还以此为乐的大男人中间时，母亲又觉得，她对他的爱远远地超过了对另外两个孩子。盼望已久的别佳的归期越近，伯爵夫人就越觉得不安。她甚至在想，她永远等不到这种幸福的降临了。不仅是索妮娅，就连她喜欢的娜塔莎，甚至丈夫在跟前都让伯爵夫人生气。“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除了别佳我谁都不需要！”她想。

八月末，罗斯托夫家收到了尼古拉的第二封信。信是从沃罗涅什省寄来的，他被派到那里去买马。这封信并没让伯爵夫人安心。她知道一个儿子安全了，就更为别佳担心。

到八月二十日，尽管罗斯托夫家的所有熟人都离开了莫斯科，尽管大家都劝说伯爵夫人尽快离开，但在她的心肝、她宠爱的别佳回来之前她就是不肯听离开的事。八月二十八日，别佳回来了。这个十六岁的军官不喜欢母亲在迎接他时所带的那种病态的、过分的温柔。尽管现在母亲尽力掩饰着自己不想放他离开自己羽翼的用心，但别佳明白她的心思，却又本能地害怕对母亲过分的温柔会让他失去大丈夫气概（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他冷淡地对付她，逃避她，在莫斯科期间他只同娜塔莎在一起，他对她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差不多是恋人般的兄弟的柔情。

由于伯爵向来马马虎虎，到八月二十八日根本没做好离开的准备，说好从梁赞和莫斯科乡下来搬运家产的马车，直到三十号才到达。

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整个莫斯科都忙忙乱乱、人来车往。每天都有几千名伤员从波罗金诺战场运进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分散到整个莫斯科，又有几千辆载着居民和他们财产的马车从其他城门出去。尽管散发了拉斯托普钦的传单，也许是人们根本不管这些，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传单，城里到处传播着各种自相矛盾的、稀奇古怪的传闻。有人说已下令不让任何人离开；有人说，恰恰相反，所有的圣像都从教堂抬了出来，强迫大家离开；有人说波罗金诺会战后又进行了一场会战，这次把法国人打败了；有人说，恰恰相反，俄军全军覆没；有人说莫斯科的民团即将在神甫的率领下开向三山；还有人窃窃私语，说已下令禁止奥古斯丁出城，说抓住了一批奸细，说农民造反了，离去的人在路上遭到了抢劫，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但这仅仅是说说而已，事实上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尽管这还是在菲利召开准备放弃莫斯科的军事会议之前）都觉得莫斯科肯定会沦陷，得赶快离开，并救出自己的财产。大家都感到突然之间一切都要毁掉，都要改变了，但在九月一号之前什么也没变。就像一个被带去执行死刑的囚犯一样，他知道马上就要死了，但还是要看看周围，把戴歪的帽子扶正，莫斯科也一样，尽管人们知道它即将毁灭，他们习惯的那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就要解体，但人们依旧不由自主地继续着日常生活。

在莫斯科沦陷前的这三天，罗斯托夫全家都在忙着日常琐事。家长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不停地在城里收集各方面的传闻，回到家他就对准备离开的事下一些无关痛痒的、仓促的命令。

伯爵夫人一直在关注着收拾东西的事，她对什么都不满意，老是跟着逃避她的别佳，为他总跟娜塔莎在一起，对她那样亲而嫉妒不已。只有索妮娅一个人在安排人干实事：收拾东西。但最近索妮娅很忧郁，默不做声。尼古拉的信提到了玛丽娅小姐，伯爵夫人当着她的面就兴奋地说她从尼古拉与玛丽娅小姐的相遇看到了天意。

“博尔孔斯基成了娜塔莎的未婚夫时，”伯爵夫人说：“我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更希望，而且也预感到，咱们尼古拉会娶伯爵小姐。这该多好啊！”

索妮娅觉得这是实话，重振罗斯托夫家产业的惟一希望就是娶一个有钱的小姐，而伯爵小姐正好是合适的人选。但她为此又很痛苦。尽管很痛苦，或者说正是由于她痛苦，她才担当起所有整理和包装东西的繁重任务，于是她整天忙个不停。伯爵和伯爵夫人有什么吩咐都找她。相反，别佳和娜塔莎不仅不帮父母，还碍手碍脚的，令家里大多数人厌烦。家里一整天都能听见他们跑来跑去、喊叫和无缘无故的哈哈大笑。他们大笑，他们高兴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理由，但他们心里异常兴奋和快乐，因此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快乐和欢笑的理由。别佳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离家时还是个孩子，而回来时（大家都对他这么说）却是个棒小伙子了；他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回到家里，因为他从不会马上沦入战区的白教堂村回到了近日就要打仗的莫斯科；他之所以快乐，主要是因为娜塔莎很快乐，而他总是受娜塔莎的情绪支配。娜塔莎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她郁闷得太久，现在没什么能让她想起她为何郁闷，而且她的身体也好起来；她之所以快乐，还因为有一个人欣赏她（别人的欣赏就像是齿轮的润滑剂，要想让她这部机器运转正常，没有润滑剂是不行的），而别佳是欣赏她的。他们之所以快乐，主要是因为战争己打到莫斯科城下，会在城门口打仗，会发放武器，大家都会东奔西跑，反正会发生不寻常的事，而这对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总是一件很兴奋的事。

十三

八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六。罗斯托夫家整个被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家具有的搬了出去，有的挪了地方，镜子和画都摘了下来。各个房间都摆着箱子，到处扔着干草、包装纸和绳子。搬东西的庄稼人和仆人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院子里挤满了农家的马车，有几辆车上的东西已垛得高高的，绑好了，还有几辆车是空的。

一大群仆人和赶车的庄稼人的说话声、脚步声和呼来唤去声在院子和屋里响成一片。伯爵一清早就出去了。伯爵夫人由于忙乱和嘈杂犯了头痛病，正躺在新辟的休息室里，头上缠着些蘸了醋的布带。别佳不在家（他去找一个打算一起由民团转到现役部队的战友）。索妮娅在大厅里看着整理水晶器皿和瓷器。娜塔莎坐在自己凌乱的房间的地板上，一堆衣物、发带和披肩摊在她的四周，她手里拿着一件旧舞裙，就是她第一次在彼得堡的舞会上穿的那件（已经过时了），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板。

大家都在忙着，娜塔莎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从早晨她也有好几次想干些什么，但她的心思老不在这上面，所以她不能、也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她在收拾瓷器的索妮娅跟前站了一会，想帮帮忙，但很快就放弃了，又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开始她把自己的衣物和发带送给女仆，这让她很高兴，但后来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收拾，这又让她觉得很烦。

“杜尼娅莎，亲爱的，还是你来整理吧，好吗？行吗？”

杜尼娅莎很乐意地答应帮她收拾，娜塔莎就坐在地板上，拿起那件旧舞裙又陷入了沉思，她想的根本不是现在她应该想的事。隔壁女仆房间里姑娘们的说话声和她们匆匆忙忙从自己房间到后门楼梯的脚步声把娜塔莎从沉思中惊醒。她站起来看了看窗外。街上排着一长串运送伤员的车队。

女仆、男仆、女管家、保姆、厨子、车夫、前导马御手和厨房的童工都站在大门口看着伤员。

娜塔莎把一块白色手绢搭在头发上，两只手揪着手绢的角出了街。

从前的女管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老太婆离开站在大门口的一群人独自向一个带蒲蓆车篷的马车走去，跟躺在上面的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军官说起了话。娜塔莎向前走了几步，又胆怯地停下了，她双手继续扶着手绢，听女管家说话。

“这么说，您在莫斯科一个亲人也没有？”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问。“您若是住在家里会清静些的，到我家来也行啊。老爷们要走了。”

“不知道是否允许，”军官用微弱的声音说：“那是我们长官，您问问他，”他指了指顺着车队正往回走的一个胖胖的少校。

娜塔莎用怯生生的目光看了一眼受伤的年轻军官的脸，赶紧迎着少校走去。

“可以让伤员住到我们家里吗？”她问。

少校笑着把一只手贴到了帽檐上。

“您想请哪个伤员，小姐？”他眯缝着眼睛笑着说。

娜塔莎平静地又问了一遍，尽管她还扶着手绢，但她的面容和整个举止相当严肃，少校不笑了，想了一会，好像在自问这有多大的可能性，然后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

“噢，是的，当然可以啦，”他说。

娜塔莎微微点了下头，就快步回到站在军官旁无限怜悯地与他说话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身旁。

“可以的，他说可以的！”娜塔莎小声说。

军官坐的带篷马车拐进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几十辆运送伤员的马车都停了下来，受市民邀请拐进院落，向波瓦尔大街各家的门口驶去。看来娜塔莎很喜欢这种脱离一般生活轨道的新的人际关系。她和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一起要尽量多请一些伤员。

“不管怎么说，也应该向你父亲禀报一声，”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

“没关系，没关系，还不是一样嘛！我们搬到客厅去住一天。可以把我们住的那一半房子让给他们。”

“小姐呀，亏您想得出！让他们住进厢房、闲房、保姆的房间就可以了，就那样也得问一下。”

“好的，我去问吧。”

娜塔莎跑回家，踮着脚尖钻进休息室半掩着的门，里面散发出一股醋酸和霍夫曼氏滴液的味道。

“妈妈，您在睡觉吗？”

“哎呀，睡什么呀！”刚刚入睡的伯爵夫人醒来了，说道。

“妈妈，亲爱的！”娜塔莎跪在母亲身边说道，她把脸紧贴着母亲的面颊。“是我不好，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是我把您吵醒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让我来问问，运来一些伤员，是军官，可以吗？他们没地方住。我知道您会答应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很快地说。

“什么军官？运来了什么人？我一点也不明白，”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笑了，伯爵夫人也微微一笑。

“我知道您会答应的……我这就去说。”于是娜塔莎亲了妈妈一下，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在大厅里她碰见了父亲，他带回了一些坏消息。

“我们耽搁得太久了！”伯爵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懊丧的表情。“俱乐部关门了，连警察都走了。”

“爸爸，我把伤员请到家里来了，没关系吧？”娜塔莎对他说。

“当然，没问题，”伯爵心不在焉地说。“问题不在这里，现在我请你不要管鸡毛蒜皮的事了，帮着整理东西，得离开，明天就走……”接着伯爵给管家和其他人下了同样的命令。吃午饭时刚回来的别佳也讲了他听到的新闻。

他说现在人们都在克里姆林宫挑选武器，说尽管拉斯托普钦的传单上说他两三天内要发号召，但大概还是下了命令让所有人明天都带着武器去三山，那里可能会打一大仗。

当他说这些话时，伯爵夫人胆怯又惊恐地看着儿子那快乐、躁热的脸。她知道假如她说哪怕一句让别佳不要去参加这次会战的话（她知道他为即将来临的会战而高兴），那么他就会说什么男人啊、荣誉啊、祖国啊之类的话，会说那些毫无意义的、男人才会说的固执话，而且你还无法反驳他，事情就会更糟。因此，她希望在此之前带着别佳――她的保护人和靠山离开，她什么也没对别佳说。饭后，她把伯爵叫过来，含着眼泪求他快把她送走，如果可以的话，就在今天夜里。这之前她一直表现得毫无畏惧，而现在她以女性那种出于爱而不由自主使用的手腕说，如果她今晚走不成的话，她会吓死的。其实现在她并不是假装，她现在什么都怕。

十四

刚刚去看过女儿的肖斯夫人，对伯爵夫人讲述了她在肉商街一家小酒馆附近的所见所闻，这让伯爵夫人更加恐惧了。在她回来的路上，看到一群醉汉正在酒馆旁的街道上吵闹，根本无法通行。她叫了辆马车才从胡同里绕道回了家，车夫告诉她说，那帮人把酒馆里的酒桶都砸了，说这是上面的意思。

午饭后，罗斯托夫家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匆匆忙忙地开始整理东西准备出行。老伯爵也突然管起事来，饭后他一直从院子到房间里里外外地跑，没有条理地对那些忙忙乱乱干活的人呼来喝去，搞得他们更加手忙脚乱了。别佳负责院子里的事，索妮娅对伯爵自相矛盾的命令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人们喊着、叫着，吵着，在房间和院子里跑来跑去。生性热情的娜塔莎也突然干起活来。起初，人们对她插手包装的事是不信任的。人家都以为她是开玩笑，不愿听她的指挥，但她固执而热情地要别人按她说的做，她生了气，还差点哭起来，于是大家听了她的，最终她还取得了别人信任。费了她很大的力气办成的，也是为此对她放权的头件大事，就是包装地毯。伯爵家有一些贵重的哥白林挂毯和波斯地毯。娜塔莎开始干这件事时，大厅里有两个敞开的大箱子，其中一个装的是瓷器，几乎装满了，另一个装的是地毯。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瓷器，而且还源源不断地从食品室里往外搬。该装第三只箱子了，于是人们去取箱子。

“索妮娅，停一下，我们这样都装得下，”娜塔莎说。

“不行，小姐，已经试过了，”管食品室的人说。

“不，请停下来。”娜塔莎开始从箱子里往外掏包着纸的盘碟。

“盘子放这里，卷到地毯里，”她说。

“还有地毯呢，三个箱子能装下就谢天谢地了，”食品室的人说。

“请等一等。”于是娜塔莎又开始迅速、麻利地分捡。“这个不用带，”她说的是基辅产的碟子，“这个要，放到地毯里，”她说的是萨克森产的盘子。

“你别动，娜塔莎，行了，还是我们来装吧，”索妮娅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哎呀，小姐呀！”管家无可奈何。但娜塔莎不肯屈服，她把所有东西都掏出来，又快速地装好，认为那些不中用的家用地毯和多余的餐具根本没必要带。把箱子掏空后，开始重新摆放。果然，经她一倒腾，所有便宜的，不值得带的东西都掏出来了，而所有值钱的东西装了两个大箱子。只是装地毯的箱子合不上盖。本可以再往出拿点东西，但娜塔莎又固执己见。她把东西摆好、不行就重摆，使劲压，还让食品室管理员和拉来一起装箱子的别佳一块压箱盖，她自己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好了，行了，娜塔莎，”索妮娅对她说，“我看你是对的，从上面再取出一层吧。”

“不行，”娜塔莎喊道，她一只手拢着披散到汗汵汵的脸上的头发，一只手按着地毯。“快压呀，别佳！瓦西里奇，使劲压！”她喊道。地毯压下去了，箱盖终于合上了。娜塔莎拍着巴掌高兴地尖声大叫起来，连眼泪都迸出来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立马又开始干另一件事，现在人们完全信任她了，当人们向伯爵告状，说娜塔利娅·伊利伊尼什娜把他下的所有命令都推翻了时，伯爵也没生气，于是仆人都来问娜塔莎是不是要把东西捆到车上，车是否装够了？多亏娜塔莎指挥得力，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留下的都是没用的东西，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紧凑地放了上去。

但是，不管所有的人如何忙活，到深夜也没能收拾完备。伯爵夫人睡着了，伯爵让明早再出发，然后自己也去睡了。

索妮娅和娜塔莎合衣睡在休息室里。

那天夜里，又有一个伤员经过波瓦尔大街，于是站在大门口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把他让到了罗斯托夫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觉得，这个伤员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四轮马车四周都上了挡板，车篷也放下了。前座上除了车夫还坐着个老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仆人。后面跟着的一辆马车上坐着一名医生和两个士兵。

“请到我家来吧，请吧。主人们要走了，整栋房子都是空的，”老太太对老仆人说。

“怎么办呢，”仆人叹着气答道：“不指望能运到家了！我们在莫斯科有自家的房子，只是远了点，而且没住人。”

“还是到我家来吧，我家主人什么都有，请吧，”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怎么样啊？伤得很重吗？”她又问了一句。

仆人摆了摆手。

“不指望能运到家了！这得问医生，”于是仆人下了车，向后面那辆车走去。

“好吧，”医生说。

仆人又朝四轮马车走去，向里面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让车夫拐进了院子，他自己停在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身旁。

“耶稣基督保佑啊！”她说。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让把伤员抬进屋去。

“主人不会说什么的，”她说。为了避免上楼梯，他们还是把伤员抬进了厢房，安置在肖斯夫人从前住的房间里。这个伤员就是博尔孔斯基公爵。

十五

莫斯科的末日到了。那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秋日。正值星期天。那天也像平常的星期日一样，所有教堂都敲响了做弥撒的钟声。好像没有人知道等待莫斯科的将是什么。

只有两个社会状况指标体现了莫斯科当时的处境：一个是老百姓，即平民阶层，另一个是物价。这天一大早，工人、仆人、还有农夫，中间也夹杂着小官员、中学生和贵族成群结队地向三山进发。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没等到拉斯托普钦，于是确信莫斯科就要沦陷了，这群人又在莫斯科散开了，有的去了酒馆，有的去了饭馆。这一天的物价也显示了局势。武器、黄金、马车和马匹的价格一涨再涨，而纸币和日用品的价格跌了又跌，到中午时分，车夫运送呢子之类的贵重物品要收取一半的货物作运费，而一匹农家的马能卖五百卢布，家具、玻璃、铜器都白送了。

在罗斯托夫家古色古香的老宅子里，家道败落似乎并不很明显。就下人来说，一大堆仆人当中夜间只跑了三个，但没偷东西；而就值钱的东西而言，从乡下来的三十辆大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愿意给罗斯托夫家出大价钱。除了不断有人来给这些马车出大价钱外，从三十一日晚直到九月一日早晨，还接连不断有人来求罗斯托夫家的仆人给他们弄几辆大车以便离开莫斯科，这些人有些是住在罗斯托夫家和隔壁的受伤军官派来的勤务兵和仆人，也有伤员自己勉强挣扎着来的。他们都去求管家，尽管管家也同情伤员，但还是一口回绝了，他说这件事根本就不敢向主人禀报。不论留下来的伤员是多么可怜，送出一辆车就没理由不送另一辆车，这样就得把

所有的车送人，甚至连自己坐的车也得送出去。三十辆大车是救不了所有伤员的，在国难当头之际也不能不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管家是这样为自己的主人着想的。

九月一日早晨，伊利亚·安德烈伊奇醒来后，蹑手蹑脚走出了卧室，以免吵醒天快亮时才入睡的伯爵夫人。他穿了件紫色的丝稠睡衣来到了台阶上。几辆装好东西的大车己停在院子里，四轮轻便马车就停在台阶下。管家正站在门口同一个老勤务兵和一个年轻的脸色苍白、胳膊缠着绷带的军官说着话。看见伯爵后，管家对军官和勤务兵打了个有所暗示的、严厉的手势，让他们走开。

“怎么样，瓦西里奇，都准备好了吗？”伯爵问，他摸着自己的秃头，和蔼地看着军官和勤务兵，并向他们点了点头。（伯爵喜欢新面孔。）

“马上就可以套车，大人。”

“太好了，等伯爵夫人醒来，我们就上路！你们有什么事，先生们？”他对军官说。“是住在我家的吗？”军官靠近了一些。他苍白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

“伯爵，行行好吧，麻烦您让我……看在上帝的面上……在您的马车上给我找个地方吧。我随身什么都没带……我坐上车就行……反正……”军官还没说完，勤务兵也为自己的主人向伯爵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哎呀，行，行，行，”伯爵忙说。“我非常、非常高兴。瓦西里奇，你去安排一下，把那边的轻便马车腾出一两辆，就在那边……没什么……既然需要……”伯爵含含糊糊地吩咐着。但此刻军官强烈的感激之情已经让他的命令无法改变了。伯爵环顾了一下四周：院子里、大门口和厢房的窗户里到处都是伤员和勤务兵的身影。他们都盯着伯爵，向台阶走来。

“大人，请到画廊去一下，那儿的画怎样处理啊？”管家问。伯爵跟他一块进了屋，他又重复了一遍命令，让不要拒绝请求搭车的伤员。

“行，有办法。可以把一些东西卸下来，”他小声地、用神秘兮兮的声音加了一句，好像生怕有人听到似的。

九点钟，伯爵夫人醒来了，这时玛特廖娜·季莫费耶夫娜，就是她从前的女仆，现在为伯爵夫人担任类似宪兵队长官之职，进来向她从前的主人禀告说，玛丽娅·卡尔波夫娜很生气，说小姐们的夏季服装是不能留在这里的。伯爵夫人一再追问肖斯夫人为何生气，原来是她的箱子从大车上卸下来了，所有的大车都在卸东西，伯爵太天真了，他命令把东西取下，要带上伤员。伯爵夫人让把丈夫给找来。

“怎么回事，我的朋友？听说又在往下卸东西？”

“你知道，我亲爱的，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我亲爱的伯爵夫人啊……有一个军官来找我，让给他几辆车运伤员。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干吗让他们留下，你想一想！真的，我们院子里住着军官，是我们自己好容易请来的……你知道，我认为，亲爱的，哎呀，亲爱的太太呀，让把他们送走吧……我们急什么？”伯爵怯生生地说，一碰到谈钱的事，他总是这样说话。伯爵夫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调，这种谈论毁掉孩子们前途的事时用的语调，比如建个画廊、暖房、成立个家庭戏院或乐队什么的，她已习惯了，并且认为与这种怯生生的语调表达的事唱反调是自己的责任。

她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哭兮兮的表情对丈夫说：

“伯爵，你听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卖房子人家不给钱，现在，我们所有的家产――孩子们的财产你又想毁掉。你可是亲自说过，说这个家值十万卢布。亲爱的朋友，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你随便吧！伤员有政府管。他们是知道的。你看看吧，对门的洛普欣家，三天前都搬空了。看人家都是怎样想的。就是我们傻。你就是不可怜我，也得可怜孩子们啊。”

伯爵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就出了房间。

“爸爸！你们说什么了？”跟在他后面进了母亲房间的娜塔莎对他说。

“没说什么！这不关你的事！”伯爵气哼哼的说。

“不，我都听见了，”娜塔莎说。“妈妈为什么不愿意？”

“这关你什么事？”伯爵喊了起来。娜塔莎走到窗户前沉思起来。

“爸呀，贝尔格来了，”他看着窗外说。

十六

贝尔格是罗斯托夫家的女婿，他已经是一名上校，获得了戴在脖子上的符拉基米尔和安娜勋章，他谋得了第二军副参谋长这样一个安稳而轻松的职位，还兼任司令部第一处副处长。

九月一日他从部队来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无事可做，但他发觉军队里的人都请假去莫斯科了，不知在做什么。他认为自己也有必要请假料理一些家事。

贝尔格乘着自己那辆由两匹跟一位公爵的马一样膘肥体壮的黑鬃黄褐色的马拉着的、精心制造的轻便马车向岳父家驶来。他仔细看了看院子里的车辆，一边上楼梯，一边掏出一块干净的手绢打了个结。

贝尔格迈着轻快的、急不可待的步伐从前厅跑进客厅，拥抱了一下伯爵，吻了一下娜塔莎和索妮娅的手，就急忙打听妈妈的健康情况。

“现在还谈什么健康？快讲讲，”伯爵说，“部队怎样？是撤退呢，还是要打仗？”

“爸爸，只有万能的上帝”贝尔格说：“才能决定祖国的命运。部队斗志昂扬，现在统帅们都在开会呢。会是什么结果，还不知道。但我跟你说，爸爸，在二十六日的战斗中他们，它，”他改正道，“表现或者说是显示出的勇气，那种真正的古代俄国军队的勇气，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我跟您说，爸爸（他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膛，就像一位将军跟他说这句话时一样，尽管他捶胸有些晚，因为本应在说“俄国军队”这个词时捶胸），我坦白地告诉您，我们这些将领不仅不需要去赶着士兵往上冲或做类似的事，我们是尽力阻拦这些，这些……是的，是英勇的、古代式的功勋，”他快速地说，“告诉您吧，巴克莱·德·托利将军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冲在部队前头。我们军部署在一个山坡上。您可以想象一下！”于是贝尔格讲了这段时间以来他听到而且还记得的所有故事。娜塔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好像要在他的脸上找到解决某个问题的答案，这让贝尔格很不好意思。

“俄国军队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实在难以想象，值得赞扬！”贝尔格看着娜塔莎说，好像想得到她的赞许，对她那执着的目光报以微笑……“‘俄国不在莫斯科，她在亿万儿女的心中！’是吧，爸爸？”贝尔格说。

这时伯爵夫人从休息室出来了，她一副疲惫、不满的样子。贝尔格赶忙站起来，吻了下伯爵夫人的手，讯问她的健康状况，摇着头对她报以深切的同情，然后站在了她旁边。

“是的，妈妈，我跟您说实话，这对每个俄国人来说都是痛苦、艰难的时刻。但干吗这样担心呢？你们来得及离开……”

“我不知道下人们都在干什么，”伯爵夫人对丈夫说，“我刚才听说还什么都没准备好。这是需要有人安排的。真让人怀念米坚卡。这真是没完没了！”

伯爵想说什么，但看来又忍住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这时贝尔格好像要擤鼻涕，掏出了手绢，看着打成的结，他忧愁而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陷入了沉思。

“爸爸，我有一件大事求您，”他说。

“嗯？”伯爵停下来，说道。

“我刚刚路过尤苏波夫家，”贝尔格笑着说：“管理员是我的一个熟人，他跑出来问我要不要买些东西。您知道，我出于好奇就进去了。那儿有一个小衣柜和一个梳妆台。您知道薇鲁什卡多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又为此争吵过多少次（一说起小衣柜和梳妆台，贝尔格不由自主地转入谈论自家完善设备时用的兴高采烈的语调。）”多漂亮的家什！拉开来，还有英国式暗锁，您知道吗？薇拉奇卡早就想要了。我很想给她个意外的惊喜。我看见您这儿有那么多农夫。给我一个人吧，我会足足地付他钱的。”

伯爵皱起了眉头，咳嗽两声。

“您去问夫人吧，我不管事。”

“如果为难的话，就算了，”贝尔格说：“只是我特别想给薇拉奇卡买。”

“哎呀，你们都给我滚吧！滚！滚！滚！”老伯爵喊了起来。“头都让你们吵晕了。”说着他走出了房间。

伯爵夫人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妈妈，这是艰难的时刻！”贝尔格说。

娜塔莎和父亲一起走了出去，好像很费神地想着一件事，她先是跟在父亲后面，然后跑下楼去。

别佳正站在台阶上给那些要离开莫斯科的仆人发武器。那几辆套好的车还停在院子里。其中两辆解开了，一名军官正在勤务兵的搀扶下向一辆车上爬。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别佳问娜塔莎（娜塔莎明白别佳指的是父母吵架的事）。她没说话。

“是因为爸爸要把所有的车都给伤员用，”别佳说。“是瓦西里奇告诉我的。依我看……”

“依我看，”突然娜塔莎几乎是大喊起来，恶狠狠的目光对着别佳。“依我看这真是卑鄙，真是可恶，真是……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形容了！难道说我们是卑鄙的德国人吗？”由于抽抽搭搭的哭泣她的声音直发颤，她怕自己的愤怒会减弱，会白白地浪费掉，于是转身冲上楼梯。贝尔格坐在伯爵夫人身边亲切又恭敬地安慰她。娜塔莎气得脸都歪了，她像一股旋风似的冲进了房间，快步向母亲走去，这时伯爵正拿着烟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是多么可耻！多么卑鄙！”她大喊起来。“你下了这样的命令，简直难以想象。”

贝尔格和伯爵夫人莫名其妙、惊恐地看着她。伯爵站到了窗前，倾听着。

“妈妈呀，哪能这样，您看看，院子里都成什么样了！”她喊道：“大家都走不了！”

“你怎么了？他们是谁？你想干什么？”

“伤员呗，还有谁！这不行，妈妈，这太不像话了……不行，妈妈，亲爱的，这不行，请原谅我，亲爱的……妈，我们要什么，我们运那么多东西干吗，您就看看院子里吧……妈！这绝对不行！”

伯爵没转脸，一直站在窗前听娜塔莎说话。突然他开始从鼻子发出喘息声，把脸贴近窗户。

伯爵夫人看了一眼女儿，看见她为母亲感到羞愧的脸，看到了她的激动，她明白了，为何现在丈夫不看她，她惊慌失措地环顾了一下周围。

“哎呀，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难道我还能干涉不成！”她还不想立刻服输。

“妈妈，亲爱的，原谅我吧！”

但伯爵夫人把女儿推开，朝丈夫走去。

“亲爱的，该怎么办，你就吩咐吧……我对这些不懂，”她说道，面带愧色地垂下了眼睛。

“鸡蛋……这真是鸡蛋教训老母鸡啊……”伯爵流着幸福的泪水拥抱了妻子，伯爵夫人正好把羞愧的脸藏到丈夫的怀里。

“爸爸，妈妈！可以去吩咐了吗？可以吗？”娜塔莎问。“我们还是能带上必需的东西的……”娜塔莎说。

伯爵对她点了点头，娜塔莎就像玩捉迷藏那样快步穿过客厅向前厅跑去，又跑下楼梯到了院子里。

仆人们围在娜塔莎身边，不相信她转达的奇怪的命令，直到伯爵亲自出来以妻子的名义证实了这个命令，让把所有的大车都给伤员用，把箱子搬下来，抬到贮藏室。仆人们听清命令后就高兴地开始忙活起来了。现在仆人不仅不觉得奇怪，相反倒觉得不可能有别的结局，正如在一刻钟以前把伤员留下不仅谁都不觉得奇怪，带走东西才是惟一的选择。

好像所有的仆人都在为以前没动手安排伤员进行补偿一样，现在全来做这件事。伤员们都从自己的房间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喜色围着马车。有大车的事也在隔壁传开，住在别家的伤员都向罗斯托夫家走来。很多伤员请求不必卸下东西，让他们坐在上面就行了。但既然已经开始卸了，就不能停下。都留下还是留下一半，反正也无所谓了。院子摆放着不准备带走的装餐具、铜器、画和镜子的箱子，这些箱子昨天夜里他们曾那么费劲地装好，现在他们把能卸下来的都卸下来了，腾出了一辆又一辆车。

“还能上四个人，”管家说，“把我自己的车也给他们，要不让他们到哪儿去呢？”

“把装我衣柜的车也给他们吧，”伯爵夫人说：“让杜尼娅莎跟我坐一辆车。”

装衣柜的车也腾出来了，去接隔两个门那家的伤员。一家主仆都兴高采烈地忙活着。娜塔莎又高兴，又幸福，她很久没体验过这种开心事了。

“把它放到哪儿呀？”仆人们把一个箱子放到窄窄的马车后脚蹬上。“哪怕多留下一辆车也够了。”

“里面装的是什么？”娜塔莎问。

“装着伯爵的书。”

“留下来吧。瓦西里奇会收拾的。这不需要带了。”

四轮轻便马车也挤满了人。人们担心彼得·伊利奇没地方坐了。

“他坐驭座上。你坐那儿可以吧，别佳？”娜塔莎喊道。

索妮娅也在不停地忙活着。但她忙活的目的与娜塔莎正好相反。她把所有留下的东西都收拾好，写了清单，还按伯爵夫人的意思尽量要多带些东西。

十七

一点多钟，罗斯托夫家四辆轻便马车已备好了马，收拾停当，等在家门口。运伤员的马车一辆接一辆驶出院子。

安德烈公爵的马车从门口经过，引起了索妮娅的注意，她正和一个女仆为停在门口的伯爵夫人高大的马车安排座位。

“这是谁的车？”索妮娅把头伸出车窗外，问道。

“小姐，难道您不知道吗？”女仆答道。“公爵负伤了，他就在咱家过的夜，也和我们一起走。”

“哪个公爵？他姓什么？”

“就是咱家以前的姑爷，博尔孔斯基公爵！”女仆叹着气回答：“听说快要死了。”

索妮娅跳下马车向伯爵夫人跑去。伯爵夫人已穿上了旅行服装，披上了披肩，戴上了帽子，正疲惫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等着家人回来关上门做临行前的祈祷。娜塔莎不在房间。

“妈妈，”索妮娅说：“安德烈公爵在这里，他负伤了，快要死了。他跟我们一起走。”

伯爵夫人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抓住索妮娅的手，看了一下四周。

“娜塔莎呢？”她问。

不论是对索妮娅还是对伯爵夫人，这个消息首先只有一个意义。他们了解娜塔莎，害怕她听到这个消息会出什么事，这让他们抑制住了对她俩都喜欢的那个人的同情。

“娜塔莎还不知道，但他跟我们一起走。”索妮娅说。

“你说他快死了？”

索妮娅点了点头。

伯爵夫人抱着索妮娅哭了起来。

“天意不可测啊！”她想，感到先前人们看不见的那个操纵一切的万能的大手现在开始在所有的事情中显灵了。

“好了，妈妈，都准备好了。你们在说什么？”娜塔莎跑进房间，满脸兴奋地问。

“什么也没说。”伯爵夫人道。“准备好了，那就走吧。”伯爵夫人弯腰去取自己的手提包，不想让娜塔莎看见她神色不安的脸。索妮娅拥抱了一下娜塔莎，吻了她一下。

娜塔莎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没有……”

“对我来说是非常坏的消息吗？什么事？”敏感的娜塔莎问。

索妮娅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伯爵、别佳、肖斯夫人、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还有瓦西里奇进了客厅，关上门后大家默默地坐下，谁也不看谁，就这样坐了几秒钟。

伯爵第一个站起来，重重地叹了口气，开始对着圣像划十字。大家也跟着划十字。然后伯爵拥抱了要留在莫斯科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和瓦西里奇，当他们抓着他的手亲吻他的肩膀时，他轻轻地拍着他们的背，说了些含糊不清的安慰话。伯爵夫人走进供圣像的祈祷室，索妮娅进去时看见她正跪在墙上还剩下的一些零散的圣像前。（最珍贵的家传圣像他们都带走了）。

台阶上和院子里都是拿着匕首和马刀准备出发的仆人，这是别佳发给他们的武器，他们把裤腿塞进靴子里，皮带和宽腰带勒得紧紧的，他们正跟留下的人道别。

像每次出行前一样，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东西放的也不是地方，两个随从分别站在敞开的车门两边，准备侍候伯爵夫人上车，而女仆们拿着靠垫、包袱在房子和几辆马车之间来回奔波。

“这些人啊，一辈子都是什么也记不住！”伯爵夫人说：“你知道我是不能这样坐的。”于是杜尼娅莎咬紧牙关，一声不吭，面带着不满的神情，跳上马车重新整理座位。

“哎，这些佣人！”伯爵摇摇头说。

老车夫叶菲姆是伯爵夫人惟一信赖的车夫，他高高地坐在驭手的位置上，根本也不回头看一下后面在干什么。他凭三十年的赶车经验知道，离听到“我们走吧！”这句话还早着呢，就是跟他说了这句话，还得让他停两次，以便让人去取遗忘的东西，这之后还得让他停一次，伯爵夫人会亲自把头伸出窗外请他下坡时千万要小心。他对此一清二楚，因此比他的马更有耐心地等着（尤其是比左边那匹叫“鹰”的枣红色马更有耐心，那匹马一直用蹄子刨着地，使劲嚼着嚼子）。大家终于坐好了，脚踏板收起来，折进车里，车门嘭的一声关上了，首饰匣己派人去取，伯爵夫人把头伸出来说了她该说的话。车夫叶菲姆慢慢地摘下帽子，开始划十字。前导马御手和所有的人都开始划十字。

“好，现在走吧！”叶菲姆戴上帽子说。“驾！”前导马御手一甩鞭子。右边的马拉紧了套，高高的弹簧咯吱作响，车身摇摆了一下。一个仆人跳上了已走动的马车的前座。从院子走到坎坷不平的路面时车子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其他的车也晃了晃，这一队马车就上了街向前开动了。坐在轿式马车、四轮马车和轻便马车里的人都对着对面的教堂划十字。留在莫斯科的人跟在车的两边为他们送行。

娜塔莎很少体验到现在这样快乐的心情，她坐在伯爵夫人旁边，看着慢慢从她身边向后掠去的放弃的、惊慌不安的莫斯科的城墙。她偶尔把头伸出窗外，看看前面和后面比他们先出来的伤员车队。差不多在最前面可以看见安德烈公爵带顶篷的四轮马车。她不知道里面是谁，但每当她想看自家的车队时，总是找寻这辆四轮马车。她知道这辆车在最前面。

在库德林诺，从尼基塔街、普列斯尼亚街和波德诺文斯科耶街过来的几列像罗斯托夫家这样的车队汇和了，到了花园街，马车和大车已排成了两列。

绕过苏哈列夫塔时，娜塔莎饶有兴趣、快速地环视着坐车和步行的人群，突然她兴奋又吃惊地叫了起来：

“天哪！妈妈，索妮娅，快看呀，这是他！”

“谁？谁呀？”

“看呀，天哪！别祖霍夫！”娜塔莎把头伸出车窗外看着一个又高又胖的男人，他穿着一件车夫的长衫，从步态和姿势来看显然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贵族，他的身旁是一个没蓄胡子、身穿粗呢大衣的黄脸小老头，他们正走到苏哈列夫塔的拱门下。

“天哪！真是别祖霍夫，穿着长衫，跟一个老小孩在一起！天哪！”娜塔莎说，“看呀，看呀！”

“不是，这不是他。说什么傻话！”

“妈妈，”娜塔莎喊道。“我用脑袋做担保，就是他！相信吧。停车，停车！”她对车夫喊道，但无法停车，因为从小市民街又出来一些大车和马车，别的车夫已经在对罗斯托夫家的车喊叫了，让他们赶紧走，不要挡别人。

确实，尽管离得比以前还远，罗斯托夫家的人还是看见了皮埃尔，或者说是跟皮埃尔特别相像的人，他穿着车夫长衫，正低着头，满脸严肃地在街上走着，他的身边是一个没蓄胡子的小老头，仆从的模样。那个小老头发现马车里伸出几个头正看他，就小心地碰了一下皮埃尔的胳膊肘，指着马车对他说了些什么。皮埃尔很长时间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看来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最后，当他弄明白怎么回事，按他指的方向看去，认出了娜塔莎，当时他凭第一感觉，飞快地朝马车走去。但走了十来步，仿佛想起了什么，停下了。

娜塔莎伸出车窗外的脸泛着带点嘲弄的温柔。

“彼得·基里雷奇，过来呀！我们认出您了！多奇怪呀！”她向他伸着手，喊道。“这是您吗？您怎么这副打扮？”

皮埃尔抓住她伸出的手，一边走一边（因为车还在走着）笨拙地吻了一下。

“您这是怎么了？伯爵！”伯爵夫人吃惊而又同情地问。

“什么？什么？为什么？别问我，”皮埃尔说着，看了一眼娜塔莎，她那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目光非常迷人（他不用看她，就能感觉到）。

“您干吗，要留在莫斯科吗？”皮埃尔没说话。

“留在莫斯科吗？”他反问一句。“噢，是的，留在莫斯科。再见了！”

“哎呀，我多想当个男人，那样我一定会和您一起留下。这多好啊！”娜塔莎说。“妈妈，让我留下吧！”皮埃尔心不在焉地看了眼娜塔莎，他想说什么，但伯爵夫人插了一句。

“我们听说您去前线了？”

“是的，我去了，”皮埃尔答道。“明天还有大战……”他本来还想说，但娜塔莎打断了他的话。

“伯爵，您到底怎么了？您都不像您自己了……”

“哎，别问了，别问我了，我自己也什么都不知道。明天……噢，算了！再见吧，再见吧。”他说：“真是可怕的年代！”他落在马车后面，上了人行道。

娜塔莎把头伸出车窗外很久，对他露出温柔而又略带嘲讽和欢乐的微笑。

十八

自从离家出走之后，皮埃尔已经在已故的巴兹杰耶夫家的空房子里住两天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皮埃尔回到莫斯科，见过拉斯托普钦伯爵，第二天醒来后，他很长时间都弄不明白身处何方，人家想要他干什么。当仆人向他禀报说，在客厅等着他的人当中还有一个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叶列娜·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的信，突然间，他陷入了矛盾与绝望之中。他忽然觉得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毁灭了，没有是非，没有前途，没有出路。他很尴尬地笑着，喃喃地说着，一会绝望地坐在沙发上，一会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从门缝瞅瞅客厅，一会挥挥手走回来，抓起一本书。管家再一次进来向他禀报说，伯爵夫人派来送信的法国人很想见他，哪怕一分钟也行，还有巴兹杰耶夫的遗孀也派人来让他去拿书，因为巴兹杰耶夫太太本人去乡下了。

“噢，对了，我马上来，你等一下……还是算了吧……算了，去告诉他们我马上就来。”皮埃尔对管家说。

但管家刚一出去，皮埃尔抓起桌子上的帽子就从后门出了书房。走廊一个人也没有。皮埃尔穿过整个走廊到了楼梯口，他皱着眉头，双手搓着额头，下到第一个楼梯平台。看门人正站在大门口。还有一个楼梯从皮埃尔下来的平台通往后门。皮埃尔沿着它出了院子。谁也没发现他。但他刚出了大门来到街上，站在大车跟前的车夫和扫院子的人就看见了老爷，他们对他脱帽致敬。皮埃尔觉得大家都在盯着他看，他就像一个把脑袋钻到灌木丛里怕人看见的驼鸟一样，低着头，加快步伐朝前走去。

这天早晨皮埃尔要做的事当中，有一件是为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整理书籍和文件，他觉得这是最当紧的。

他雇了碰到的第一辆马车，吩咐车夫要去大牧首塘大街，巴兹杰耶夫的遗孀就住在那里。

皮埃尔不住地环视着从四面八方出城的辎重车辆，不断把自己肥胖的身体坐端正以免从稀里哗啦作响的破旧马车上滑下来，他感到就像一个逃学的孩子那样兴奋，于是同车夫攀谈起来。

车夫告诉他，今天克里姆林宫发放武器，明天要把大家都赶到三山城门，那里将会有一场大战。

来到大牧首塘，皮埃尔找到了巴兹杰耶夫家的房子，他很久没到这儿来了。他朝便门走去。听到敲门声，一个脸色发黄、没蓄胡子的小老头应声而出，这就是那个五年前他在托尔诺克看见过跟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起的格拉西姆。

“在家吗？”皮埃尔问。

“因为当前局势紧张，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和孩子们都去托尔诺克的乡下了，大人。”

“我还是得进去，我得去整理一下书，”皮埃尔说。

“请吧，欢迎，故人的兄弟，愿他在天之灵安息！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他老人家留下了，您知道，他身体虚弱，”老仆人说。

据皮埃尔所知，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的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弟弟，此人嗜酒如命、半疯半癫。

“是的，是的，我知道。咱们走吧，走吧……”皮埃尔说着就进了屋。前厅站着个高个子秃头老人，通红的鼻子，穿了件长衫，光脚穿着套靴，他看见皮埃尔后生气地嘟哝了句什么，就到走廊去了。

“以前多么聪明啊，现在您看吧，变迟钝了，”格拉西姆说：“去书房，可以吗？”皮埃尔点了点头。“书房封上了，一直没动过。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吩咐过，说如果是您派人来，就让把书给您。”

皮埃尔走进昏暗的书房，还是恩师在世时皮埃尔曾经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来过这里。房间里落满了灰尘，自从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世后就没人动过，因此更显昏暗了。

格拉西姆打开一扇护窗板后就踮着脚尖出去了。皮埃尔在书房里走了一圈，朝存放手稿的书柜走去，他取了一件曾经最为重要的共济会圣物。这是标有恩师注解和说明的苏格兰共济会文件的真本。他坐在落满了灰尘的写字台旁，把手稿放到面前打开又合上，最后将其推到一边，用手托着头，陷入了沉思。

好几次格拉西姆小心翼翼地向书房窥视，他看到皮埃尔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格拉西姆壮着胆子在门口弄出点响声，想吸引皮埃尔注意。但皮埃尔却没有听到。

“要把车夫打发走吗？”

“噢，是的，”皮埃尔回过神来，赶忙站起来。“你听我说，”他抓着格拉西姆上衣的纽扣，用他那炯炯有神、眼泪汪汪、兴奋的眼睛从头到脚打量着老人。“你听我说，你知道明天要有大会战吗？”

“听人家说过，”格拉西姆答道。

“我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谁。照我说的去办。”

“是，”格拉西姆说：“给您拿些吃的来吗？”

“不，但我需要别的东西。我需要一件农夫的衣服和一支手枪。”皮埃尔说，突然涨红了脸。

“遵命，”格拉西姆想了一会说。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皮埃尔都是独自在恩师的书房里度过的，格拉西姆听到，他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晚上就睡在了给他在那儿安置的床上。

格拉西姆这一辈子看够了各种怪事，他以仆人的习惯毫不奇怪地接受了皮埃尔的入住，似乎还很满意他又有人可以侍候了。那天晚上他自己也没思量是为什么，就给皮埃尔找来了长衫和帽子，答应第二天给他弄把手枪。那一晚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两次璞哧璞哧地拖着靴子，走到门口，停下来，带着阿谀奉承的表情看着皮埃尔。但皮埃尔一把脸转向他，他就害羞而又生气地掩上长衣，匆忙离开了。当皮埃尔穿着格拉西姆给他弄到并为他蒸洗过的车夫长衣，俩人一起去苏哈列夫塔买手枪时，正好遇见了罗斯托夫一家。

十九

九月一日夜间，库图佐夫下令俄国军队经莫斯科向梁赞大道撤退。

第一批部队是夜间出发的。夜间行军的部队不慌不忙，他们缓慢又有秩序地行进。然而到天亮时分，部队快到多罗戈米洛夫大桥时，看到前方一边是密密麻麻的人在过桥，另一边的大街小巷挤满了人，身后是没完没了越聚越多的部队。一种莫名其妙的焦急与不安笼罩了整个部队。大家都向前面桥的方向涌去，有上桥的，有下滩的，有登船的。库图佐夫让马车从后面的街道绕到了莫斯科的另一面。

九月二日早上将近十点时，多罗戈米洛夫空旷的郊区只剩下一些后卫部队了。大部队有些到了莫斯科另一边，有些已出了城。

而此时，即九月二日上午十点，拿破仑正站在俯首山上他的部队中间，观赏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壮丽景色。从八月二十六日波罗金诺战斗打响到九月二日敌人进入莫斯科的一周内，秋高气爽，不同寻常，令人恐慌而又令人难忘：太阳低垂，似乎春天般暖洋洋；空气清新，好像一切闪闪发光；呼吸着秋天芳香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甚至夜间也暖意融融；在这漆黑而温暖的夜里，金色的流星不时地在无垠的苍穹划过，让人既兴奋又害怕。

九月二日上午十点，晨光奇妙迷人。莫斯科从俯首山脚下延伸开去，金色的阳光下河流、花园像从前一样熠熠生辉，星星点点的教堂洋葱式的屋顶若隐若现。

拿破仑看到他从未见过的、不同寻常的建筑样式的奇异都市，心里感到那种有些嫉妒和不安的好奇，只有那些看到没见过的形式和异样生活的人才会有这种好奇心。看来，这个城市还充满勃勃的生机。在远处通常可以根据无法确定的特征正确无误地区分死物和活物，拿破仑也是根据那些特征从俯首山上感受到城市的脉搏在跳动，这个庞大而美丽的躯体正在呼吸。

“莫斯科，这座教堂林立的亚洲都市，他们神圣的莫斯科啊！我终于占领了这座声名显赫的都市！到时候了！”拿破仑说完，下了马，让人把莫斯科地图铺在面前，把翻译官勒洛涅·狄德维勒叫了来。“被敌人征服的城市就像失去贞操的姑娘”他想（他在斯摩棱斯克也是这样对图奇科夫说的）。他正是从这种观点来看待展现在他面前、他素未谋面的东方美女。他盼望己久，觉得已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让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下，他时而看看城市，时而看看地图，对照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细支末节，将要占领这座城市的信心既让他激动，又让他害怕。

“难道会有别的结果吗？”他想：“这就是她，这个首都，她匍匐在我的脚下，等待自己的命运。现在亚历山大在哪里？他在想什么？多么神奇、美丽又雄伟的城市！多么神圣、庄严的时刻！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想到了自己的部队。“这就是她，这就是对所有那些缺乏信心的人的奖赏，”他看着周围的亲信、正在走过来和排着队的部队想。“只要我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就会让这个沙皇的古都毁灭。但我的仁慈随时准备赐予战败方。”我应该宽宏大量、当个真正的伟人……但不，我到了莫斯科，这不是真的，”他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念头。“然而现在她就躺在我的脚下，金色的圆葱顶和十字架在太阳光下熠熠生辉。我要把它保存下来。我要在古都的野蛮和独断的纪念碑上写下公正和仁慈这四个伟大的字眼……亚历山大最痛苦的正是这一点，我了解他。（拿破仑觉得已建成的功业的主要意义在于他与亚历山大之间的个人争斗。）我会从克里姆林宫，对，这儿就是克里姆林宫，向他们颁布公正的法律，我会让他们看看真正的文明意义何在，我会迫使几代贵族一提到征服者的名字就满怀爱意。我要告诉代表团，我以前不想，现在也不想要战争；我仅仅是与他们宫廷的虚伪政策开战，说我对亚历山大既爱戴又尊敬，说我会在莫斯科接受对我和我的人民公正的和约条件。我不想利用战争中的幸运来污辱令人尊敬的皇帝。我要对贵族说：我不想要战争，我想让我所有的臣民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而且我知道，他们来见我会让我精神振奋，我要用我平时说话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清楚、庄严和伟大。但我到了莫斯科，难道这是真的吗？是的，这就是她！”

“把贵族带来，”他对侍从说。一名将军率领一批服饰华丽的侍从立即策马飞奔去找贵族。

两个小时过去了。拿破仑吃过早饭又站在俯首山上他刚才站的地方，等代表团的到来。他对贵族的讲话已打好了腹稿。他的发言充满了拿破仑所理解的尊严和伟大。

拿破仑打算在莫斯科的慷慨之举让他自己着了迷。他在心里盘算好了在皇宫召开大会的日子，在这次会议上，俄国达官显贵要和法国皇帝的达官显贵欢聚一堂。他在心里还指定了一个省长，这个人应该能把老百姓团结起来。当他得知莫斯科有很多慈善机构后，他又在心里盘算要给这些机构多施恩惠。他想，他要像在非洲穿带风帽斗篷坐在清真寺那样，在莫斯科也要像沙皇那样宽大为怀。为了彻底收买俄国老百姓的心，正像任何一个法国人一样，没有比提到我亲爱的、温柔的、可怜的母亲更有感情的了，于是他决定，要在所有这种机构都用大字写上：献给我亲爱的母亲的机构。不，还是简要一点，只写上吾母之家就够了，他自己就这样决定了。“但难道我是在莫斯科吗？是的，她就在我面前。但为什么市代表团这么长时间还不来？”他想。

这时，在皇帝随从们的后面，将军和元帅们正在小声、焦急地开着会。派去找代表团的人带回消息说，莫斯科是座空城，人们都走了。开会的人都面色苍白，焦急万分。让他们害怕的不是莫斯科的居民都弃城而去（不管这件事多么重要），而是怎样告诉皇帝，怎样才能让陛下不陷入用法语来说就是可笑的尴尬境地，告诉他说他白白地等了那么长时间，说城里除了一帮醉鬼就再没别人了。有人说，无论如何还是要召集一个代表团，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应该小心地、明智地让皇帝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告诉他真相。

“但是应该告诉他……”随从们说。“但，先生们……”皇帝一边在考虑自己仁慈的计划，一边耐心地在地图前走来走去，偶尔用手遮着阳光眺望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愉快而骄傲地微笑着，这时情况显得就更为严重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随从们耸着肩膀说，他们不敢说出暗指的那个可怕的词：可笑的……

这时皇帝徒然等了这么长时间等累了，他凭演员的直觉感到庄严时刻延续得太久了，他开始失去自己的庄严，举手示意。响起了一声信号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莫斯科的部队从特维尔，卡卢加和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向莫斯科开进。部队淹没在他们自己扬起的灰尘里，你追我赶，跑得越来越快，汇集到一起的喊叫声响彻云霄。

拿破仑被部队的行动所吸引，随着部队到达了多罗戈米洛夫城门，但他在那里又停了下来，下了马，在度支部土城来回走了很长时间，等待着代表团的到来。

二十

此刻莫斯科是座空城。虽然里面还有人，还有以前人口的五十分之一，但它却是座空城。它空空如也，就像一个没了蜂王，将要废弃的蜂箱一样。

没有蜂王的蜂箱是没有生命的，但乍一看上去它与其它的蜂箱还没什么两样。

正午炎热的阳光下，蜜蜂欢快地围着没有蜂王的蜂箱飞舞，就像别的活蜂房一样；同样，从老远就能闻到它散发的蜂蜜味，同样也有蜜蜂飞进飞出。但只要仔细观察，你就会明白这个蜂箱里是没有生命的。蜜蜂不像在活蜂箱里那样飞，养蜂人闻到的气味不对，听到的声音也不对。正常的蜂箱，养蜂人敲一敲它的箱壁，立刻就会有协同一致的反应，几万只蜜蜂嗡嗡作响，令人恐惧地把尾部收缩起来，飞快地拍着翅膀发出这种富有活力的声音；而有病的蜂箱，敲击它听不到这种应有的声音，而是空蜂箱各处传来的很响但不协调的嗡嗡声。蜂箱的入口散发出的不再是从前蜂蜜和蜂毒的那种醉人的芳香，以及蜜蜂群集散发出的热气，而是蜂蜜与空虚和腐败物的混合气味。蜂箱门口再没有了高高翘着尾巴发出警报信号，时刻准备为保卫蜂巢而不惜牺牲的蜜蜂。也没有了那种平稳而低沉的声音，像开水沸腾一样的劳作声，只能听见毫无秩序、不连贯、不协调的噪音。一些身上涂满蜂蜜的黑色长圆形强盗蜂胆怯而躲躲闪闪地飞进飞出，它们不蜇人，一遇到危险就逃之夭夭。以前蜜蜂是带着采集物飞进去，空着飞出来，现在是带着东西飞出。养蜂人掀开蜂箱的下部往里看。从前直达蜂胶（底部）的腿勾着腿的一排排精力充沛的蜜蜂在辛勤劳作，不断发出劳动的低语声，现在则是昏昏欲睡的干瘪的蜜蜂漫不经心地在蜂箱底部和箱壁上四处乱爬。从前箱底抹了一层胶，蜜蜂用翅膀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全是蜡块，蜜蜂的粪便，半死不活、腿还在动的蜜蜂以及死了还没收拾掉的蜜蜂。

养蜂人掀开蜂箱上层查看它的顶部。本应是一排排粘满蜂窝空隙、孵化蜂蛹的蜜蜂，现在看到的却是精巧而复杂的蜂窝，但已是面目全非。整个蜂箱形同废墟，污秽不堪。盗蜜的黑蜂神速地、偷偷摸摸地在各个蜂巢间乱窜，而本箱的蜂好像老态龙钟似的，萎缩了，干瘪了，无精打采地慢慢爬着，谁也不影响，没有任何需求，失去了生命的意识。雄蜂、胡蜂、丸花蜂、还有蝴蝶毫无目的地乱飞，撞到蜂箱壁上。在留有死幼蜂和蜂蜜的蜡块之间，偶尔能听到愤怒的嗡嗡声，有的地方偶尔会有两只蜜蜂按老习惯和记性在努力地清理蜂巢，力不胜任地把一只死蜜蜂或丸花蜂拖出去，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为何要这么做。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两只老蜜蜂懒洋洋地在打架或是给自己做清洁或是相互喂食，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出于仇恨还是友好。在第三个地方，一群蜜蜂互相挤压着向某个受害者进攻，把它打死或压死。于是那只虚弱的蜜蜂或死蜂像羽毛一样缓慢地、轻轻地从上面落到一堆死蜂当中。养蜂人掀开中间的两层巢础，想看看蜂窝。上千只本应背对背围成黑色圆圈、遵守繁殖后代最高秘密的蜜蜂，这时变成了几百只垂头丧气、半死不活，昏昏欲睡的蜜蜂躯体。他们爬在一直守卫着的，现已不存在的圣地上，他们差不多全死了，但自己却不清楚这一点。他们散发出一股腐朽和死亡的味道。其中还有几只在动，能飞起来，无精打采地盘旋，落到了敌人的腿上，连豁出性命蜇它一下的力量都没有了，――其他的死蜜蜂像鱼鳞一样轻飘飘地向下落。养蜂人合上蜂箱，用粉笔在蜂箱上作个记号，等找时间把他撬开、烧掉。

当拿破仑疲倦地、不安地、皱着眉头在度支部土墙来回踱步，等着他意识当中对方哪怕是遵守表面上的礼节――派个代表团时，莫斯科已成了这样的空壳。

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里还有一些人按老习惯在无意识地走动，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

当人们小心翼翼地告诉拿破仑莫斯科是座空城时，他生气地瞪了一眼报告人，转过身继续默默地踱步。

“拉过马车来，”他说。他和值班副官并排坐上车朝郊外驶去。

“莫斯科是空城。真难以置信！”他自言自语道。

他没进城，而是住在了多罗戈米洛夫郊外的客栈里。

这场戏的结局并不圆满。

二十一

从半夜两点到第二天下午两点，俄军穿过莫斯科撤退，里面还夹杂着最后一批撤离的居民和伤员。

部队行进当中，在石桥、莫斯科河大桥和雅乌兹河桥上发生了严重的拥挤、堵塞。

部队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分成两路行进，于是在莫斯科河大桥和石桥这两座桥上拥挤起来，很多士兵利用停滞和拥挤之机从桥头退下去，偷偷摸摸、不声不响地绕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从博罗维茨基城门下面上坡，溜到红场，他们不知怎么觉得在那里可以毫不费力地拣到便宜。这一大帮人就像在买廉价商品一样，挤满了外国商场的过道和通道。但这里既没有店主花言巧语的招徕，也没有了小贩的叫卖和一群群花枝招展的女顾客。一眼望去，全是穿着制服和军大衣的士兵，他们都没带武器，默默地空手进入商店，又背着东西出来。少有的几个店员和掌柜的惊惶失措地挤在士兵当中，把自己的店铺打开又锁上，他们跟伙计一块不知在往哪儿搬自己的货物。商场旁边的广场上站着几个鼓手，在打集合鼓。但鼓声没能像以前一样让抢掠的士兵应声而来，而是相反，让他们离鼓声更远了。在店铺和过道上，可以看见夹杂在士兵中间的一些穿着灰色长衣、剃着光头的人。有两个军官站在伊利英卡街的拐角上，其中一个军服外围着围巾，骑着一匹深灰色的瘦马，另一个没骑马，穿着军大衣，他们在说着什么。又有一名军官骑马跑到他们跟前。

“将军命令，无论如何现在就得把所有的人撵出去。这也太不像话了！一半的人都跑散了。”

“你去哪儿？你们去哪儿？”他对三个没带武器，撩起大衣襟，从他旁边向商场溜的步兵喊道。“站住，你们这些坏蛋！”

“是的，请把他们集合起来！”另一名军官回答。“他们简直没法集合，应当快点走，别让剩下的人也溜了，就这样！”

“怎么走啊？都停下了，挤在桥上动不了。是不是设一道散兵线，让剩下的人不要跑散？”

“好的，你们到那边去！把他们赶回去！”级别高的军官喊道。

戴着围巾的军官下了马，喊了一名鼓手，跟他一起进了拱门。几个士兵蜂拥而逃。一个穿着讲究的商人，鼻子两边长满红色粉刺，肥胖的脸上带着安详而坚定、别有用意的表情，挥着双手匆忙向军官走来。

“军官大人，”他说：“行行好，保护保护我们吧。我们在小利上就不计较了，我们是愿意奉献的！求求您了，我现在就可以搬出呢子来，给行善的人两块呢子都行，我们是自愿给的！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这简直就是抢劫！求求您了！给我们派个岗哨，哪怕让我们锁上门也好啊……”

几个商人聚到了军官周围。

“哎，胡扯什么呀！”一个面孔严厉，瘦瘦的商人说。“头都砍掉了，还为头发掉泪。谁想拿什么就拿吧！”他有力地挥了一下手，向军官侧转身。

“伊万·西多雷奇，你说得倒好听。”第一个商人生气地说。“您请进吧，军官大人。”

“有什么好说的！”瘦瘦的人商人喊道。“我的三个铺子有十万卢布的货。等部队走了，难道能保得住吗？哎，你们这些人啊，上帝的意志不是凡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

“您请进，军官大人，”第一个商人一边鞠躬一边说。军官疑惑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犹豫不决的表情。

“这关我什么事！”他突然大喊一声，快步沿着商场朝前走去。在一个敞开着的铺子里传来了打人和谩骂声，军官刚走到跟前，一个穿灰色厚呢上衣、光着头的男人从门里被人推出来。

这个人弯着腰从商人和军官身边溜过去。军官责骂店铺里的士兵们。正在这时，莫斯科河的桥上传来了一大群人可怕的叫喊声，于是军官向广场跑去。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但他的同伴已经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朝发出喊声的方向驰去。军官上了马随他而去。靠近桥头时，他看见从前车摘下来的两门大炮，过桥的步兵，几辆推翻的马车，几张受到惊吓的面孔和笑哈哈的士兵们。大炮旁停着一辆套着两匹马的大车。四只套着项圈的狗在马车后的车轮旁蜷缩着。车上的东西堆得高高的，最上面，在四脚朝天放着的童椅旁坐着一个老太婆，正尖声而绝望地干嚎着。同伴们告诉这名军官说，人群的叫声和老太婆的干嚎都是因为叶尔莫洛夫将军正好碰上了这群人，当他得知士兵们都跑到店铺里了，而一群群老百姓挤满了大桥，就命令从前车把大炮摘下来，做出要对大桥开炮的样子。人群把大车推翻了，互相挤压，绝望地叫喊着，拥挤着，终于把桥疏通了，于是部队又向前开进。

二十二

城里已是空空荡荡。大街上连个人影也没有。住户的大门和小铺都上着锁，在个别小酒馆附近偶尔传来一两声叫喊和醉汉的歌声。街上没有人乘车出行，偶尔听到行人的脚步。波瓦尔大街静悄悄、空荡荡的。在罗斯托夫家的大院子里胡乱堆着牲口吃剩的干草，马粪，却不见一个人影。罗斯托夫家的宅子里还留下很多财物，在大客厅里只有两个人。这就是扫院子的伊格纳特和瓦西里奇的孙子、侍童米什卡，他和爷爷一块留了下来。米什卡打开小钢琴，用一根手指在上面弹着。扫院人挺着胸站在大镜子跟前，双手叉腰愉快地笑着。

“我弹的多好啊！是吧，伊格纳特叔叔！”小男孩说着，突然用双手拍打起琴键来。

“哎，你呀！”伊格纳特答道，他的脸在镜子里笑得越来越厉害了，这让他自己也吃惊。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真没良心！”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悄悄走了进来，在他们身后说。“呀，大胖脸，连牙都龇出来了。把你们留下来是让你们干这事吗？那边还什么都没收拾好呢，瓦西里奇都快累死了，你们等着瞧吧！”

伊格纳特整了整腰带，收敛起笑容，恭顺地垂下眼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大婶，我轻轻地弹，”男孩说。

“我看你还轻轻地弹。淘气鬼！”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向他挥着手，大喊道。“去给你爷爷烧茶炊去。”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拂去灰尘，盖上琴盖，重重地叹了口气，从客厅出去，锁上了门。

来到院子，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就在想该到哪里去：去厢房找瓦西里奇喝茶，还是去贮藏室收拾那些还需要收拾的东西？

静静的大街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在大门旁的便门外停下了，一只手在开门闩，发出了响声。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向便门走去。

“找谁？”

“找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

“您是谁？”

“我是一名军官。我想见他。”传来一个俄罗斯贵族好听的声音。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打开了门。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圆脸军官进了院子，他的脸型很像罗斯托夫家的人。

“全走了，先生。昨天晚上走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亲切地说。

年轻军官站在门口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进去，他啧了一下舌头。

“哎，真遗憾！”他说。“我要昨天来就好了……哎呀，多可惜！”

这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仔细地、满怀同情地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脸上熟悉的罗斯托夫家族的五官轮廓，打量着他破烂不堪的大衣和穿坏了的靴子。

“找伯爵有什么事吗？”她问。

“本想……这可怎么办！”军官遗憾地说，抓了便门好像打算离去。他又犹豫不决地停下了。

“您看，”他突然说。“我是伯爵的亲戚，他对我一直很好。是这样，您看（他带着善良而愉快的笑容看了一眼自己的雨衣和靴子），我把衣服都穿坏了，钱也用光了，所以想向伯爵借点……”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没容他说完。

“您等一小会儿，少爷。就一小会儿，”他说。军官刚刚把手从便门上松开，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就转身迈着老太太的快步向后院自己的厢房走去。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跑回自己屋里时，军官低着头，盯着自己的破靴子，微微笑着，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没碰上叔叔，多遗憾呀。多好的老太婆！她跑到哪里去了？我怎样才能知道，走哪条街才能尽快赶上部队呢，部队现在该到罗戈日城门了吧？”这时年轻军官想。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脸上带着惊慌又很坚决地表情，手里拿着一个卷起来的方格手帕从拐角出来了。离军官还差几步远，她就打开手帕，从里面掏出一张白色的二十五卢布的纸币匆忙递给了军官。

“如果大人他在家，肯定，他会像亲戚那样，可能……而现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有些不好意思，慌乱起来。而军官既没拒绝，又没着急，他接过钱，谢了谢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假如伯爵大人在家就好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仍然一边道歉一边说。“耶稣与您同在，少爷！上帝会保佑您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鞠着躬送他出门。军官微笑着摇摇头，好像在嘲笑自己，大步流星地沿着空荡荡的大街朝雅乌兹大桥方向去追赶自己的团队了。

而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眼泪汪汪地在关着的便门旁又站了很久，若有所思地摇着头，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军官母亲般的温柔和怜悯突然涌上心头。

二十三

在瓦尔瓦尔卡大街上一栋未完工的楼房里，楼下是小酒馆，里面传来醉汉的叫喊声和歌声。在一个脏兮兮的小房间里，桌子旁的凳子上坐着十来个工人。他们都醉熏熏的，大汗淋漓，双眼浑浊，紧张地咧着大嘴在唱着什么歌。他们唱得南腔北调，声嘶力竭，好像不是因为他们想唱歌，而只是想证明在饮酒作乐，醉气熏熏。其中有一个高个子浅头发的小伙子穿着干净的蓝色厚呢长外衣，站在他们那里，显得比别人高出很多。他的鼻子又细又直，要不是因为他薄薄的、总是蠕动的瘪嘴唇和浑浊、阴郁、呆滞的眼睛，他的面孔就会很漂亮。他站在唱歌的人上方，好像在想象着什么，庄严而生硬地在他们头顶上挥着袖子挽到胳膊肘的雪白的手臂，肮脏的手指头尽量不自然地叉开。他长呢子外衣的袖子老是往下滑，小伙子硬要用左手把它卷起来，好像这只挥动着的青筋突起的白手臂一定要光着，这非常重要似的。就在他们唱歌的当儿，过道和台阶上传来了打架声。高个子年轻人挥了一下手。

“别唱了！”他大声命令着。“打架了，伙计们！”于是他不停地挽着袖子，出去了。

工人们跟在他后面。今天早晨，在高个子年轻人的带领下，在酒馆喝酒的工人们从工厂给酒馆老板拿了几张皮子，所以才捞顿酒喝。隔壁铁匠铺子的铁匠们听到酒馆的狂饮乱叫，以为酒馆被砸了，也奋力想往里冲，于是在台阶上打起来了。

酒馆老板在门口跟一个铁匠打了起来，工人们出来时，正好铁匠挣脱了酒馆老板，脸朝下摔在了马路上。

另一个铁匠用胸脯撞着酒馆老板，直往门里冲。

挽着袖子的年轻人一边走，一边打了往门里冲的铁匠一个耳光，还疯狂地叫着：

“伙计们，打我们的人啦！”

这时第一个铁匠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一边抓弄着被打破的脸上的血，一边大声哭喊：

“救命啊！杀人啦！打死人了！兄弟们！”

“哎呀，老天爷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从隔壁大门出来的一个老太婆尖声大叫。一群人围在满脸是血的铁匠周围。

“你宰人还嫌少吗？连人家的衬衫都扒了，”一个人对酒馆老板说，“你干吗杀人？强盗！”

高个子青年站在台阶上，模糊的双眼一会看看酒馆老板，一会看看铁匠们，好像在思量现在该跟谁打了。

“凶手！”突然他对酒馆老板大叫起来。“伙计们，把他捆起来！”

“怎么能捆我这样的人呢！”酒馆老板喊着，挥手轰开向他冲来的人，摘下帽子朝地上摔去。好像这个动作具有某种神秘的威胁作用似的，围着酒馆老板的工人们犹豫不定地站住了。

“兄弟，我对法律可是在行。我要告到警察分局去。你以为我不敢吗？现在不允许任何人抢劫！”酒馆老板拾起帽子大声喊着。

“去就去，看你能怎么的！去就去，看你能怎么的！”酒馆老板和高个子青年先后说着这句话，一起朝前走去。满脸是血的铁匠也跟着他们一起走。工人和围观的人一边说话，一边喊叫，随他们而去。

在马罗谢卡大街拐角处的一栋挂着鞋匠大招牌、锁着栅栏门的大房子对面，站着二十来个垂头丧气的鞋匠，他们瘦骨嶙峋、疲惫不堪，穿着长罩衫和破烂的厚呢长外衣。

“他应该付清我们的工钱！”一个胡子稀疏、眉头紧皱的削瘦的工人说。“他吸了我们的血，现在就算完了。他让我们干啊，干啊，干了一个星期，现在终于干完了，他自己倒跑了。”

正在说话的工人看到人群和满脸是血的铁匠，住了嘴。所有的鞋匠都马上来了好奇心，加入到行进的人群当中。

“人们要到哪里去？”

“当然去见长官啦。”

“当真我们部队败了？”

“你以为怎样！听听人们是怎样说的。”

人们有问有答。酒馆老板乘人越来越多，偷偷落到后面，然后回到自己的小酒馆去了。

高个子青年还没发现自己的对头――酒馆老板已经溜了，他挥着光胳膊不住地说话，以此吸引大家的注意。多数人都紧靠着他，希望从他嘴里得到他们问题的答案。

“他总得维持秩序，维护法律，要不设这个长官何用！我说的是理吧，同胞们？”高个子青年略带微笑地说。

“他以为连长官也没了吗？没有长官怎么行？那不把他们都抢了吗？”

“说空话有什么用？”人群中发出回应声。“怎么，就这样把莫斯科给放弃了！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就当了真。我们的部队还少吗？却把敌人给放了进来！要不怎么是当官的呢！听听老百姓都在说什么吧！”人们指着高个子青年说。

在中国城的城墙根，一大堆人正围着一个穿粗毛呢大衣，手拿文件的人。

“告示，在宣读告示！宣读告示！”人群中传来叫喊声，人们都向这个宣读告示的人拥过去。

穿着粗毛呢大衣的人正在读八月三十一日的告示。当人群都围过来时，他好像有些发窘，但应挤到他身边的高个子青年的要求，他声音有些发颤地又从头读了起来。

“明天一早我要去见公爵殿下，”他读道（高个子青年庄重地、嘴角略带微笑，皱着眉又把“殿下！”重复了一遍），“我要和他谈一谈，行动起来，并协助部队消灭恶魔，我们要把他们……”宣读命令的人停了下来（“看见了吗？”年轻人得意地喊道，“他会给你讲清楚……”）“……把这些不速之客消灭掉，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会回来吃午饭，让我们动手干吧，干起来，干到底，痛打这些恶魔。”

读到最后这几句时周围鸦雀无声。高个子青年忧伤地低着头。显然，谁都不明白最后这几句话的意思。特别是“我明天回来吃午饭”这句话，看来让读的人和听的人都很伤脑筋。因为人们的情绪都很激昂，而这句话太普通、太明白易懂了。这样的话谁都会说，因此上级权力机关的告示不应该说这种话。

大家都沮丧地、默默地站在那里。高个子青年瘪了几下嘴唇，身体晃了几晃。

“问问他吧！那就是他吗？那么就去问问吧！要不怎么……他会说清楚的……”突然人群的后排有人说道，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正向广场驶来的警察局长的轻便马车，两名龙骑兵跟在马车后面。

这天早晨警察局长奉伯爵的命令去烧毁驳船，借此机会他捞了一大笔钱，此刻这些钱就装在他的口袋里。看到一群人朝他走来，他吩咐车夫把车停下了。

“都是什么人？”他对毫无秩序、怯生生地向他马车靠近的人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我在问你们话呢！”没人回答，警察局长又问了一遍。

“大人，他们”穿着粗毛呢大衣的小职员说。“大人，他们是按照伯爵大人的告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效力的人，不是伯爵大人说的要造反的人。”

“伯爵没走，他还在呢，他会对你们发布命令的，”警察局长说。“走吧！”他对车夫说。人群停下了，聚在那些听到长官说话的人周围，看着远去的马车。

这时警察局长惊慌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对车夫说了句什么，于是马飞奔起来。

“骗局，伙计们！带我们去见伯爵本人！”高个子青年喊道。“伙计们，别放走他！让他做出解释！拦住他！”几个声音一起喊了起来，人群向马车奔去。

追赶警察局长的人群吵吵嚷嚷地向卢比扬卡大街冲去。

“老爷和商人都走了，我们干吗留下来倒霉？难道我们连狗都不如吗？”人群中越来越多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二十四

九月一日晚上，拉斯托普钦伯爵见过库图佐夫以后觉得很不愉快，又觉得受了侮辱，因为没邀请他参加军事会议，而且库图佐夫根本没理会他提出的要参加保卫首都的建议，大本营里所持的新观点，即首都的稳定和爱国情绪的问题不仅是次要的，而且是完全没必要和毫无价值的，这让他感到吃惊。对这一切都感到不快、受辱和吃惊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回到了莫斯科。吃过晚饭后他和衣躺在了长沙发上，半夜十二点多被库图佐夫派来给他送信的信使叫醒了。信中说，部队正在撤到莫斯科以外的梁赞大道，问伯爵是否可以派一些警官为经过城里的部队引路。这对拉斯托普钦已不是新闻了。不仅是从昨天在俯首山与库图佐夫的见面，而且从波罗金诺会战开始，所有来莫斯科的将军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能再打仗了，经伯爵批准每天夜里都往外运公家的财物，近一半的居民离开了莫斯科，因此拉斯托普钦知道莫斯科是保不住了，然而库图佐夫用区区一张便条这种形式通知他的这个消息，而且还在夜间刚睡觉时，还是让伯爵既吃惊又气愤。

后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在笔记中对这段时间自己的行为做解释时多次写道，当时他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保持首都的安宁，二是把居民疏散出去。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个目的的话，拉斯托普钦的任何行为就都是无可指责的了。为何没把莫斯科所有的圣物、武器、弹药、火药、贮存的粮食都运出去？为何要用莫斯科不会沦陷，不会被毁的谎言来蒙骗成千上万名群众？就是为了保持首都的安宁，这就是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回答。为何要把政府机关一捆捆废纸和列比赫的气球及其它物品运出去呢？是为了让首都成为一座空城，这又是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回答。只要有什么东西威胁到了人民的安宁，所有的行为就都是无罪的了。

历来恐怖灾难的惟一借口就是关心人民的安宁。

然而，一八一二年拉斯托普钦伯爵为莫斯科人民的安宁的担心又有何根据呢？什么原因会导致城里有造反的倾向呢？居民离开了，撤退中的部队挤满了莫斯科。为什么因此老百姓会造反呢？

不仅莫斯科，整个俄国在敌人入侵之际都没发生类似造反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莫斯科还有一万多人，除了聚集在总司令院子里的人群和他自己招来的人以外，什么事也没发生。显然，如果说波罗金诺会战后莫斯科将会沦陷，或者至少有这种可能时，如果当时拉斯托普钦不是发放武器和传单来鼓动老百姓，而是采取措施运出所有的圣物、火药、弹药和金钱，并且直接向老百姓宣布城市要被放弃了，那就更不必担心老百姓会造反了。

拉斯托普钦是个性子火爆，容易激动的人，他一直周旋于高层人物中间，尽管他爱国热情有余，但对他所管辖的老百姓却了解不足。自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人民感情――俄罗斯之心的领导者。他不仅觉得（每一个行政长官都这样觉得）他在领导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为，而且他还觉得他通过用那种格调低下的言辞写成的告民众书和传单引导着他们的情绪，而这种言辞老百姓是看不起的，当上面用这种语言时他们也是听不懂的。拉斯托普钦是如此喜欢充当人民感情的领导者这个漂亮角色，他对此已习以为常，而现在必需退出这个角色，必须没有展示一点英雄主义效果就放弃莫斯科，这让他有点猝不及防，突然间让他失去了脚下的土地，他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事先他知道，但到最后一刻他还是从心里不愿相信莫斯科的失守，对此没做任何准备。居民们都违抗他的意志离开了莫斯科。如果说把政府机关搬出去，那仅仅是伯爵迫不得已同意的官员们的要求。而他自己一直在扮演着为自己创造的角色。他就像那种特别爱幻想的人一样，早就知道莫斯科是要失守的，但这只是推断，但心里却不愿相信，没去设想过这种新情况。

他所有的活动，十分卖力、精力充沛的活动（这到底有多少益处，对人民有多少影响姑且不论），他的所有的活动只是为了激起老百姓的那种他自己体验到的感情，即从爱国主义角度对法国的人痛恨和对自己充满信心。

然而，当事态具有了它本应具有的历史面貌，当仅仅用语言来表达对法国人的痛恨已显得微不足道，当作战都无法表达这种痛恨，当自信对解决莫斯科的问题毫无帮助，当居民们都万众一心地抛弃自己的财产，潮水般地涌出莫斯科，以这种否定的行为表达人民感情的力量时，拉斯托普钦所选择的这个角色突然间变得毫无意义了。他猛然间觉得自己如此孤独、脆弱、可笑，脚下失去了站立的根基。

当他从睡梦里醒来，接到库图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式的便条时，他越觉得自己有过错，就越是感到恼怒。所有由他管理的东西、应当运走的东西和公共财物都还留在莫斯科。而要把所有的东西运出去已不可能了。

“这是谁的过错？是谁给搞到了这种地步？”他想。“当然，不是我。我时刻都做好了准备，我把莫斯科维持得多好！看他们把事情搞到了何种地步！这些混蛋和卖国贼！”他想着，也没好好限定一下这些混蛋和卖国贼都是谁，但他感到必须痛恨这些不知是谁的卖国贼，是他们的过错让他陷入今天这种尴尬和可笑的境地。

整整这一夜拉斯托普钦都在发布命令，为此莫斯科的各个角落都有人来听他的命令。他左右的人从没见过伯爵如此的阴沉而恼怒。

“大人，世袭领地管理局局长派人来请示……宗教法庭、枢密院、大学、育婴堂都来人了，助理教务主教也派人来问……消防队怎样处理？牢狱来了狱吏……精神病医院也来了人……”一整夜不停地向伯爵报告。

对所有这些问题伯爵都给了简短的、气哼哼的答复，以此表示现在大家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命令，他尽心尽力做好的准备现在都被人破坏掉了，而这些人将来得为现在发生的事负责。

“你去告诉这个蠢货，”他对世袭领地管理局的讯问答复道：“让他留下来看守文件。对消防队的事你还问什么废话？他们有马，撤到符拉基米尔去。别给法国人留下。”

“大人，疯人院来了个监督，怎么跟他说？”

“怎么说？让他们都走，这就行了……把城里的疯子都放出来。现在我们的军队都是疯子指挥的，这是上帝的安排。”

关于如何处置关在监狱里的带足枷的囚犯，伯爵生气地对狱吏大喊：

“难道能给你两个营的押送队吗？我根本就没有！把他们都放了完事！”

“大人，还有两个政治犯，梅什科夫和维列夏金。”

“维列夏金！还没把他绞死？”拉斯托普钦喊道。“把他给我带过来。”

二十五

到上午九点时部队通过了莫斯科，没有人再来找伯爵下命令了。能走的人都走了，留下的人也由自己决定该干什么。

伯爵让人备马，要到索科尔尼基去。他皱着眉头，脸色蜡黄，默不做声，抱着双臂，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在没有动乱的和平年代，每一个行政长官都觉得他的臣民只有靠他的努力才能前进，每一个行政长官都觉得这种非有自己不可的意识是自己劳动和努力的主要奖赏。作为统治者的行政长官犹如坐在一只小破船里，他用一根竹竿支撑着人民的大船，随大船一起前进，当历史的海洋风平浪静时，他觉得是他的努力在推动着他支撑的大船，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只要一起风浪，波涛汹涌，大船自己走了，这时误解才会消失。大船是独立地开足马力走的，竹竿够不到开走了的船，统治者一下子从主宰和力量源泉的地位上跌下来，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百无一用和软弱无能的人。

拉斯托普钦现在正是这样的感觉，也正是这种感觉让他非常恼怒。

被人群拦截过的警察局长和来报告马匹已备好的副官一起进了伯爵的办公室。他们两人都面色苍白，警察局长报告完任务执行的情况后说，伯爵的院子里聚了一大帮人，想要见他。

拉斯托普钦一句话也没说，他站起来朝豪华明亮的客厅走去。他走到阳台门口，抓起门把手又松开，走到了窗户旁，从那里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人群。高个子青年站在前排，他面容严厉，挥着手在说什么。满脸是血的铁匠忧郁地站在他身边。透过紧闭的门窗可以听见外面人群的吵闹声。

“车备好了吗？”拉斯托普钦从窗户旁走开，问道。

“备好了，大人，”副官说。

拉斯托普钦又朝阳台门口走去。

“他们想干什么？”他问警察局长。

“大人，他们说要按您的指示去打法国人，他们在喊叛变之类的话。但这是一帮狂怒之徒，大人。我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大人，我斗胆向您提个建议……”

“您请走吧，不用您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拉斯托普钦呵斥道。他站在阳台门口，看着这群人。“就是他们把俄国弄成这样！这就是他们对我干的好事！”拉斯托普钦想，感到心里有一股无法压抑的怒火不知对谁发，不知把所有这些事的原因记到谁的头上。火爆性子的人经常是这样，他怒火中烧，正在找发泄的对象。“就是他们，这批社会渣滓，平头百姓，”看着人群，他想。“是他们愚蠢的行为把这些贱民鼓动起来的！他们需要牺牲品。”看着挥着手的高个子青年，他突然想到。他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也需要一个牺牲品来当他的出气筒。

“马车备好了吗？”他又问一遍。

“备好了，大人。如何处置维列夏金？他在台阶上等着呢。”副官回答。

“啊！”拉斯托普钦叫了一声，好像突然想起什么让他吃惊的事似的。

他很快打开门，稳步走向阳台。说话声嘎然而止，人们摘掉帽子，都抬头看着出来的伯爵。

“你们好，小伙子们！”伯爵高声很快地说。“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马上就到你们中间去，但是我们先得惩治一个坏蛋。我们得惩罚那个让莫斯科毁灭的坏蛋。等着我！”接着伯爵立即回到屋内，嘭的一声关上了门。

一阵满意的低语在人群中传过。“他还要惩治坏蛋呢！而你却说法国人……他会给你把事情讲清楚！”人们好像在相互指责自己太缺乏信心。

几分钟后，一名军官从正门匆忙出来，下了个什么命令，于是龙骑兵形成纵列前进。人们争先恐后从阳台下向台阶前拥去。拉斯托普钦气哼哼地大步走到台阶上，急忙朝四下望了望，好像在找人。

“他呢？”伯爵问，正当他说话时，看见房子拐角处两个龙骑兵押着一个细长脖子、被剃了一半的头上又长出新发的年轻人走出来。这个年轻人穿着一件挂蓝呢子面的破旧的狐狸皮大衣，当初这是很讲究的衣服，一条脏兮兮的麻布囚犯灯笼裤裤腿塞进了没擦过的穿破了的靴子里。他瘦弱的脚上挂着一付沉重的脚镣，让这个年轻人本来就迟缓的步伐更艰难了。

“啊！”拉斯托普钦的目光赶忙离开穿狐狸皮大衣的年轻人，他指着底层的台阶说。“让他站这儿！”年轻人把脚镣弄得叮当作响，吃力地站到了指定的台阶上，用一个手指头按着大衣领子，扭了两次长脖子，叹了口气，恭顺地把没干过活的双手叠放在肚子上。

年轻人在台阶上站定的这几秒钟，周围一点响动也没有。只是从后排挤到一块的人们传来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推搡声和挪动脚步发出的沙沙声。

拉斯托普钦等他在指定的地方站好后，皱着眉，用手揉了揉脸。

“小伙子们！”他的声音像金属般响亮。“这个人，维列夏金，就是那个让莫斯科毁灭的大坏蛋。”

穿狐狸皮大衣的年轻人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双手叠在一起放在肚子前，微微弓着腰。由于剃了半边头搞得他年轻、瘦削的脸很难看，他面带绝望的表情，低着头站在那里。听到伯爵说的头几句话，他慢慢地抬起了头，从下面看了伯爵一眼，好像想对他说什么或者只是想看一下他的眼神。但拉斯托普钦没朝他看。年轻人细长的脖子上，耳朵后面的血管胀得像绳子一样粗，变成了青色，突然他的脸也红了。

所有的目光都朝他看去。他看着人群，好像从人们脸上的表情得到了希望，他忧郁而胆怯地笑了一下，又低下了头，在台阶上倒换一下脚，站着更稳些。

“他背叛了自己的沙皇和祖国，他投靠了波拿巴，他一个人就让俄国人的名誉扫地，因为他，莫斯科也完蛋了。”拉斯托普钦用平稳而尖厉的声音说，突然他往下看了一眼还恭顺地站在那里的维列夏金。好像这一眼就让他怒火中烧，他举起手，几乎是狂喊着对人们说：“用你们自己的法庭去处罚他吧！我把他交给你们了！”

人群鸦雀无声，只是挤得更紧了。人们相互支撑着，呼吸着这种污浊而闷热的空气，没有力量动一动，只是等待某种未知的、不理解的可怕事情发生，这简直太让人无法忍受了。站在前排的人看到和听到发生在他们面前的事，大家都惊恐地睁大眼睛，张着大嘴，使出全部力气用背顶着后排人往前拥挤的压力。

“打他！让叛徒灭亡，不让他玷污俄国人的名声！”拉斯托普钦喊道。“砍他！这是我的命令！”人群听到的不是拉斯托普钦说的话，而是他嗓子里发出的愤怒的声音，他们骚动起来，动了一下，但又停下了。

“伯爵！……”又是片刻寂静之后，维列夏金用胆怯又带点演戏的声音说：“伯爵，我们信奉同一个上帝……”维列夏金说完后抬起头，他细长脖子上的血管又充了血，脸上泛起红晕，随即又退去了。他没说完想说的话。

“砍他！我命令！”拉斯托普钦喊道，突然他的脸色也像维列夏金一样苍白。

“刀出鞘！”军官对龙骑兵喊道，自己先掏出了马刀。

又一阵更加汹涌的浪潮把人群朝前推去，到达了前排，这个浪潮把前排的人摇摇晃晃地推到了台阶的最下面。高个子青年脸上毫无表情，举起的手停在了空中，他已站到了维列夏金的对面。

“砍啊！”军官以非常低的声音对龙骑兵说，一个士兵突然脸都气歪了，他用刀背朝维列夏金的头上砍去。

“啊！”维列夏金短促又吃惊地叫了一声，他惊慌地四下看着，好像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人群中发出了同样吃惊和恐怖的呻吟声。

“噢，上帝呀！”不知谁痛苦地喊了一声。

但维列夏金无意识地发出这声惊呼后，就疼得惨叫起来，这声叫喊最终要了他的命。一直紧紧绷着的、阻碍人们情感爆发的绳索瞬间断裂了。罪孽一旦开始就一定会进行到底的。带有责备意味的惨叫立即被人群愤怒的咆哮声淹没了。这最后一次控制不住的波涛就像能将船打沉的滔天巨浪一样推到了前排，把他们打倒，把一切都吞没了。刚砍过维列夏金的龙骑兵想再砍一刀。维列夏金吓得大喊起来，抱头向人群中冲去。他正好撞上高个子青年，高个子青年双手抓着他的细脖子，发疯地喊着，和他一起倒在了向前拥挤的人群脚下。

一些人痛打、撕扯着维列夏金，另一些人打的是高个子青年。被压着的人和想救高个子青年的人们的喊声更激起了人群的愤怒。龙骑兵们很长时间都不能把满脸是血被打得半死的一名工人救出来。尽管人群急着要把开始的事结束，但那些又是打，又是掐又是撕维列夏金的人好长时间也没把他打死。人群从各个方向把他们压在了中间，这堆人就像一个整体左右摇摆着，既不能让人们打到他，又放不掉他。

“用斧子砍，怎么样？压死了……叛徒，把耶稣出卖了！还活着……死也不容易……做贼的罪有应得。用门闩打！还活着吗？”

等到受害者不再挣扎，喊叫声变成拖着长声的连续的呼哧声时，人群才匆忙围到满身是血躺在那里的尸体旁。每个人都走上前来，看一眼成了什么样子，然后带着恐惧、责备和惊奇的表情向后挤去。

“噢，上帝呀，人简直就跟野兽似的，哪里还有活人待的地方！”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声音，“小伙子还很年轻……可能是个商人，人们啊！还说不是那个人，怎么不是那个人……噢，上帝呀！把另一个人痛打一顿，可能活不了了，哎，人们啊……谁不怕罪过啊……”现在那些人带着病态的可怜的表情看着死者那发了紫、满是血污和灰尘的脸和劈开了的细细的长脖子说。

一位恪尽职守的警官觉得在大人的院子里有具尸体不雅观，便命令龙骑兵们把尸体拖到街上去。两个龙骑兵抓住那双残缺不全的腿开始拖尸体。死人那细长的脖子上剃掉半边的头又是血污又是尘土，拖在地上左右摇摆着。人们看见尸体纷纷向后挤去。

当维列夏金倒下去，人群喊叫着压在他身上摆动时，拉斯托普钦突然脸色发白，他没向马车等着他的后门走去，自己也不知去哪儿，为什么沿走廊向下层楼的房间走去。伯爵脸色苍白，下颚像打摆子一样不住地颤抖。

“大人，这里来，您到哪儿去？请往这边走。”他后面有一个颤抖的、惊恐的声音喊道。拉斯托普钦伯爵已无力说什么，他顺从地转过身，朝给他指的方向走去。后门台阶下有一辆马车。从这里还能听见远处人群的叫喊声。拉斯托普钦伯爵匆匆上了车，吩咐把车赶到他在索科尔尼基郊外的别墅。走到肉商街时已听不见人群的喊声了，伯爵开始有些后悔。他现在不满地回想他在自己臣民前表现出来的激动和惊慌。“人群太可怕了，真让人讨厌，”他用法语想着。“他们像狼一样，除了肉，没什么能让他们满意的。”“伯爵，我们信奉同一个上帝！”突然他想起了维列夏金的话，一阵令人不快的寒颤在拉斯托普钦伯爵的背上掠过。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拉斯托普钦伯爵鄙夷地嘲笑了一下自己。“我还有别的责任。”他想，“应该满足人民。很多人都成牺牲品的，他们为公共福利已经牺牲或正在牺牲。”他开始想他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首都（交给他管理的）和对自己的共同责任，不是作为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本人（他认为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为了公共福利正在牺牲自己），而是作为总督，作为沙皇权力的全权代表。“如果我仅仅是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话，我就会选择另一条道路了，但我应当保护总督的生命和尊严。”

拉斯托普钦再也听不见可怕的人群声了，他坐在马车柔软的弹簧座上微微地摇晃着，身体上平静了下来，通常，身体的平静会让思维也给精神上的安宁找到借口。让拉斯托普钦得到安慰的想法并不是新鲜的。自从创造了世界，人们相互残杀以来，没有一个对自己同类犯下罪行的人不是以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这个想法就是公共福利，他人的福利。

一个不受利欲支配的人永远不知何为福利，但犯下罪行的人总是相当清楚福利是什么。现在拉斯托普钦就很清楚这一点。

在内心深处，他不仅不谴责自己的行径，还非常自得地找到了借口，他是那样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合适的机会，既惩罚了坏人又安抚了人群。

“维列夏金己受到审判并被判死刑，”拉斯托普钦想（尽管参政院只是判维列夏金服苦役）。他是叛徒和卖国贼，我一定要让他受到惩罚，而且还一石两鸟，为了安抚民众我把牺牲品交给了人民，又惩罚了坏蛋。”

伯爵回到郊外的家，安排了一些家务事，就完全平静下来了。

半小时后，伯爵乘坐几匹快马拉的车驰过索科尔尼基田野，他已不再想那些发生过的事了，只想着将要发生的事。他现在要到雅乌兹大桥去，据说库图佐夫在那里。拉斯托普钦伯爵已打好了腹稿，要对库图佐夫欺骗他的事说一些气愤而挖苦的话。他要让这个宫廷老狐狸知道，放弃首都和毁灭俄国（拉斯托普钦是这样认为的）所造成的所有灾难都应由他那个昏聩的老脑袋来负责。拉斯托普钦提前想好了所要说的话后，就气愤地在马车上扭动着身体，气哼哼地朝四下张望。

索科尔尼基田野空荡荡的。只有尽头养老院和疯人院附近能看见一堆穿着白衣服的人，还有几个单个的，也是穿同样衣服的人在田野上走着，一边喊着什么，一边挥着手。

其中一个人横着伯爵的马车跑了过来。拉斯托普钦、他的车夫、龙骑兵们都带着既恐惧又好奇的不安心情看着这些放出来的疯子，尤其是那个向他们跑来的人。

这个疯子飞快地跑着，他的两条又瘦又长的腿摇摇晃晃，衣服在风中飘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拉斯托普钦，用嘶哑的声音对他喊着什么，还做手势让他停下来。这个疯子的脸又瘦又黄，长满了一绺绺不平整的胡须，愁眉不展，很严肃。他又黑又亮的瞳孔紧贴着红里透黄的眼白惊慌地转着。

“站住！停下！听见没有！”他尖声地喊道，又气喘吁吁地伴着有力的语调和手势喊着什么。

他追上了马车，跟着马车并排奔跑。

“把我打死了三次，我又复活了三次。他们用石头砸我，把我钉到十字架上……我会复活的……会复活的……会复活的。我的身体受尽了折磨。天国会毁灭的……我要把他毁灭三次，再重建三次，”他喊着，声音越来越高。突然拉斯托普钦的脸一下子发白了，白得就像人群向维列夏金扑过去时一样。他把头扭开了。

“走……快走！”他用颤抖的声音对车夫喊道。

马拉着车飞快地跑了起来，但拉斯托普钦很长时间都能听到他身后渐渐远去的疯狂而绝望的叫喊，他眼前老是浮现出穿着皮袄的卖国贼的血肉模糊的、吃惊而恐慌的脸。

拉斯托普钦觉得，尽管这件事记忆犹新，但它已深深地刻入他的内心、融入他的血液。现在他清楚地感到，不仅记忆当中这个血淋淋的印迹永远也不会愈合了，相反，这个可怕的记忆会更长久、更凶恶，更折磨人地伴随他到生命的尽头。他现在觉得好像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砍他，你们要用脑袋对我负责。“为什么我要说这些！我好像是无意说出来的……我完全可以不说（他想）：那样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他看见了惊慌的，砍了人的龙骑兵突然变得残酷的脸和穿着狐狸皮大衣的那个男孩向他投来的沉默而胆怯，带有责备的目光……“但我这样做不是为自己。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无知的平民，混蛋……公共福利，”他想。

雅乌兹大桥上仍然挤满了部队。天气很热。库图佐夫皱着眉头，无精打采地坐在桥边的凳子上，当马车向他驶来时，他正用鞭子玩弄沙子。一个穿着将军服，帽子上带着羽饰的人向库图佐夫走来，他的眼睛骨碌碌转着，不知是愤怒还是惊慌，他开始用法语向库图佐夫报告什么。此人就是拉斯托普钦伯爵。他对库图佐夫说，他到这儿来，是因为现在莫斯科和首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了军队。

“如果大人您不告诉我说您不开战就会拱手让出莫斯科，事情就另当别论了，那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他说。

库图佐夫看了拉斯托普钦一眼，好像不明白他跟他说这些话用意何在，努力在读懂此刻跟他说话的人脸上的特殊含义。拉斯托普钦不好意思地闭了嘴。库图佐夫稍微摇了一下头，审视的目光一直没从拉斯托普钦身上移开，他小声说：

“是的，不开战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

说这句话时不知库图佐夫是完全在想另外的事，还是知道这毫无意义还故意这样说，反正拉斯托普钦什么也没说就匆匆走开了。真奇怪！莫斯科总督、骄傲的拉斯托普钦伯爵竟然拿起马鞭，向大桥走去，开始大喊大叫地把挤在那里的马车驱散开。

二十六

下午三点多，缪拉的部队进了莫斯科。走在最前面的是符腾堡的骠骑兵，走在最后面的是带一大批随从、骑着马的那不勒斯王本人。

缪拉在阿尔巴特大街的中间，靠近显灵的尼古拉教堂附近停了下来，等着先头部队告诉该市的要塞“克里姆林”的情况。

缪拉周围聚集了一小群留在莫斯科的居民。大家都胆怯而疑惑地望着这个怪异的、装饰着羽毛和金饰的长发长官。

“怎么，那就是他们的沙皇吗？还不错啊！”人们小声说。

翻译骑马向人群走去。

“摘掉帽子……帽子”人群里大家相互说着。翻译向一个打扫院子的老人走去，问他克里姆林宫还有多远。扫院子的疑惑地听着他不熟悉的波兰口音，没把翻译说出的话当俄语去理解，他不知道跟他说什么，赶快躲到其他人后面了。

缪拉向翻译走去，让他问俄国军队在哪里。一个俄国人明白他问的什么，突然好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开始回答。先头部队的一名法国军官骑马朝缪拉走来，报告说城堡的大门堵上了，可能有埋伏。

“好的，”缪拉说道，随后转向一个随从，让他推出四门轻型炮向大门射击。

走在缪拉后面的炮兵快速跨出纵列，沿阿尔巴特大街朝前走去。他们向下走到费兹德维仁卡街的尽头停下了，在广场上排起了队。几名法国军官指挥着大炮，把它们布置好，用望远镜朝克里姆林宫望去。

克里姆林宫响起了晚祷的钟声，这声音让法

国人不知所措。他们以为这是准备战斗的信号。几名步兵向库塔菲亚门跑去。大门口堆着一些圆木和薄木板做的盾牌。军官带着一队人刚向大门跑去，就从大门里传来两声枪响。站在大炮旁的将军向军官喊了一些口令，军官和士兵都迅速跑了回来。

大门里又开了三枪。

一发子弹打伤了一个法国士兵的腿，于是盾牌后的几个人发出了古怪的叫喊声。好像是一声令下，法国将军、军官和士兵脸上原先那种快乐、安详的表情立刻变成了随时准备战斗的顽强、专注和痛苦的表情。所有的人，从元帅到士兵，都觉得，这儿不是一个地方，不是费兹德维仁卡街、莫霍夫街、库塔菲亚和三位一体门，这只是个新的战场，也许会是个血染的战场。大家都准备好了进行这场战斗。大门里的叫喊声停息了。大炮推了出来。炮兵吹掉了一截结了烛花的点火杆。军官下令：“开火！”，先后传来两声炸弹的呼啸声。霰弹也在大门的石头、圆木和盾牌上发出了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于是两团硝烟在广场上摇摇晃晃地升起。

对克里姆林宫石墙开炮的隆隆声停息片刻后，一种奇怪的叫声在法国人头顶上响起。原来是一大群寒鸦在城墙上飞起，它们嘎嘎叫着，拍打着几千双翅膀在空中盘旋。大门里一个人孤零零的喊叫声同这些声音掺杂在一起，一个没戴帽子，穿着长衣的人影从硝烟里钻了出来。他拿着枪，向法国人瞄准。“开火！”炮兵军官又下了命令，一声枪声和两声炮声同时响起。硝烟再次把大门遮挡住了。

盾牌后再没动静了，法国步兵和军官一起朝大门走去。大门里躺着三个受伤的人和四人被打死的人。两个穿长衣的人沿着城墙向下面的兹纳缅卡跑去。

“把这些弄走，”军官指着圆木和尸体说，于是几个法国人把伤员打死，把尸体全抛到下面的围墙后面去了。这些人是谁，没人知道。“把这些弄走，”这是提到他们仅有的一句话，先是把他们扔出去，后来怕发出臭味又把他们清理掉。只是梯也尔用娓娓动听的几行字提到了这件事：“这些不幸的人挤满了神圣的要塞，他们从武器库拿了武器向法国人开枪。其中几个人被马刀砍死，于是就把他们从克里姆林宫清除出去了。”

缪拉得到道路己疏通的报告。法国人进了大门，开始在参议院广场上扎营。士兵们把参议院里的椅子从窗户扔到广场上，生起了火。

另一些部队穿过克里姆林宫在马罗谢依卡、卢比扬卡、波克罗夫卡安顿下来。还有一些部队分散在费兹德维仁卡、兹纳缅卡、尼哥拉街和特维尔大街。到处都没有房子的主人，法国人不像是住在城里的居民家里，倒像是住在城里的营房。

尽管法国部队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人数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但他们进入莫斯科时还是相当有秩序的。这是一支极度虚弱、困乏但仍然有战斗力的威严部队。但仅仅在这个部队的士兵分散到百姓家之前，这还是一支部队。在空荡荡、有很多财物的居民家里一散开，这个部队便永远消失了，形成了一些既不是居民又不是士兵的一类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叫做掠夺兵。当五个星期以后离开莫斯科时，他们再也不成其为部队了。他们成了一大群掠夺兵，每个人都用车拉、马驮或人扛着一大堆他们认为有价值或有用的东西。在离开莫斯科时，这些人的目标己不像以前那样是为了取得胜利，而仅仅是保住即得的东西。正如那只把手伸进窄口罐子的猴子一样，它抓了一把核桃，就不肯再松开拳头，生怕丢了所抓的东西，而这就把他毁了。法国人在离开莫斯科时显然会因为带了很多抢劫来的东西而毁灭，但让他们扔掉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让猴子松开抓着核桃的手一样是不可能的。每一支法国部队进入莫斯科的某一个市区十分钟后便不剩一名士兵和军官了。在每栋房子的窗户里都可以看见穿着大衣和半高腰皮鞋的人，他们笑嘻嘻地在各个房间里慢慢地走着，这些人在地窖和地下室随便享用食物，也是这些人在院子里打开并把板棚和马厩的大门砸下来，他们在厨房里生起火，挽着袖子烤饼、揉面、煮汤，吓唬、逗弄、爱抚妇女和小孩。到处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不论是在小铺里，还是在居民家里，然而部队却是没有了。

那天，法军将领一个命令接一个命令，严禁部队分散到全城，严禁对居民使用暴力和掠夺，下令当晚进行全体点名，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前还算部队的那些人还是在这个有很多财产、设施和贮备食物的空城里散开了。就像一群在光秃秃的田野里觅食的饥饿的牲口，突然来到一处水美草肥的牧场，他们立即无法抑制的四散开来，法国军队也正是这样在这座富饶的大城市四散开来。

莫斯科没有居民了，士兵们就像水滴渗进沙子一样渗进了莫斯科，他们以最先进入的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呈星状向四周散开。骑兵们进了商人留下全部财产的房子，不仅给自己的马找到单马栏，而且还有几个多余的，然而他们仍然要去把隔壁那栋他们觉得更好的房子也占上。很多人占几处房屋，用粉笔标上是谁占的，还为此事与其他的部队争吵，打架。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就跑到街上去参观了，听说到处都有被扔掉的东西，他们朝可以捡到值钱东西的地方奔去。长官们本想去阻止士兵，不想自己也卷进了这个旋窝。在马车行有几个还有马车的铺子，将军们都聚在那里为自己挑选四轮马车和轿式马车。留下来的居民都把长官请到自己家，希望保证自己不受抢劫。财富多极了，简直是没完没了，法国人占领的地方周围还有很多没有人探究过，没有人住的地方，他们觉得那里肯定有更多的财宝。于是莫斯科越来越大的范围吸纳了他们。这就像把水倒进干沽的土地，水消失了，同时干沽的土地也没有了，同样，由于这群饥饿的部队进入了富饶的空城，部队毁了，这个富饶的空城也毁了，变成了污泥、发生了火灾和掠夺。

法国人把莫斯科的火灾算到拉斯托普钦野蛮的爱国主义上，而俄国人则把它算到法国人的残暴行为上。其实，要把莫斯科火灾的原因归到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头上，这种原因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莫斯科被大火烧毁是由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所有的木质城市都有可能被烧毁，不管城里是否有一百三十个不中用的消防水管。莫斯科本应被烧毁，因为居民都离去了，这就像火星儿连续几天往一大堆刨花上撒落，烧起来是不可避免的。每家都住着房主，也有警察的木质城市，夏天几乎每天都有火灾，而当城里没了居民，全住上抽着烟斗、在参议院广场上用参议员坐的椅子生火，一天给自己煮两次食物的士兵，这个城市不烧掉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和平年代，只要部队驻扎到某一地区的农村居民家中，这一地区的火灾数量立即就会增加。一个驻扎外国军队的木质空城，火灾的概率又应该增加到多少呢？在这里不能归咎于拉斯托普钦爱国主义的野蛮和法国人行为的残暴。莫斯科被大火烧毁是因为居民不是房屋主人，而是敌军士兵，是他们的烟斗、做饭、篝火、和疏忽大意而引起的。就算有纵火的话（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谁都没有理由来纵火，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很麻烦而且很危险的），纵火也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没有纵火也会发生同样的事。

不论法国人多么慷慨激昂地指责拉斯托普钦的兽行，不管俄国人多么理直气壮地指责波拿巴的残忍，也不管后来人们又是多么得意地把这个英雄主义的火把塞进自己人民的手中，我们不能不看到，火灾是没有直接原因的，因为莫斯科本来就该被大火烧毁，正如每一个村庄、工厂、居民住宅就应该被大火烧毁一样，因为主人离去而放外人进来当家、煮粥。莫斯科是被居民烧毁的，这是事实，但不是被留下来的居民烧毁的，而是被那些离开的居民烧毁的。敌人占领的莫斯科没像柏林、维也那和其他城市那样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只是因为它的居民没给法国人端来面包和盐，没给法国人献上钥匙，而是弃城而去。

二十七

法国人像星光般的从莫斯科向四周扩散，到了九月二日这一天的傍晚，才到达了皮埃尔居住的市区。

经过两天不同寻常、离群索居的生活，皮埃尔处于一种近乎痴狂的状态。一个萦绕不去的想法时时折磨着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如何来的，又是什么时候来的，然而现在这个想法让他对过去和现在的事一概记不得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像是在梦中一样。

皮埃尔离开家是想逃避那一团乱麻似的生活，按他当时的情况，实在是找不到头绪。他到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是以整理死者的书籍和文件为借口，因为他想逃脱纷乱的生活来寻找宁静——在他的心目中，对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回忆是一种永恒、安逸、庄严的境界，是与他认为自己现在卷入的这一团乱麻似的生活完全相反的。他在寻找平静的避风港，最后终于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房找到了。当他在死一般寂静的书房坐下来，两只胳膊支在死者落满灰尘的写字台上时，他的脑海里平静地、一幕接一幕地浮现出最近几天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波罗金诺会战以及与在他心里打着他们的烙印的那类人，与他们的真实、普通和力量相比，他强烈地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和虚伪。格拉西姆把他从沉思中叫醒时，皮埃尔才想到他要参加百姓保卫莫斯科的行动，（他知道计划了一个这样的行动）。为此，他马上请格拉西姆给他弄一件长衣和手枪，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打算，隐名埋姓地留在了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后来，在他独自度过无所事事的第一天时（皮埃尔几次想去读共济会的这些手稿，但又做不到），他好几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以前就有的一个想法，即自己名字与波拿巴这个名字的神秘联系，但关于他这个I’Russe Besuhof命中注定是结束野兽权力的人的想法，仅仅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他意识中的一个幻想。

买好长衣（目的只是参加百姓保卫莫斯科的行动）后，皮埃尔碰到了罗斯托夫一家，娜塔莎问他：“您要留下来吗？这多好啊！”时，他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假如莫斯科真的被敌人占领，而他留下来完成命中注定该他完成的事，那该多好啊。

第二天，他怀着不惜牺牲自己，也不要比他们逊色的想法跟老百姓一起去了一趟三山城门。等他回到家，确信不要保卫莫斯科了，他突然感到以前觉得只是有可能的事，现在变成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应该隐名埋姓地留在莫斯科，去见拿破仑并杀死他，目的或者是自己死去，或者是结束整个欧洲的不幸，依皮埃尔看来，这个不幸是由拿破仑一手造成的。

皮埃尔对一八〇九年一名德国学生在维也那枪杀波拿巴未遂的详细情节一清二楚，他也知道这个学生后来被枪毙了。实施这一计划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更激起了他的热忱。

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吸引皮埃尔去实施他的计划。第一种感情是当他意识到国难当头时需要做出牺牲，需要去受难，因此二十五号他去了莫扎伊斯克，到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在他又离开家，不去过已经习惯的奢侈安逸的生活，而是合衣睡在硬沙发上，跟格拉西姆一块整天吃粥。第二种感情是那种模糊的，绝对俄国式的感情，即鄙视一切虚伪的、做作的和人为的东西，鄙视多数人看作是世界上高等福利的一切。在斯洛博达宫，皮埃尔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异样的、吸引人的感情，当时他突然觉得，财富、权力、生命以及人如此努力地建造并保护的一切，如果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是抛弃它们时可以带来的快乐。

有了这种感情，志愿兵会喝酒喝掉最后一分钱；有了这种感情，一个人喝起酒来会无缘无故地打碎玻璃和镜子，尽管他知道为此他要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赔上；有了这种感情，一个人在干傻事（在庸俗意义上）时，似乎是要试一试自己的个人权力和力量，声称他有不受人控制的、对生命更高的审判权。

自从皮埃尔第一次在斯洛博达宫体验到这种感情后，他就一直处于它的影响之下，只是到现在才让它完全表现出来。此外，现在皮埃尔在这件事上所做的一切都迫使他一直按计划进行而无法中止了。他的离家出走，他的长衣和手枪，他对罗斯托夫一家人说他要留在莫斯科，如果他最后跟大家一样离开了莫斯科，那么这一切不仅失去了意义，而且会被人瞧不起并成为笑柄（对此皮埃尔是很在意的）。

与以往一样，皮埃尔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总是协调一致的。他所不习惯的粗茶淡饭、这几天喝的伏特加酒，没有葡萄酒和雪茄，没换洗的、肮脏的内衣、在没有被褥的短沙发上度过的似睡非睡的夜晚，这一切都让皮埃尔处于一种非常激动、近乎于神经错乱的状态。

下午一点多钟，法国人已进了莫斯科。皮埃尔知道这一点，但他并没行动，而只是想着自己的事，把以后的每一个细节都想了很多遍。他并没有栩栩如生地设想刺杀的过程，也没想拿破仑的死亡，而是特别清晰而且既悲伤又喜悦地想象着自己的结局和勇敢行为。

“是啊，一人为大家，我应该去完成使命或者死掉！”他想。“是的，我走过去……然后出其不意地……是用手枪还是匕首？”皮埃尔想。“反正都一样。不是我，而是上帝的手要处死你，我会对他说（皮埃尔想着他杀死拿破仑时要说的话）。好了，把我抓起来，处死我吧。”然后他对自己说，脸上现出忧伤而又坚决的表情，低下了头。

正当皮埃尔站在房子中间自己独自思索的时候，书房的门开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现在门坎上，他一改从前胆怯的神态。他的衣服敞开着，脸红红的，极为难看。看来他醉了。看到皮埃尔起初他不好意思了，但当他发现皮埃尔的脸上同样是那种窘迫的表情时，他立刻来了精神，两条细腿摇摇晃晃地朝房子中间走来。

“他们害怕了，”他用嘶哑又信任的声音说。“我说，我不投降，我说……你说是吧，先生？”他沉思起来，突然他看到了桌子上的手枪，一把抓了过去，朝走廊跑去。

格拉西姆和来找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扫院子人在过道把他拦住了，开始夺他的枪。皮埃尔来到走廊，可怜而又厌恶地看着这个半疯的老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用力而紧皱着眉头，抓着枪嘶哑地大喊着，看来他正想象着一件庄严的事。

“拿起枪来！打呀！你胡说，你抢不走！”他喊着。

“会好的，拿来，会好的。求求您了，放下吧。求您了，老爷……”格拉西姆说，他小心地抓住胳膊肘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拽到门口。

“你是谁？你是波拿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喊道。

“先生，这不好。您回房间去，您休息休息。把枪拿出来。”

“滚开，下贱的奴隶！别碰我！看见了吗？”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声喊道，摇晃着手枪。“打呀！”

“抓住他！”格拉西姆小声对扫院子人说。

他们抓住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双手，把他拖到了门口。

过道里充斥着乱哄哄的嘈杂声和上气不接下气的醉汉嘶哑的喊声。

突然一声尖锐的女人叫喊声由台阶那儿传来，女厨子跑进了过道。

“是他们！我的天啊！上帝啊，他们来了。四个人，骑马的！……”她喊道。

格拉西姆和扫院人放开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静静的走廊里清楚地传来了几只手敲大门的声音。

二十八

皮埃尔暗自决定，在完成自己的计划之前不能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能让人知道他懂法语。他站在半开着的走廊门边，打算等法国人一进来就立即藏起来。但法国人进来后，皮埃尔仍然没离开门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把他留了下来。

他们总共两个人，一个军官，是高大挺拔的美男子，另一个看来是士兵或者勤务兵，矮小瘦弱，皮肤黝黑，两颊塌陷，表情呆滞。军官的腿有点瘸，拄着一根木棍走在前面。他走了几步，好像觉得这房子不错，停了下来，返回头向站在门口的士兵走去，大声命令他们把马牵进来。之后，军官高高举起胳膊肘，潇洒地捋了下胡子，手触了一下帽檐。

“你们大家好！”他快活地说，微笑着环视了一下四周。

没有人回答他。

“您是主人吗？”他对格拉西姆说。

格拉西姆惊慌又疑惑地望着军官。

“房子，房子，借住一下房子，”军官带着宽容和善意的微笑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小老头。“法国人是善良的。真见鬼，咱们会相处得很好的，老爷爷，”他拍着吓得说不出话的格拉西姆的后背又说了一句。

“怎么，难道这里就没一个人说法语吗？”他朝周围看看，跟皮埃尔的目光相遇了。皮埃尔赶紧离开了门。

军官又跟格拉西姆说话。他让格拉西姆给他看看这栋房子里的各个房间。

“老爷不在，不懂……我的您的……”格拉西姆反着说话，尽量让他的话明白易懂。

法国军官笑着在格拉西姆面前摊开双手，让他知道他也不明白他的话，然后就一瘸一拐地朝皮埃尔站着的门口走去。皮埃尔为了躲避他正想离开，但就在这时他看到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拿着枪从开着的厨房门里钻出来。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一个疯子的狡猾打量了一下法国人，举枪瞄起准来。

“打呀！！！”醉汉按着手枪板机大声喊道。法国军官朝喊声转过头去，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皮埃尔向醉汉扑了过去。皮埃尔刚一抓住枪并稍微往起抬了点，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手指就扣响了板机，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刺鼻的火药味立刻弥漫整个房间。法国人脸色煞白，转身朝门口跑去。

皮埃尔一时忘记了自己要隐瞒懂法语的计划，夺下手枪扔到一边，他朝法国人跑去，用法语跟他谈了起来。

“您没受伤吧？”他问。

“好像没有，”军官一边回答，一边摸了摸身上，“但这次可真危险，”他指着墙上脱落的灰泥说。“这个人是谁？”军官严厉地盯着皮埃尔问。

“哎呀，我真为所发生的事难过……”皮埃尔飞快地说，早忘记了自己的角色。“这是个不幸的疯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军官向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走去，抓住了他的衣领。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张着大嘴，好像睡着了似的靠着墙摇晃身体。

“强盗，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法国人说着，松开了手。

“我们刚刚取得了胜利，所以我的弟兄们都很仁慈，但我们决不原谅叛徒。”他脸上显出忧郁而庄严的神色，做着优美而有力的手势。

皮埃尔继续用法语劝说这名军官别处罚这个喝醉了酒的疯子。法国人板着面孔默默地听着，突然他面带微笑地转向了皮埃尔。他一声不响地盯了他几秒钟，漂亮的面孔露出悲伤而温柔的表情，向他伸出手去。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他说。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个结论是不容质疑的。只有法国人才能干出大事，而救了他朗巴尔先生――第十三轻骑兵团大尉的命这样的事，显然要算大事了。

但不管这个结论和法国人基于这个结论得出的看法是多么不容质疑，皮埃尔还是觉得有必要给他浇些冷水。

“我是俄国人，”皮埃尔飞快地说。

“别，别，别，这些话您跟别人去说吧，”法国人在自己鼻子前使劲摇着一根手指头，微笑着说：“现在对我说实话，”他说：“遇到个同胞真高兴啊。您说，咱们怎么处置这个坏蛋呢？”他对皮埃尔已经像兄弟似的说。法国人的表情和语调似乎在说，即使皮埃尔不是法国人，那么他也不会拒绝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称呼。对最后一个问题，皮埃尔又做了解释，讲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谁，说就在他们到来之前这个喝醉了酒的疯子刚好偷出一只装了子弹的手枪，他们还没来得及夺出来，请求不要对他的行为进行惩罚。

法国人挺起胸膛，做了个优雅的手势。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您想让我原谅他？行，我原谅他。把这个人带走！”法国军官快速有力地说完这些话，拉着被他尊为法国人的救命恩人的胳膊，一起进了屋。

院子里的士兵听到枪声都冲进过道，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时刻准备惩罚罪犯，但军官严厉地制止了他们。

“需要时，我会叫你们的。”他说。士兵们出去了。这时已经往厨房跑了一趟的勤务兵朝军官走去。

“大尉，他们厨房里有汤和烤羊肉。”他说：“可以端来吗？”

“是的，再来点葡萄酒。”大尉说。

二十九

法国军官和皮埃尔进了屋。皮埃尔认为有必要说清楚他不是法国人，然后就想离去，但法国军官连听都不要听。他是那样谦恭、友好、和善而真诚地感激皮埃尔的救命之恩，让皮埃尔不忍心拒绝他，所以跟他一起在走进的第一个房间的大厅里坐了下来。对于皮埃尔一再重申自己不是法国人，大尉看来不明白怎么能拒绝那样荣誉的称呼，他耸了耸肩说，既然他一定要把自己视为一个俄国人，那也只好这样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会为他的救命之恩而感激一辈子的。

假如这个人哪怕有一点体验别人感情的能力，能猜到皮埃尔的感觉的话，皮埃尔也许就离他而去了，但这个人是那样兴致勃勃，对身外之事反应是那样迟钝，这让皮埃尔颇感好奇。

“不管您是法国人还是隐名埋姓的俄国公爵，”法国人打量着皮埃尔虽然有些脏，但还算精致的内衣和手指上镶嵌宝石的戒指说：“我要感谢您救了我的命，我要和您成为好朋友。法国人既不会忘记污辱，也不会忘记恩情。我要给您我的友谊，别的我就不说了。”

这个军官的声音、表情和动作表现得那样善良、优雅（以法国的方式），所以皮埃尔对他的微笑也无意识地报以微笑，握住了他伸出的手。

“我是第十三轻骑兵团大尉朗巴尔，九月七日的战斗获得过荣誉勋章，”他带着满意的、难以抑制的微笑道出自己的姓名，胡子下面的嘴唇皱了起来。“现在请您告诉我，我有幸跟谁说话，而不是被这个疯子的子弹打伤躺在包扎所里。”

皮埃尔说他不想说出自己的名字，他脸一下子红了，本想编一个名字出来，说说隐名埋姓的原因，但法国人匆忙打断了他。

“算了，”他说。“我理解您，您是军官，也许是个参谋。您在部队是跟我们打仗的。这不关我的事。多亏您救了我的命。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愿为您效劳。您是贵族吧？”他探寻式地问，皮埃尔低下了头。“您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不会再问别的了。您说您是皮埃尔先生？太棒了。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烤羊肉、煎鸡蛋、茶炊、伏特加酒还有法国人抢来的俄国窖存的葡萄酒都端上来了，朗巴尔请皮埃尔跟他们一起用餐，而他自己立即像个健康的饥饿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两排有力的牙齿飞快地咀嚼着，不住地吧嗒着嘴，还说着“太美了，棒极了！”他的脸通红，满头大汗。皮埃尔饿了，所以也痛快地吃了起来。勤务兵莫雷尔端来一锅温水，把一瓶红葡萄酒放到里面。而且他还从厨房拿来一瓶克瓦斯饮料想尝一尝。法国人已知道有这么一种饮料，而且给它取了名。他们把克瓦斯叫做limonqde de cochon（猪肉柠檬），莫雷尔对他在厨房找到的这种猪肉柠檬大为赞赏。因为大尉在穿过莫斯科时弄到了葡萄酒，就把克瓦斯给了莫雷尔，自己拿起了一瓶波尔多酒。他把瓶颈用餐巾卷起来，给自己和皮埃尔各倒一杯。吃了点饭，喝了点酒让大尉变得兴奋起来，吃饭时他不住嘴地说话。

“是的，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您从这个疯子的手里救了我的命，我应该在神像前为您点燃一支蜡烛祈祷。您看，我身上的子弹已经够多的了。这个是在瓦格拉木中的弹（他指了指身体一侧），这个是在斯摩棱斯克。”他指了一下脸上的伤疤，“这条腿，您看见了吧，活动不方便。这是七号在莫斯科城下受的伤。噢，真壮观啊！真该看看这种战火纷飞的场面！你们部队让我们挺进很艰难啊，你们是值得夸奖的。上帝啊，尽管得到这个宝贝（他指了指十字勋章），我还是愿意再来一次。真为那些没见到这个场面的人遗憾。”

“我当时也在那儿，”皮埃尔说。

“啊，真的吗？那就太好了。你们是勇猛的对手，这得承认。那个大多面堡非常坚固，真见鬼。你们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您看见了，我往那里冲了三次。三次我们都到了炮位，但三次都把我们击退了，就像是纸牌里的士兵一样。啊，真不错，皮埃尔先生，你们的掷弹兵太棒了。我看见他们的部队六次集合起来，就像是去参加检阅一样。真是一帮神奇的人！我们那不勒斯王对军事是非常精通的，都情不自禁地对他们喊：太棒了！哈哈，您跟我们一样，也是个当兵的！”法国人停了一下，笑着说：“这就更好了，这就更好了，皮埃尔先生。在战场上凶猛无比，而对待美女”他微笑着眨了眨眼睛，“却很会献殷勤，这就是我们法国人，皮埃尔先生，您说对吗？”

大尉那么天真、和蔼、快活，既心地纯洁又心满意足，皮埃尔高兴地看着他，自己差点也要对他眨几下眼睛了。可能“献殷勤”这个词让大尉想到了莫斯科的情况。

“顺便想问一下，听说女人都离开莫斯科了，这是真的吗？真奇怪，她们怕什么呢？”

“如果俄国部队进入巴黎，难道法国女人不会离开巴黎吗？”皮埃尔说。

“哈，哈，哈！……”法国人拍着皮埃尔的肩膀，愉快而活泼地哈哈大笑起来：“哈！我只是开个玩笑，”他说：“巴黎？但是巴黎……巴黎……”

“巴黎是全世界的首都……”皮埃尔接过他的话说完。

大尉看了皮埃尔一眼。他习惯在谈话中间停下来，用微笑、亲切的眼神看着对方。

“假如您没告诉我说您是俄国人，我一定会打睹说您是巴黎人。您的身上有一种……”他说完这句恭维话又默默地看着皮埃尔。

“我去过巴黎，在那儿待了好几年，”皮埃尔说。

“噢，这是显而易见的。巴黎！……不知道巴黎的人是不开化的人。巴黎人在两英里以外就能认出来。巴黎就是塔尔玛、迪舍努瓦、波蒂埃、索帮、林荫道……”他觉得这个结论不如前一句有说服力，于是又赶紧加了一句：“全世界只有一个巴黎。您到过巴黎却还是个俄国人。为此我更尊敬您了。”

皮埃尔因为喝了葡萄酒，再加上这几天与世隔绝冥思苦想，现在与这个快乐、友善的人谈起话来他觉得是很大的享受。

“还是来说说你们的女士吧。听说她们都很漂亮啊。法国军队来到莫斯科，她们干吗要藏到大草原，多么愚蠢的想法！她们错过了多好的机会啊。你们那些乡下人，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您是有文化的人，您应该更了解我们。我们打下了维也纳、柏林、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华沙、全世界所有的首都。人们怕我们，但也爱我们。多了解了解我们是有好处的。而且皇帝他……”他又说起来，但皮埃尔打断了他的话。

“皇帝，”皮埃尔重复了一遍，他的脸上突然现出阴沉而又难为情的表情。“皇帝怎么了？”

“皇帝？那就是慷慨、仁慈、公正、秩序、天才，这就是皇帝！这就是我朗巴尔要告诉您的。您看我现在这样，其实八年前我是他的敌人。我的父亲是个伯爵，他流亡国外。但这个人他让我服了。他让我钦佩不已。在他给法国带来那么多的伟绩和荣誉面前，我无法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我明白他想要干什么，当我看到他正在为我们准备更加光荣的前景时，我对自己说：这才是国王，于是我向他臣服。就是这样！是的，亲爱的，这是过去和未来几个世纪最伟大的人。”

“那么，现在他在莫斯科？”皮埃尔踌躇起来，面带愧色地问。

法国人看了一眼皮埃尔愧疚的表情，笑了。

“没有，他明天进城。”说完，他又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了。

他们的谈话被大门口几个人的叫喊声打断了，莫雷尔进来向大尉报告说，来了几个符腾堡的骠骑兵，他们想把马放到大尉关马的院子里。这件事之所以难以处理，主要原因是骠骑兵不懂他们说的话。

大尉让人把那个骠骑兵上士叫来，严厉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们的长官是谁，他有什么理由要占别人已占了的房子。这个不太懂法语的德国人回答了前面两个问题，说了自己的部队和长官的名字，但最后一个问题他根本没听懂，于是把半通不通的法语单词夹杂进德语里说，他是团里的设营员，长官要他占上所有的房子。皮埃尔懂德语，他给大尉翻译了德国人说的话，再把大尉的话给符腾堡骠骑兵译为德语。德国人弄清楚了跟他说的话，就让了步，把自己的人带走了。大尉站到台阶上，大声下了一些命令。

当他回到房间，皮埃尔还坐在他以前坐的地方，双手抱着头。他的表情很痛苦。这时他确实痛苦。大尉出去剩下皮埃尔一个人时，他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他面临的处境。不是莫斯科被占领，也不是这些幸福的胜利者在这里胡作非为还保护他，尽管这些让皮埃尔觉得很沉痛，但此刻折磨他的并不是这些。现在折磨他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几杯酒下肚，再加上同这个善良的人的交谈让皮埃尔最近几天一直沉溺于其中的忧郁心情一扫而光，而这是他要实现计划所必需的。手枪、匕首、厚呢上衣都准备好了。拿破仑明天进城。皮埃尔确信杀死那个恶魔是有益的、值得的，但他觉得现在他是完不成了。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但他好像有预感，他完不成自己的计划了。他同自己软弱的意识抗争过，但隐隐觉得他没能制服软弱，以前那种报复、谋杀和自我牺牲的阴郁思绪碰到第一个人便灰飞烟灭了。

大尉走路稍微有点跛，吹着口哨进了房间。

先前让皮埃尔觉得开心的法国人的闲谈，现在让他觉得很厌烦。大尉用口哨吹出的曲子、他的步态和捻胡子的动作现在都让皮埃尔觉得受了污辱。

“我现在就走，我一句话也不再跟他说了。”皮埃尔想。他这样想着，却坐在原地没动。一种奇怪的虚弱感让他呆在了那里：他想走，但站不起来，也无法离开。

大尉却相反，显得非常开心。他在房间里转了两圈。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胡子稍微颤动着，好像自己有个诱人的想法而笑起来了似的。

“太妙了，”他突然说：“这个符腾堡的上校！他是德国人，尽管如此，他还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但却是德国人。”

他在皮埃尔的对面坐了下来。

“顺便问一句，那么您还懂德语？”

皮埃尔默默地看着他。

“藏身之地，用德语怎么说？”

“藏身之地？”皮埃尔重复了一遍。“藏身之地的德语是Unterkunft。”

“怎么说的？”大尉不相信地马上又问一次。

“Unterkunft”皮埃尔又说一遍。

“Unterkunft”大尉说了一遍，马上喜笑颜开地看着皮埃尔。“这些德国人真傻，是吧，皮埃尔先生？”他说。

“好了，再来一瓶这种莫斯科的波尔多酒，好吗？让莫雷尔再给我们热一瓶。莫雷尔！”大尉高兴地大喊一声。

莫雷尔端上了蜡烛，又拿来了一瓶葡萄酒。大尉在灯光下看了皮埃尔一眼，看来对方那心灰意懒的神色让他大吃一惊。朗巴尔脸上带着十分难过和同情的表情向皮埃尔走去，向他弯下了腰。

“您怎么了？很忧郁？”他碰了碰皮埃尔的胳膊。“也许是我让您伤心了！不，说实话，您是不是对我有些不满？”他反复地问。“或许是与时局有关？”

皮埃尔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温柔地看着法国人的眼睛。这种同情的表情让他很愉快。

“说实话，就算没有我对您的感激，我也觉得我们很友好。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有事您就吩咐吧。我可以赴汤蹈火。我说这话是出于真心的。”他拍着胸脯说。

“谢谢！”皮埃尔说。大尉凝视了皮埃尔一会，就像他想知道“藏身之地”用德语怎样说时那样凝视着皮埃尔，突然他又笑逐颜开了。

“啊！那就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吧！”他斟了两杯葡萄酒，快乐地喊了起来。皮埃尔抓起杯子，一口气喝光了。朗巴尔喝光了自己的一杯，又握了握皮埃尔的手，然后以一种忧郁而沉思的姿态把两个臂肘支在了桌子上。

“是的，我的朋友，这就是命运，”他说了起来。“以前谁能想到我会当个士兵，又成了波拿巴麾下的龙骑兵大尉啊，我们以前都叫他波拿巴。然而我跟他到莫斯科来了。亲爱的，我告诉您，”他以准备讲一个漫长故事的那种忧伤而有节奏的声音说：“我们家族在法国是最古老的一支。”

于是大尉以法国人特有的轻浮和天真的坦率给皮埃尔讲了自己祖先的历史、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讲了他所有的亲属、财产和家庭关系。当然在讲述中“我那可怜的母亲”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生活的前奏，而它的实质是爱情！爱情！不是吗，皮埃尔先生？”他说着，活跃了起来。“再来一杯！”

皮埃尔又喝完了，给自己斟上了第三杯。

“噢，女人啊，女人！”大尉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皮埃尔，开始讲他的爱情和情场艳遇。这些艳遇也太多了，只要你看着军官那漂亮的面孔和他说起女人的那种异常的兴奋，谁都会轻易相信的。尽管朗巴尔的情史都是粗俗和龌龊的，但法国人却把它看作是非常诗意和奇妙的爱情，大尉讲他的情史时真诚地相信，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和理解爱情的美妙之处，他那样入迷地描述着女人，因此皮埃尔也非常好奇地听着他讲。

看来，法国人如此倾心的爱情既不是皮埃尔曾经体验过的对妻子的那种低级而普通的爱，也不是被他自己所夸大了的他对娜塔莎的那种浪漫的爱（朗巴尔对这两种爱都是鄙视的，他认为前者是车夫式的爱，而后者是傻瓜式的爱）；法国人崇尚的爱情主要是对女人的不自然的关系和赋予这种感情美妙之处的畸形的大杂烩。

大尉就这样讲着他对一个三十五岁的迷人的侯爵夫人的动人爱情故事，而同时他又爱上了这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女儿，一个十七岁的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儿。母女间慷慨的争夺，结果是母亲做出牺牲，把女儿给自己的情人当了妻子，尽管这早己成为往事，但还是让大尉激动不已。然后他又讲了一个插曲，丈夫扮演情人，而他（情人）扮演丈夫的角色，最后又回忆了发生在德国，就是那个把地窖叫做Unterkunft的地方，的几个可笑故事，那个地方的丈夫爱吃白菜汤，而年轻姑娘发色特别浅。

最后他讲了不久前发生在波兰的故事，大尉对此还记忆犹新，他飞快地打着手势，脸红红的，他说，他救了一个波兰人的命（在大尉的故事中总是不断地出现救命的场合），于是这个波兰人就把自己迷人的妻子托付给了他（这个女人有一颗巴黎女人的心），而自己则参加了法国部队。大尉幸福极了，迷人的波兰女人想跟他私奔，但大尉慈悲为怀，把妻子又还给了丈夫，并且对他说：“我救了您的命，也保全了您的名誉！”。大尉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然后揉揉眼睛，全身抖动一下，好像要在这一动人的回忆中把自己的软弱抖落掉一样。

皮埃尔听着大尉的故事，一直聆听着他说的一切，他全部明白，同时他也注意到，不知为何自己脑海里也突然浮现出一幅幅回忆情景，每当夜深人静，或者在酒后他经常这样。当他听着这些爱情故事，他突然想起了他对娜塔莎的爱，他在记忆里翻寻着所有的画面，他在内心把这些画面与朗巴尔的故事做比较。皮埃尔听着责任与爱情之争的故事，他的眼前浮现出最近一次他在苏哈列夫塔旁碰见自己爱恋对象的细微情节。当时的见面并没对他有什么影响，他也一次都没想起过她。但现在他觉得这次见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含义，而且还富有诗意。

“彼得·基里雷奇，过来，我认出您了，”现在他仿佛听到了她的声音，看到了她的眼睛、微笑、旅行时戴的包发帽和帽子下露出来的一绺头发……现在回忆起来让他觉得其中包含某种动人和可爱之处。

大尉讲完了迷人的波兰女人的故事，就转向皮埃尔，问他是否体验过类似的为爱情而做出自我牺牲的感情和对合法丈夫的嫉妒。

听到这个问题，皮埃尔抬起头，感到必须把他所想的事讲出来。他说，他对女人的爱情的理解有点不同。他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辈子他只爱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永远也不会属于他。

“真有你的！”大尉说。

然后皮埃尔说，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爱上了她，但他却不能想她，因为她太小了，而他是个没有名份的私生子。后来，等他有了名份和财产，还是不能想她，因为他太爱她了，把她看得高于一切，尤其是高于他自己。他讲到这儿，给大尉提了一个问题：问他能不能理解这一点？

“是精神恋爱，想入非非……”他喃喃地说。不知是因为喝了葡萄酒，还是需要说出心里话，或者是想到眼前的这个人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他故事的主人公，也许是所有的这一切原因让皮埃尔打开了话匣子。于是他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望着远方的什么地方，嘴里含糊不清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婚姻，娜塔莎对他最好的朋友的爱情、她的变心和自己与她之间简单明了的关系。在朗巴尔的追问下，他也讲了一开始隐瞒的事实，他的社会地位，最后连自己的真名实姓一并告诉了他。

皮埃尔的故事中最让大尉吃惊的是，皮埃尔相当富有，他在莫斯科有两处府邸，但他却抛弃一切没有出城，而是隐名埋姓地留在了莫斯科。

后半夜他们一块上了街。夜温暖而明亮。远处，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大街燃起的第一场大火把房子的左面都照亮了，右边的天空上高高挂着一轮新月，月亮对面那颗明亮的彗星在皮埃尔的内心勾起了他对爱情的联想。格拉西姆、女厨子和两个法国人在大门口站着。可以听到他们的笑声和彼此听不懂的谈话声。他们都在望着远处城里的火光。

在这庞大的城市里，远处不大的火灾根本没什么可怕的。

望着高高的星空、月亮、彗星和远处的火光，皮埃尔体验到一种令人快乐的感动。“哎呀，这是多么美妙！还有什么需要的呢！”他想。可是突然他想到了自己的计划，他立刻觉得天旋地转，他觉得头晕了，于是他靠住栅栏以防摔倒，。

皮埃尔没与新交的朋友告别，就迈着踉踉跄跄的脚步离开大门，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沙发上，立即就睡着了。

三十

步行和乘车逃亡的居民和撤退的部队都从不同的道路上，怀着不同的心情望着九月二日燃烧起来的第一场大火。

这一夜罗斯托夫家的车队停在距莫斯科二十俄里的梅季希村。九月一日，他们出发太晚了，路上挤满了马车和部队，很多东西忘了带，又派人去取，所以那夜决定在莫斯科城外五俄里的地方住宿。第二天早晨动身又很晚，总得走走停停，所以才走到大梅季希村。晚上十点，罗斯托夫一家和与他们同行的伤员都在这个大村庄的院子和小木房里安顿了下来。仆人、车夫和伤员的勤务兵帮主人们穿戴好，吃完饭，给牲口添上草料就来到了门口的台阶前。

隔壁的小木屋里住的是拉耶夫斯基的副官，他受了伤，手被打断了，剧烈的疼痛让他不住地发出令人心碎的呻吟声，在秋天寂静的夜里这呻吟声听起来格外凄惨。第一夜，副官跟罗斯托夫家住同一个院子。伯爵夫人说，呻吟声让她一夜都没能合眼，于是在梅季希村她就搬到一间更破旧的小房子，只想离这名伤员远一些。

在漆黑的夜里，一个仆人从停在门口的高高的马车后面发现了另一处不大的火光。第一处火光老早就看到了，大家知道这是马蒙诺夫的哥萨克把小梅季希村烧了。

“兄弟们，这可是另一个地方起火了啊，”一个勤务兵说。

大家都朝火光望去。

“是的，听说马蒙诺夫的哥萨克把小梅季希村烧了。”

“是他们干的！不对，这不是梅季希村，还要远一些。”

“看啊，准是莫斯科。”

两个仆人从台阶上下来，走到大车后面，坐在了踏板上。

“这偏左了一点！不是的，梅季希村在那边，而这是另一个方向。”

又有几个仆人凑了过去。

“看呀，烈焰熊熊的，”一个人说，“诸位，这是莫斯科着了火，不是苏谢夫大街，就是罗戈日大街。”

谁都没说话。大家很长时间默默地看着远处刚刚燃烧起来的大火的火光。

一个老头，伯爵的贴身仆人（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丹尼洛·捷连季奇向人群走去，喊了声米什卡。

“你什么没见过，傻小子……伯爵叫人，一个都找不见，赶紧去收衣服。”

“我刚才去打水了，”米什卡说。

“丹尼洛·捷连季奇，这好像是莫斯科的大火，您看呢？”一个仆人问。

丹尼洛·捷连季奇没搭腔，大家又沉默了很长时间。大火飘飘忽忽向四外延伸，越来越远。

“上帝保佑啊！又刮风，又干旱……”又一个人说。

“看呀，着得多快。噢，上帝啊！连寒鸦都能看到了。上帝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

“也许会有人救火的。”

“谁救啊？”一直沉默不语的丹尼洛·捷连季奇说话了。他的声音平静而缓慢。“兄弟们，那就是莫斯科，”他说：“莫斯科，圣洁的母亲……”他说不下去了，突然像老年人那样哽咽起来。大家似乎就在等着这个，这样他们都能明白远处火光所代表的意义。响起了叹息声、祈祷声和伯爵老仆人的啜泣声。

三十一

老仆人回来向伯爵报告说，莫斯科着大火了。伯爵也披上睡衣出来观看。还没脱衣服的索妮娅和肖斯夫人也跟出来了。只有娜塔莎和伯爵夫人留在房间里（别佳已不和家人一起走了，他跟向特罗依查行进的团队走到了前面）。

听到莫斯科被烧的消息，伯爵夫人哭了。娜塔莎脸色苍白，眼睛盯着一个地方，坐在圣像下面的凳子上，她没去理会父亲的话。她在倾听着隔三栋房子传过来的副官不停的呻吟声。

“哎呀，多可怕啊！”索妮娅刚从院子里回来，又冷又怕。“我想，整个莫斯科都要烧起来了，多可怕的火灾啊！娜塔莎，快看啊，从这儿的窗户就能看到，”她对表妹说，看来她很想让她分散一下注意力。但娜塔莎看着她，好像根本不知道让她干什么，她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炉子的一角。自从今天早上索妮娅不知为何告诉了娜塔莎安德烈公爵受了伤，并且跟他们在同一个车队时开始，娜塔莎就一直痴痴地发愣，这让伯爵夫人非常吃惊也非常懊恼。伯爵夫人第一次对索妮娅大发脾气。索妮娅哭了，请求原谅她，现在她为了弥补过错就竭力不停地讨好表妹。

“看啊，娜塔莎，烧得多厉害，”索妮娅说。

“什么烧了？”娜塔莎问。“噢，对啊，是莫斯科。”

似乎是为了不拂索妮娅的面子，也为了摆脱她，她把头凑近窗口，望了望，看来什么也没看到，又坐回到原来的位置。

“你没看见吗？”

“不，真的，我看到了，”她说，听得出她希望让她安静一会儿。

于是伯爵夫人和索妮娅都明白了，不论是莫斯科还是莫斯科的大火对娜塔莎都是毫无意义的。

伯爵又到隔板后面躺下了。伯爵夫人向娜塔莎走去，就像女儿生病时那样，用手背挨了挨她的头，然后用嘴唇触了一下她的额头，好像要看看是不是发烧了似的吻了她一下。

“你冻坏了，全身都在颤抖。快躺下吧。”她说。

“躺下？对，好的，我躺下。我马上就躺下，”娜塔莎说。

自从今天早晨娜塔莎听说安德烈公爵伤势很重，并且跟他们一起离开以来，她只是最开始问了很多问题：他要去那里？伤的怎样？有没有危险？她能不能见他？但当人家告诉她不能见，伤势很重但还没有生命危险时，看来她不相信别人跟她说的话，但又知道，无论她怎样问，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她就不再问也不再说话了。一路上她都睁着那双伯爵夫人非常了解的大眼睛，她的眼神让伯爵夫人那样害怕，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的角落里，就像现在坐在这个凳子上一样。她在想着什么，在做什么决定，或者说现在她心里已有了主意，这一点伯爵夫人是知道的，但这会是什么主意，她不知道，这让她害怕又折磨着她。

“娜塔莎，亲爱的，脱衣服睡吧，来，到我的床上来。（当时只给伯爵夫人一人在床上铺了被褥，肖斯夫人和两位小姐得睡在铺了干草的地板上。）”

“不，妈妈，我就躺在这儿，在地板上，”娜塔莎生气地说，她走到窗口，打开了窗户。因为开了窗，副官的呻吟声听得更真切了。她把头伸到夜间潮湿的空气中，伯爵夫人看到由于痛哭她瘦削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不断地碰着窗框。娜塔莎知道这不是安德烈公爵在呻吟。她知道，安德烈公爵跟他们住同一趟房子，此刻就躺在过道对面的另一个房间里，但这个可怕的不停歇的呻吟声还是让她恸哭不已。伯爵夫人跟索妮娅交换了一下眼色。

“躺下吧，亲爱的，睡吧，好孩子，”伯爵夫人说，轻轻地用手碰了一下娜塔莎的肩膀。“好了，睡吧。”

“噢，是的……我马上，马上就躺下。”娜塔莎说着，匆匆地脱掉衣服，解下裙带。她换下裙子，穿上了短睡衣，盘腿坐在铺在地下的被子上，把不太长的细细的发辫甩到前面重新编了起来。她纤细的、修长的手指飞快而灵巧地一边梳理、一边编，最后扎上了辫子。娜塔莎的头习惯地一会转向这边，一会转向那边，但她激动地睁着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整理完夜间装束后，娜塔莎不声不响地躺到铺在干草上的床单上。

“娜塔莎，你躺中间，”索妮娅说。

“不，我就在这儿，”娜塔莎说。“你们也睡吧。”她懊丧地又加了一句。随后她把脸埋在了枕头里。

伯爵夫人，肖斯夫人和索妮娅匆忙脱掉衣服躺下了。一盏长明灯还留在房间里。但两俄里外小梅季希村的大火把院子照得通亮，在对面街上被马蒙诺夫的哥萨克砸开的小酒馆里传来醉汉们的嘈杂声，还能听见副官不停歇的呻吟声。

娜塔莎一动不动地侧耳倾听着室内和室外的动静，她听了很长时间。开始她听见妈妈的祈祷和叹息声，她的床发出的咯吱声，肖斯夫人那熟悉的打着呼哨的鼾声，还有索妮娅轻轻的呼吸声。后来伯爵夫人叫了娜塔莎一声。娜塔莎没答应。

“好像睡着了，妈妈，”索妮娅小声答道。伯爵夫人沉默了片刻，又叫了一声，但这次没人理她。

这之后，娜塔莎很快就听到了妈妈均匀的呼吸声。尽管娜塔莎的一只小脚从被子下露了出来，在光光的地板上冻得要命，但她一动不动。

一只蟋蟀在墙缝里欢快地叫着，好像在庆祝它终于战胜了所有的人。远处一只公鸡啼叫了，引得附近的公鸡也呼应起来。小酒馆里寂静下来了，只听见副官的呻吟声。娜塔莎悄悄欠起了身。

“索妮娅，你睡着了吗？妈妈？”她小声问道。没有人回答。娜塔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划了个十字，又小声地把瘦长的、柔软的光脚踩到肮脏而冰凉的地板上。一块地板咯吱响了一声。她两只脚飞快地移动着，像小猫似的跑了几步，抓住了冰凉的门把手。

她觉得，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均匀打击着房子的四壁：这是她那颗破碎的心在跳动，这颗心因害怕、恐惧和爱情而突然收缩，好像都要停止跳动了。

她打开门，跨过门坎，踩在潮湿、冰冷的过道上。一股寒气让他清醒了许多。她的光脚碰到了一个睡在地上的人，她从那人的身上迈过，打开了安德烈公爵睡觉的房门。这间房子很暗。里面墙角有张床，床上放着什么东西，床旁边的凳子上放着一支结了一个大蘑菇形烛花的脂油制的蜡烛。

从早晨娜塔莎听说安德烈公爵受了伤，就在这儿以来，她就决定要见他。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见他，但她知道见面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她认为又是必须的。

她一整天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夜里要见他。但现在，当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她又非常害怕，不知看到的他会是什么样子。他伤到什么程度？他还剩下什么？他是不是也和那位不住地呻吟的副官一样？是的，他肯定是那样。在她的想象中那个可怕的呻吟声就代表了他。当她看到墙角的一团模模糊糊的东西，把他在被子下拱起的膝盖当成了他的肩膀，她想象着他可怕的躯体，由于恐惧她停了下来。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又让她向前走去。她小心翼翼地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就到了堆满东西的小房间的中央。房间里，圣像下面的凳子上还躺着一个人（这是季莫欣），地板上躺着两个人（这是医生和老仆人）。

老仆人欠起身，小声说了句什么。季莫欣因为受伤的腿疼得要命，根本就没睡，他大睁着双眼看着这奇怪的一幕，来了一个身穿白衬衣、短上衣，头戴睡帽的姑娘。老仆人睡意朦胧的话把人吓一跳：“您要干什么？为什么来这里？”娜塔莎更快地向墙角躺着的东西走去。不管多么可怕，不管这会多么不像人的躯体，她还是要见他。她绕过老仆人：蜡烛上的蘑菇状烛花掉了，现在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两只胳膊从被子下伸出来放在被子上的安德烈公爵，他还是原来的样子。

他跟从前一样，但因为发炎他的脸色泛红，双眼炯炯有神，高兴地看着她，尤其是从睡衣翻领下露出的像婴儿一样细腻的脖颈让他显得有一种特别的、天真的孩子气，这是她在安德烈公爵身上从来不曾见过的。她向他走去，以年轻人那种快速、灵巧的动作双膝跪下。

他笑了一笑，朝她伸出手去。

三十二

从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场的包扎所清醒过来算起已过了七天。这段时间他经常处于昏迷之中。按随行医生的说法，发烧和受伤的肠子发炎本会要他的命。然而到了第七天，他却很高兴地喝了点茶，吃了一片面包，医生发觉他的热度也降低了。安德烈公爵一大早就苏醒过来了。这是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一夜，外面很温暖，于是就让安德烈公爵留在车上过夜。但到了梅季希村他自己要求把他抬出去，还要喝茶。在把他搬到屋里时，剧烈的疼痛让他大声呻吟起来，随后又失去了知觉。把他放在行军床上后，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很长时间。后来他睁开眼小声问：“茶好了吗？”他对生活细节记得这样清楚，着实让医生大吃一惊。他把了一下脉，让他吃惊又不满的是，他发现脉相好了起来。医生不满意的是，凭他多年的行医经验他知道安德烈公爵活不长，如果他现在不能死去，那么过段时间他会死得更痛苦。在莫斯科还有一个伤员跟安德烈公爵一块运送，这就是他团里的红鼻头季莫欣少校，他也是在波罗金诺战场上腿部负了伤。与他们同行的有一名医生、公爵的老仆人，他的车夫和两个勤务兵。

给安德烈公爵端来了茶。他贪婪地喝着，兴奋地望着前面的门，好像要努力弄清什么，想起什么。

“好了，够了。季莫欣在吗？”他问。季莫欣沿着长凳朝他爬过去。

“我在这里，公爵大人。”

“你伤得怎样？”

“我的伤？没什么。您怎样？”安德烈公爵又沉思起来，好像要记起什么。

“能不能给我一本书？”他说。

“什么书？”

“《福音书》！我没有。”

医生答应给他找一本，就详细问起他的感觉。尽管安德烈公爵不情愿，但还是明智地回答了医生的所有问题，后来他说想要个长圆形靠枕，因为不舒服，还特别疼。医生和仆人掀起他盖着的大衣，伤口处散发出来的一股难闻的烂肉味让他们直皱眉头，他们开始查看这可怕的伤口。医生好像对什么非常不满意，重新弄了一下，给伤员翻了个身，使得伤员又呻吟起来，翻身时疼得又昏了过去，说起了胡话。他一直在说让赶快给他拿这本书来，垫到下面。

“这能让你们费多大的事！”他说：“我没有这本书，请给我拿来，垫到下面一会儿，”他用可怜兮兮的声音说。

医生走到过道去洗手。

“哎呀，你真是没心没肺，”医生对给他往手上浇水的仆人说：“我只有一会儿没照顾到。你让他压到了伤口。这可是非常疼的，我都奇怪，他怎么能忍受得了。”

“可能我们垫了东西，耶稣基督保佑啊，”仆人说。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弄清楚他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想起他受了伤，是马车停在梅季希村时他要求住进屋里来的。他疼得又说起了胡话，第二次清醒过来时是在房子里，当时他喝着茶，脑海里又出现了他经历过的事，他特别清晰地回想起在包扎所里的情景，看到他憎恨的人那样的痛苦，他想到了这些新的，给他预示着幸福的想法。这些想法，尽管不太清晰也不太确切，但现在却又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想起，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幸福，这个幸福与福音书有些共同之处。因此他就要福音书。他压住了伤口，再加上又翻一次身把他的思绪搞乱了，等他第三次清醒过来时已是在寂静的黑夜中。他周围的人都睡了。过道对面的蟋蟀在吱吱地叫着，街上有人在喊叫，在唱歌，蟑螂在桌子和圣像上簌簌作响，秋天吃得肥肥的大苍蝇在他的床头柜和放在他旁边结了大大的蘑菇形烛花的脂制油灯旁乱飞乱撞。

他的思维不正常。一个健康人通常可以思考、感觉并能一下子回忆起许多事件，但有能力选择其中的一个序列思维或现象，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个系列的现象上。一个健康的人在深入思考时能够停下来对进来的人寒暄几句，然后再回到自己思考的问题中去。然而安德烈公爵的思维在这方面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他的思考能力比以往更清晰、更活跃，然而却不受他的控制。各种思绪和认识同时向他袭来。有时他的思想活跃起来了，那样有力、清晰而深刻，这在健康状态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它会在思考到一半时突然中断，代之而来的是突然出现的另一件事，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思绪。

“是的，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与人不可分割的新幸福，”他躺在半明半暗的寂静的房间里想着，他那兴奋的、睁得很大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这是物质力量以外的幸福，是不受外部物质世界对人的影响的幸福，是内心的幸福，是爱的幸福！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它，但只有上帝才能意识到并且规定它。但是上帝是怎样给它定规定的？为什么圣子？”突然这些思绪又中断了，安德烈公爵听到（不知是幻觉还是他真正听到了），听到一阵声音非常低的说话声，不断有节奏地重复着：“毕叽-毕叽-毕叽”，然后是“叽-叽”，然后又是“毕叽-毕叽-毕叽”，后来又是“叽-叽”。而且在这些低低的音乐声的伴奏下，安德烈公爵觉得他脸的上方，在正中间耸起一座由细针或小木片支起的奇怪的空中楼阁。他觉得（尽管这对他来说很艰难）为了这个高耸的楼阁不倒塌，他应当尽量保持平衡。但这个楼阁还是倒塌了，然后又在低低的音乐的伴奏下慢慢耸立起来。“升起来了！越来越高，升起来了！”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安德烈公爵一面倾听着低沉的声音，一面感觉由细针支起的楼阁越耸越高，他有时看到蜡烛周围一个红红的光圈，听到蟑螂的簌簌声和苍蝇撞到他枕头和脸上的嗡嗡声。每次苍蝇碰到他的脸都会让他感到刺痛，然而让人吃惊的是，苍蝇撞到他脸上耸立的楼阁时，并没把它弄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这就是门口一个发白的东西，这是同样让他感到受压抑的斯芬克斯像。

“但，也许这是我的衬衣放在桌子上，”安德烈公爵想。“这是我的腿，这是门，但为什么总是往高长，往开伸，还发出毕叽-毕叽-毕叽和叽-叽-叽的声音”，“够了，停下吧，请不要烦我了，”安德烈公爵好像在痛苦地向谁请求。突然，他的思绪和感情又异常清晰而有力地出现了。

“是的，这是爱（他又非常清晰地回忆了起来），但又不是那种有所企图的爱，是不带有什么目的、不需要什么理由的爱，而是那种当我面临死神，看到自己的敌人时第一次体验到还能爱他的仁爱。我体验到的是那种体现灵魂本质的爱，那种不需要对象的爱。我现在体验的正是这种怡然自得的感情。爱亲人，爱自己的敌人。爱一切，爱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的上帝。爱一个亲爱的人可以用世人的爱，爱敌人却只能用仁爱。因此，当我感到我在爱那个人时，我才体验到快乐。他怎么了？他还活着吗……凡人的爱，可以由爱而生恨，而仁爱是不会改变的。任何东西，哪怕是死亡都不能将他毁灭。它是灵魂的本质。我这一生恨过多少人啊。所有人当中没有人比她更让我爱或更让我恨。”于是他的眼前清晰地浮现出娜塔莎的形象，并不是他以前想象的样子，只有让他开心的迷人的样子，而是他第一次透视到了她的心灵。于是他理解了她的感情、她的苦恼、她的羞愧和她的懊悔。现在他第一次理解了自己拒绝了她的残忍，看到了自己与她断绝关系的残忍。“假如有可能再让我看见她一次该多好啊。就一次，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

又是毕叽-毕叽-毕叽，叽叽和毕叽-毕叽的声音，苍蝇碰撞发出呯的一声……他的注意力突然又转到了现实和发生了什么特殊事情的另一个幻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楼阁并不倒塌，而是不断地延伸、升高，蜡烛还在燃烧着，周围形成一个红色的光圈，那件像斯芬克斯的衬衫还放在门边。然而，除此之外什么东西吱地响了一下，一股新鲜空气飘了进来，于是一个新的白色的斯芬克斯出现在了门口。这个斯芬克斯的头上有一张苍白的脸和现在他正在想着的娜塔莎那双明亮的眼睛。

“噢，这种没完没了的幻觉多让人难受啊！”安德烈公爵想，他努力要把这张脸从自己的脑海里赶出去。但这张脸却像真的一样来到他面前，越来越近。安德烈公爵想回到他以前那种纯粹思维的世界，但他却不能够，他再一次陷入了幻觉之中。轻轻的低语还在不紧不慢地继续，有一种东西在压迫着他，并延伸开去，而这张奇怪的脸却一直在他面前。安德烈公爵使出全身力气想清醒过来，他动了一下，突然他的耳边响起了声音，眼睛模糊起来，他就像一个潜入水中的人一样，又昏了过去。等他再醒来时，正是那个全世界所有的人中他最想用那种新的、纯粹的仁爱来爱的活生生的娜塔莎，现在正跪在他的面前。他明白，这是真的娜塔莎，但他并不觉得奇怪，而是从内心暗暗感到高兴。娜塔莎跪在那儿惊慌地，但却目不转睛地（她不能动）盯着他看，努力抑制自己不大哭起来。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而他只有下半边脸的什么地方在颤抖着。

安德烈公爵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笑了一下，伸出手去。

“是您？”他说：“多么幸福啊！”

娜塔莎仍然跪着，快速而小心地向他移过去，她小心翼翼地抓起他的一只手，把脸伏下去，用嘴唇轻轻一触，亲吻着。

“请原谅我！”她低声说，抬起头，看着他：“原谅我吧！”

“我爱您！”安德烈公爵说。

“原谅我吧……”

“原谅什么呢？”安德烈公爵问。

“请原谅我所做……的事，”娜塔莎用几乎听不见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她更多地、只用嘴唇触动一下，亲吻着他的手。

“我比以前更多地、更深地爱你了，”安德烈公爵说，他用手把她的脸抬起来，以使他能看见她的眼睛。

这双充满幸福泪水的眼睛，怯生生地、同情地、含着爱意的欢乐望着他。娜塔莎那张瘦削而苍白的脸，厚厚的嘴唇，与其说是不好看，还不如说是可怕。但是安德烈公爵没看见这张脸，他只看见那双美奂绝伦、熠熠生辉的眼睛。她的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仆人彼得这时完全从睡梦中醒来，他叫醒了医生。季莫欣由于腿疼始终没有入睡，早已看见了一切情形，他极力用被单盖上他那赤裸的身子，在长凳上蜷缩着。

“这是怎么回事？”医生从铺上欠起身来说。“请您走吧，小姐。”

这时一个女仆敲门，这是伯爵夫人发现女儿不在，派来的女仆。

娜塔莎好似从睡梦中惊醒的梦游患者，走出那间屋，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铺上放声大哭。

从那天起，在罗斯托夫家后来的整个旅途中，不论是休息，还是过夜，娜塔莎都不离开负伤的博尔孔斯基，医生不得不承认，他没料到一个姑娘竟然这么坚强，竟然这么会照顾伤员。

伯爵夫人一想到安德烈公爵可能（医生认为非常可能）在途中死在娜塔莎的怀抱中，就觉得可怕，可是她无法劝阻娜塔莎。受伤的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现在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自然会令人想到，万一他有一天康复，他们可能恢复先前的婚约，但却没有人提起这事，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更不会提起：不仅博尔孔斯基，而且整个俄国的存亡问题都是悬而未决，其他的事情就更顾不上考虑了。

三十三

九月三日，皮埃尔醒得很晚。他头痛，和衣而卧让他觉得浑身不舒服，他模糊地觉得昨天做了一件可耻的事：这件可耻的事就是昨天同朗巴尔大尉的谈话。

时针指着十一点，但是外面显得特别阴暗。皮埃尔站起来，揉了揉眼睛，看见格拉西姆又放到书桌上的那支枪托上雕了花的手枪，于是他想起了自己身在何方和今天要做的事。

“我是不是晚了？”皮埃尔想。“不，他大概不会在十二点以前进莫斯科的。”皮埃尔不再思索他要做的事，而是迅速行动了起来。

皮埃尔整了整衣服，拿起手枪，正要出去。这时他第一次想到，不能把武器拿在手上出门，但是怎样带呢？这么大的一支手枪，就是在宽大的外衣下也藏不住。不论是别在腰里，还是夹在腋下，都会被人看到的。此外，那支枪的子弹已经发射了，皮埃尔还没来得及装子弹。“反正还有匕首，”皮埃尔自言自语，虽然他在考虑实行他的计划时，不止一次认定，一八〇九年那个大学生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想用匕首刺死拿破仑。但是，皮埃尔的主要目的好像不是要实行已经考虑好的事情，而是要向自己表明，他不放弃自己的计划，他做的一切都是为实行这个计划，于是皮埃尔赶忙拿起在苏哈列夫塔跟手枪一起买来的那把不快的、缺口的、带绿鞘的匕首，把它藏在背心里面。

皮埃尔在长衣外束上一条腰带，把帽子拉的低低的，尽量不弄出声响也不想遇见大尉，他穿过走廊来到街上。

昨晚他那样无所谓地看着的大火一夜功夫已经漫延了很多。莫斯科的四面八方都烧了起来。一时间马车市场、莫斯科河外区、外国商场、波瓦尔大街，莫斯科河上的平底船和多罗戈米洛夫桥边的木柴市场都烧了起来。

皮埃尔要走的路线是穿过几条胡同到达波瓦尔大街，从那里到阿尔巴特大街，然后到显灵的尼古拉教堂，他早就设想好要在这附近实施他的计划。大部分的房屋都大门紧锁，上着护窗板。大街小巷空空荡荡。空气中弥漫着焦味和烟味。偶尔会遇见几个神色慌张的俄国人和像乡下人的法国人，他们着宿营的装束，走在大街的正中央。不论是俄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奇怪地看着皮埃尔。俄国人注意皮埃尔，除了他身高体胖，除了他有些古怪、全神贯注的忧郁和痛苦的表情外，还因为他们弄不明白这个人属于哪个阶层，而法国人一直目送着他，是因为皮埃尔与所有那些惊慌、好奇地看着法国人的俄国人不同，他根本就不去理会他们。在一栋房子的门口有三个人正在对不懂他们话的俄国人讲着什么，他们拦住皮埃尔，问他懂不懂法语。

皮埃尔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在另一条胡同里，站在一个绿色弹药箱旁边的哨兵对他喊叫。皮埃尔根据一遍遍对他大声喊叫和哨兵把枪抓到手里发出的声响才弄明白，他应该从另一边绕过这条街。他对周围的一切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他匆匆忙忙地、害怕地揣着自己的计划，好像这是一种让他觉得恐怖的、陌生的东西，根据昨天夜里的经验，他惟恐自己会放弃这个计划。但皮埃尔命中注定根本不能完全带着这种情绪到达他想要去的地方。此外，假如他在路上没被什么事情耽搁住，他的计划也是不能完成的，因为拿破仑在四个小时之前就从多罗戈米洛夫郊区穿过阿尔巴特大街到达克里姆林宫了，现在他正心情沮丧地坐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书房里下达详细而审慎的命令，这些命令是就立即灭火和预防掠夺、安抚居民所采取的措施。但皮埃尔不知道这一点。他整个都沉浸在所面临的事件当中，他很苦恼，就像固执地要去干不可能干成的事的人一样苦恼，之所以不可能，倒不是因为困难重重，而是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本性，他因为害怕在关键时刻会软弱，因而会看不起自己而苦恼。

尽管他对周围的任何东西看不见，也听不见，但他凭直觉知道路，在通向波瓦尔大街的胡同里没走错路。

皮埃尔离波瓦尔大街越来越近，烟也越来越浓，大火烤得周围都暖和起来了。偶尔有火舌从屋顶上窜出来。街上碰到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也更加惶恐不安。但尽管皮埃尔觉得他的周围有些不同寻常，但他并没意识到他正向大火靠近。皮埃尔在穿过一面连接着波瓦尔大街，另一面挨着格鲁津斯基公爵家花园的一大片没建房子的空地上的小路时，突然听到旁边有一个女人绝望的哭喊声。他停了下来，好像从睡梦中惊醒，抬起了头。

在小路旁边落满尘埃的枯草地上堆着一大堆家什，有羽毛褥子、茶炊、圣像和箱子。几只箱子旁边的地上坐着一个年纪不轻、瘦瘦的女人，她长长的上牙向外伸着，身上穿着肥大的黑色大衣，戴着睡帽。这个女人身子前后摇晃着，嘴里念叨着什么，声嘶力竭地大哭。两个小女孩，十岁到十二岁的样子，穿着脏兮兮的短裙和小皮袄，戴着小帽，苍白而受惊的脸上满是疑惑地看着母亲。一个小男孩，大概七岁，穿着厚呢长外衣，戴着别人的大便帽，正在一个老保姆的怀里哭喊。一个没穿鞋子，身上脏兮兮的女仆坐在箱子上，披散着淡白色的发辫正在一边嗅着被火燎去的头发，一边将这些头发撕齐。女人的丈夫是一个穿着文官制服的驼背矮个子，从戴的端端正正的便帽下可以看到他蓄着车轮型的大胡子和光光的鬓角，他面容呆板，正在把摞在一起的箱子打开，从里面往外掏什么衣服。

女人看到皮埃尔后，几乎是扑到了他的脚下。

“老爷啊，同胞们，救救我们吧，救命啊，亲爱的！……谁来救救命啊，”她一边嚎哭，一边大喊：“一个小女孩，……女儿！我的小女儿还在那儿呢！……烧死了！噢！我疼你爱你，到头来……噢~噢~噢！”

“够了，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丈夫小声对妻子说，看来只是想在外人面前替自己辩白。“可能小姐姐把她抱走了，要不能在哪里呢！”他说道。

“你这个冷血动物，你这个恶魔！”女人突然停止了哭泣，恶狠狠地大喊起来。“你没有心肝，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可怜。就算别人也会从火里给救出来。你是冷血动物，不是人，不是父亲。您是个高尚的人，”女人转向皮埃尔快速地呜咽着说。“隔壁着了火，火朝我们这里扑来。女仆喊道：‘着火了！’我们就赶快收拾东西。就穿着这些衣服逃了出来……就抢救出了这么一些……十字架、圣像等，还有陪嫁被褥，要不就全完了。一找孩子们，发现小卡佳不见了。噢，上帝呀！噢！”她又嚎啕大哭起来。“我亲爱的小宝贝呀，烧死了，烧死了！”

“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呀？”皮埃尔问。女人看到皮埃尔急切的表情，明白了这个人要帮她。

“老爷呀，亲爹呀！”她抱着他的腿大喊着：“您可真是大恩人呀，就安慰安慰我的心吧！安妮什卡，带路去，你这个坏丫头，”她对女仆喊道，生气地大张着嘴，这样更加把她的大长牙露了出来。

“带路，你带路，我……我……我会去救的，”皮埃尔匆匆忙忙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脏兮兮的小女仆从箱子后走出来，稍微整理一下发辫，叹了口气，两只光脚慢腾腾地沿小路向前走去。皮埃尔好像突然从重度昏迷中苏醒过来。他高高地昂起头，两只眼睛现出很有生气的光芒，快步跟着女仆，超过她，上了波瓦尔大街。整条大街都被黑色的浓烟笼罩着。一些地方有火舌从烟雾中窜出来。大火前聚集着一大堆人。大街中央站着一名法国将军，他正对围着他的人说着什么。皮埃尔跟着女仆本想向将军站的地方走去，但法国士兵拦住了他。

“禁止通行，”一个声音对他喊。

“这边，叔叔！”女仆说。“我们走胡同，穿过尼古林街。”

皮埃尔转回身又跟着走，偶尔跳几步赶上她。女仆穿过大街拐进了左边的胡同，走过三栋房子，又向右一拐进了大门。

“这就到了，”女仆说着，跑进院子，打开了木板栅栏围墙的小门，站在那儿给皮埃尔指着一间正在熊熊燃烧的小木厢房。房子的一面已经倒塌，另一面还在烧着，明亮的火苗从窗户和房顶的窟隆里不断钻出来。

皮埃尔一进小篱笆门，一股热浪就向他袭来，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

“哪个，哪个是你们家？”他问。

“啊呀，”女仆指着厢房哀号起来，“就是那个，那就是我们的住房。烧死了，小卡佳，我的宝贝，我最可爱的小姐呀，呜！”阿尼奇卡一看到大火好像必须表示出自己的感情似的大嚎起来。

皮埃尔本想钻进厢房，但太热了，他不由自主地围着厢房绕了半圈，来到了一个大房子旁边，这个房子的一面房顶刚刚烧起来，房子旁边挤了一堆法国人。皮埃尔开始不明白这些拖着什么东西的法国人在干吗，但当他看见面前一个法国人正用钝斧打一个跟他争夺狐狸皮大衣的男人时，他隐隐约约地明白了，这是在抢劫，但他没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墙壁和房顶霹霹啪啪的倒塌声、火焰的嗞嗞声以及人群的喊叫声，发着光亮的烟云一会儿被浓浓的黑烟遮起来，一会儿向上飞起，摇摇晃晃地闪着火光，越过墙壁的火舌有的地方是连续的、成束的、红红的，有的地方呈金色的鱼鳞状，灼热、烟雾和迅速行动的感觉，所有这一切对皮埃尔产生了面对火场常有的刺激作用。这个作用对皮埃尔的影响很大，因为他看到大火，突然感到自己摆脱了一直困扰他的思绪。他觉得自己年轻了、快乐了、灵巧了、也果敢了。他从房子那面绕过厢房，想跑进还没倒塌的那部分，这时他头顶上传来了几个人的说话声，随后是一些很重的东西落在他身边发出的破裂声。

皮埃尔一回头，发现窗户里有几个法国人正往外扔五斗橱的抽屉，抽屉里装满了金属物品。另一些站在下面的法国士兵向抽屉走去。

“这个人，你找什么？”一个法国士兵向皮埃尔喊道。

“这家的一个小孩。你们看见一个小孩了吗？”皮埃尔说。

“这个人还在说什么？让他滚开！”几个人一起喊道，一个士兵看来是怕皮埃尔突然来向他们夺抽屉里的银器和铜器，就威胁性地向他靠了过来。

“小孩？”上面的一个法国兵喊道。“我听到花园里有尖叫声。可能那就是他的小孩。嗨，还是要人道些。我们都是人嘛……”

“小孩在哪里？小孩在哪里？”皮埃尔问道。

“这边！这边！”法国人从窗户里指着房子后面的花园，向皮埃尔喊道。“等一会儿，我马上下来。”

确实，过了一小会儿，这个只穿了一件衬衫，黑眼睛、脸上有一个痣的法国小伙子就从一楼的窗户跳了下来，他拍了拍皮埃尔的肩膀跟他一起跑进了花园。

“哎，你们快些，”他对同伴们喊道。“开始烤得受不了了。”

跑到房子后面撒满沙土的小路上，法国人拉了一下皮埃尔的手，指着一个环形物给他看。石凳下躺着一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三岁的小女孩。

“这就是您的小孩。啊，还是个小女孩，这就更好了。”法国人说：“再见吧，胖子。是啊，应该人道些，都是人嘛。”脸上长着痣的法国人回头向同伴们跑去。

皮埃尔兴奋地喘不上气来，他向小姑娘跑过去，想把她抱起来。但看起来像她妈妈一样憔悴而病态的讨厌的小女孩一看到生人便大叫起来，撒腿就跑。皮埃尔一把抓住她，将她抱了起来。她恶狠狠地、绝望地尖叫起来，两只小手使劲推着皮埃尔的手，还用拖着鼻涕的嘴咬他的手。皮埃尔觉得一阵恐惧和厌恶，好像他碰到一个小动物一样。但他控制自己不把孩子扔下，抱着她跑回了大房子那儿。然而原路已经回不去了，女仆阿尼什卡也不见了。皮埃尔怀着既怜悯又厌恶的心情，尽量温柔地把这个伤心哭泣着的湿漉漉的小女孩抱紧，穿过花园，跑去找另一个出口。

三十四

当皮埃尔抱着孩子，绕过院子和胡同跑回格鲁津斯基花园时，在波瓦尔大街的拐角上他一时认不出他出发去找孩子的地方了，因为那里挤满了人和从家里拖出来的东西。这里除了守着从大火里抢救出来的财物的俄国家庭外，还有几个穿着各种衣服的法国士兵。皮埃尔没去注意他们。他急着找小官员一家，想把女孩交给母亲，然后再去救人。皮埃尔觉得，他还需要赶紧做许多事情。皮埃尔因为火烤和奔跑热血沸腾，此刻他比跑去救小孩时感到更加年轻、有活力和果敢。现在女孩安静下来了，一双小手抓住皮埃尔的外衣，就像一个小野兽一样坐在他的手上，东张西望地四处打量着。彼埃尔偶尔看看她，微微地笑着。他觉得，他在这张受过惊吓的、病态的小脸上看到了某种动人的、天真的、天使般的东西。

在原来的地方，既不见了小官员，也不见了他的妻子。皮埃尔快步在人群中穿行，认真端详着他看到的每一张脸。无意中他发现了一个格鲁吉亚或者是亚美尼亚家庭，其中一个是老人，穿着挂面的新皮袄和一双新靴子，长着典型的东方人的漂亮面孔，还有一个老太太和年轻女人也是同样的脸型。皮埃尔觉得，这个非常年轻的女人简直就是最完美的东方美人儿，她弯弯的黑眉轮廓分明，绯红色的、异常温柔美丽的椭圆形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她穿着华丽的锦锻大衣，一块鲜亮的紫色头巾蒙在头上，她处在广场上胡乱散放的家什和人群中，犹如温室里栽培出来的娇嫩的花朵被抛到雪地上。她坐在老太太后面的包袱上，长长的睫毛下面，一双又黑又大的椭圆形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地面。看得出，她知道自己很美，并为此担心。这张脸让皮埃尔惊呆了，他匆匆忙忙地沿着栅栏走着，回头看了她好几次。皮埃尔走到栅栏尽头，还是没找见他要找的人，他停下来，四处张望着。

现在，皮埃尔抱着孩子的身影比以前更显眼了，他的周围聚集了几个俄国男女。

“你找不见人了吗，亲爱的？您是贵族吧？这是谁家的孩子？”人们向他询问。

皮埃尔说，这是一个穿黑色肥大的女式大衣的女人的孩子，她刚才就和孩子们坐在这儿，他问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女人，她到哪里去了。

“也许这是安菲罗夫一家，”一个年长的教堂助祭对一个满脸麻子的老太婆说。“上帝饶恕吧，上帝饶恕吧！”他用习惯的男低音说。

“安菲罗夫一家在哪里？”老太婆问。“他们一大早就走了。这可能是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孩子，也许是伊万诺夫家的孩子。”

“他说是一个普通女人，而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是个贵妇人，”扫院子的人说。

“对，您认识她，她的牙长长的，人很瘦，”皮埃尔说。

“就是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这些恶狼一扑过来，他们就去花园了。”老太婆指着几个法国士兵说。

“噢，上帝饶恕吧，”助祭又说了一句。

“您到那边去吧，他们在那儿。就是她。她一直痛不欲生地哭着。”老太婆又说。“就是她，这边。”

但皮埃尔没在听老太婆说话。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他看着那一家亚美尼亚人和两个正向他们走去的士兵。其中一个士兵穿着蓝色的大衣，腰上扎一条绳子，是一个小个子、显得很浮躁的人。他头上戴了顶高筒帽，赤着双脚。另外一个人尤其吸引皮埃尔注意，他个子高高的，背有点驼，瘦瘦的，浅色头发，他行动迟缓，脸上是痴呆的表情。这个人穿着绒面粗毛呢外套、蓝色的裤子和一双肥大的破烂的长筒军靴。穿着蓝色大衣、光着脚的小个子法国人走到亚美尼亚人跟前，说了句什么，立即抓起了老头的脚，老头慌忙开始脱靴子，另一个穿着外套的法国人在亚美尼亚美人前站住，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言不发，呆呆地看着她。

“接住，接住孩子，”皮埃尔说着，把小女孩递过去，以命令式的口吻匆匆对老太婆说。“你交给他们，交给他们！”他几乎是向老太婆喊着，把大声哭叫的女孩放到地上，又看了一眼法国人和那亚美尼亚一家。老头光着脚坐在那里。小个子法国人脱下他的第二只靴子，把两只靴子往一块磕了磕。老头哽咽着说着什么，但皮埃尔只瞥了他一眼。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个穿外套的法国人身上，此刻，他正慢慢地、一摇三晃地向年轻女人走去，他从口袋里拿出双手，抓住了她的脖子。

亚美尼亚美人儿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长长的睫毛低垂着，好像她没看到，也没感觉到那个士兵正在对她做什么。

皮埃尔跑过他和法国兵相隔的这几步的当儿，穿着外套的高个子掠夺兵已经从亚美尼亚女人的脖子上拽下了项链，年轻女人用双手护着脖子，尖声大叫起来。

“放开这个女人！”皮埃尔声音嘶哑、发疯地喊道，他抓住高个子、背有点驼的士兵的肩膀，把他摔了出去。这个士兵倒下了，他爬起来，跑开了。但他的同伙扔掉靴子，掏出双锋剑，气势汹汹地朝皮埃尔扑去。

“好啊，好啊，你别犯傻！”他喊道。

皮埃尔正疯狂至极，他什么都不记得，他的力量也大大增加了。他朝光着脚的法国人扑去，没等那人掏出双锋剑，他已经把他撩倒，拳头雨点般地向他砸去。周围的人群发出了一阵喝彩声，正在这时，拐角处出现了一队法国枪骑兵组成的骑兵侦察队。这些枪骑兵快步向皮埃尔和这个法国兵奔来，将他们团团围住。以后发生的事皮埃尔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他打了谁，人家又打他，最后他觉得他的双手被绑住了，一群法国士兵围着他站着，搜他的衣服。

“中尉，他有匕首。”这是皮埃尔听明白的第一句话。

“噢，还有枪！”一名军官说着，他转向跟皮埃尔一块被抓的光脚法国人。

“好的，好的，在法庭上你全都会交待的，”军官说。之后他转向皮埃尔：“会说法语吗？”

皮埃尔睁开流血的双眼看了看周围，没有回答。可能是他的脸太可怕了，因为军官小声说了句什么，四个枪骑兵就离开队伍站到了皮埃尔的两边。

“会说法语吗？”军官离他远远的，又问了他一遍。“叫翻译来！”一个穿着便装的小个子俄国人从队列里出来。皮埃尔从服装和口音上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是莫斯科一家商店的法国店员。

“他不像是老百姓，”翻译看着皮埃尔说。

“噢！他很像纵火犯，”军官说。“问问他，他是谁？”他又说了一句。

“你是谁？”翻译问。“你应该回答长官的问题。”他说。

“我不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是你们的俘虏，将我带走吧！”突然皮埃尔用法语回答说。

“啊！啊！”军官皱着眉头说：“开路！”

枪骑兵周围聚集了一群人。离皮埃尔最近的是抱着女孩的麻脸老太婆。巡逻队出发时，她向前挤去。

“亲爱的，他们要把你带到哪儿去呀？”她问。“这个小女孩，小女孩如果不是他们家的，我往哪儿弄？”老太婆说。

“她要干什么？”军官问。

皮埃尔好像喝醉了似的。看见他救了的小女孩，他更加兴奋了。

“她要干什么？”他说：“她抱着我刚刚从火里救出的我的女儿，”他说：“别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句毫无目的的假话是怎样冒出来的，他迈着坚定、庄严的步伐走在法国人中间。

这个法国骑兵侦察队是遵照迪罗涅尔的命令被派到莫斯科各条大街去的巡逻队之一，目的是制止抢劫，尤其是捕捉纵火犯，因为那天法国高级官员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有人纵火是火灾的原因所在。各条大街的巡逻队和侦察队还捕捉了五名可疑的俄国人，其中一名小铺伙计，两名学生、一个农民和一个家仆，另外还有几个掠夺兵。但所有这些嫌疑犯当中最可疑的是皮埃尔。当把他们都带到设了拘留所的祖波夫土堤上的大房子里过夜时，皮埃尔是在严格的看守下单独关押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