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拾肆】_Z
我在中考百日誓师大会上, 斩钉截铁的那句，“死神不是万能的”，说的是真真正正的死神。那时候我还不料, 或者说潜意识里不愿相信, “数竞再无一苇渡”。
易苇渡老师是父亲的忘年交, 早年与当时还在念书的父亲在美帝费城与纽约中间的那个学术小镇上相识, 后来又把哥哥培养成了这个时代的数学新星。
小时候, 我时常嚷嚷着，“易爷爷可要养好身体，长大后我可要当您的学生”。他总是用慈祥和蔼的目光看着我说：好, 易爷爷一定等你长大。
但他还是没能等到我长大。
他是一个曾数次与死神共舞的人，以生命来践行“宇宙何大人何渺, 再难也可一苇渡”的誓言。
死神第一次降临, 在他两岁的时候。小儿麻痹症让他从发热呕吐到迟缓性瘫痪, 造成了小脑不可逆的损伤。
死神第二次降临，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一次骨折, 让病菌侵入他的血液循环系统，引发败血症，虽最终仍是令死神铩羽而归，但左手永久性残疾粉碎了他成为发明家的幻想。
死神第三次降临，在他编写完《数学分析新讲》, 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易苇渡老师被确诊鼻咽癌, 从此开始长达十余年的化疗。
死神第四次降临, 在他担任国家数学奥林匹克总教练之后。长期的过度劳累导致他患上了结肠炎, 癌变转移到肝部。
一次又一次, 死神失算了。易苇渡老师不仅仅战胜了死神，而且在这期间, 让中国队拿了五次世界第一。
可屡屡降临又屡屡失手的死神这次真的怒了，决意再一次去击垮他，让他在绝望中一点一点被自己手中的镰刀收割性命。
可是，“宇宙何大人何渺，再难也可一苇渡”啊！
能让中国队五次拿下第一的人，一定也能第五次战胜死神的。我曾如此天真地想着。
不管是帝京还是雍都，都一直流传着他上学时候的故事：大二考大五的拓扑学获得最高分；在雍都上了五年学，不知杜甫草堂、青羊宫、人民公园在何处；没有看过一次川戏……
最令人唏嘘的是他和蔡澜熹奶奶的故事。
数学界，像我哥那样双商均高的天才，是最近十年才进化出来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能和“数学”沾上边的，大抵都是些呆子。
那时候，同在数学系的蔡澜熹奶奶一直暗恋他，但是不敢表白，直到临近毕业分配，才怯生生地拿着一道几何题跑去问他，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爱意。可易苇渡老师却严肃认真地给蔡澜熹奶奶一本正经地讲解了题目：“平凡的。引一条辅助线即可。”
“那，这条辅助线该如何引呢？”言已至此，脑筋转个弯儿便不难了解其中用意。
可易苇渡老师却说出了一个放在现在那可是要注定孤独一生的回答：“引一条平行线即可。”
直到毕业分别，蔡澜熹奶奶托人转交了一本书给他，书中藏了一封信，信上一行字：缺一条辅助线。彼时，他才勉强明白了那道几何题的含义。
小时候在园子里听见这个故事的时候，饶是觉得好笑，心中暗暗感慨：谁表白用几何？疯了吧。
他也曾年少轻狂，也曾书生意气，因为不满现实，愤懑地从雍都“离家出走”，考了帝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因为解决了Samle的“四大猜想”之一，而获得了帝京大学编号001的博士学位；在那座爱因斯坦颐养天年的小镇上与父亲相识，归国后为一群有志于数学的年青人写了一套被后世奉为圣经的教材。
数学不仅仅是他的宗教，更是支持着他“再难也可一苇渡”的信仰。
正是这份信仰，让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了一代又一代有志于数学的少年郎——“如果没有这个国家队总教练，大概不会有今天的薛阳。”哥哥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个年代，数学竞赛不像现在这样商业化，不算学术成果，更不计入教授的工作量，苦不堪言。易老师明明有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的，”中考完暑假回家见到哥哥，听闻易苇渡老师病重，作为最后一届被带的学生，哥哥无力吐槽道，“但他没有。”
任何一个学竞赛的人都不难理解，教练出一道题有多痛苦。因为中学生知识水平不高，初等数学知识局限性太大，一道好题往往需要将高等数学的问题初等化，而这种过程可谓十分艰苦。做一个量化，要出一个既有新意，又不乏难度，同时还能区分出学生良莠的赛题，起码得画上一周的时间，可易苇渡老师每一年给国家队培训的时候，都能拿出几十道新题。现在顶尖的Ph．D在顺利的情况下“月月出成果，年年发文章”，可当年的易苇渡老师，完全是“周周有新题，年年搞培训”，甚至真·命都搭进去了。
“竞赛和科研不一样，科研只要你懂就行了，可是竞赛不是你懂不懂的问题，关键是学生懂不懂。不是你要出成果，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出成果。”我深以为然。
哥哥近国家队的那年夏天，是易苇渡老师最后一次带中国队出征。在帝京隔壁的沿海城市，在南开，国家队培训，从出题到判题，从讲课到讨论，他唱了足足七天的独角戏。
那年我八岁，小学三年级；哥哥跳过级，十五岁，高三。给我讲他竞赛培训的故事。
“你知道易老师那七天怎么过来的吗？”薛阳，一个注定要成为大数学家的男人，言及至此，就这样当着我的面潸然泪下，“口腔溃疡、唾腺损坏、结肠炎、全身骨头疼，腰以下严重浮肿……七天，七天啊！他每天只能喝一点牛奶、葡萄糖水，吃豆腐、粥类流食……现在的数竞届，哪个教练还是这样的？有一次集训队课上，他还对着我们说，‘你们在座各位所有人所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我想起来就觉得难过。”
“哇，薛阳你丢不丢人。”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给他递纸巾，压着声音，模仿易苇渡老师的口吻说道，“小阳啊，数学的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可不能让我这个老人家失望啊！”
“你没见过易老师以前的家，不知道多寒酸。”我一度很想知道，当时我要是把眼前这个人那会儿的形象拍照，现在直接发网上，会不会毁了数学界网红形象，“当时我就想喊爸劝他转行得了，什么破大学教授，不当也罢。”
我拍拍他的背，给他顺气：“冷静，冷静。我虽然年纪小点，但我还是听过的，听过的……”
“你懂什么你？你见过易老师杂技表演一样的自行车技术么？”
“没有，但我知道他能一贫如洗还掷地有声地跟全市人民说‘精神财富高于物质财富’……诶你别哭了！”
“还说我，你自己不也在哭！”
……
辞去国家队总教练的苦差事后易苇渡老师身体慢慢有所好转，但今年我中考前不知怎的，突然就加重了，严重的结肠炎闹到了一天跑几十趟卫生间的地步。为了上课，易苇渡老师需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禁食禁水。当时新星邀请他过去讲座的时候我就有些担心，
易苇渡老师最后一次工作，是我亲眼看着他被我哥哥和陶之昀哥哥以及几个研究生抬进的理科教学楼，没错，就是抬进，拿担架那种——他要监考微分拓扑学。监考结束之后他就被送到了北医三院。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一别永年。
三年来，父亲第一次回家。并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数学界的旧友。
相应的，我也是三年来第一次回家。有些伤感，有些讽刺。
“谁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父亲风尘仆仆赶来医院，十分生气地质问道，“薛阳，我不是让你帮着照顾易老师的吗？这怎么搞的？”
“薛筹，你别怪小阳，是我自己要求去监考的。”躺在床上的易苇渡老师拉住父亲的手说道。
“学院领导、教师同事也没有一个过来的？这是什么情况？”
“谁说院里没有人来看我，小阳和小昀不就都来了嘛？”
哥哥扶额：“易老师……”
“行啦，学校待我也还不错，你看，最近不是也还把特为顶尖教授修的宿舍分给我了嘛？”易苇渡老师没有一丝怨气，也没有一丝不满，“我只是个普通教授，科研成果不多，工作量也不够。”
“老师，您要说您工作量不够……那我们这些青教就得算游手好闲了！”陶之昀眼眶湿润。
“静静听我说完。其实我觉得挺欣慰的，因为你们这些学生待我极好。”说起学生，易苇渡老师视死神于无物，兴奋异常，“无论是京大旧有的学生，还是奥赛团的学生，都常来看我。有的还在美国、澳洲念书的，也常打电话问候我。这世上啊，还有人记得你、惦念你，这也就足矣！”
“那您还有什么想说的豪言壮语没有？”父亲问易苇渡老师，然后转身唤哥哥，“薛阳，你记一下，回头写篇文章发学校的论坛还有博客上吧。”
哥哥点点头，可易苇渡老师却说：“我并无什么豪言壮语，只想踏踏实实做点事。”
“故交若相问，我何言以对？”
易苇渡老师想了想，说道：“你就说，易苇渡一生尽力了，于心无愧。告知亲朋好友，苇渡不久于人世。”
接着父亲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那是我第一见到他哭。
是因为数学吗？还是因为数学家？
我像是一个真正的旁观者，冷冰冰地旁观这一切，仿佛这一切都不过是数学界的戏码，而我年纪太小，算不上学数学的，顶多是个学过点算术的孩子，不可以参与他们的话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消化这些情绪，只能默默转身离开现场，默默掩好们，默默一个人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默默嚎啕大哭起来。
父亲给新星夏令营做讲座结束，回京的第二天，易苇渡老师走了，没过多久，校方、学术界、媒体纷纷发出讣告，又过了不久，网上爆出帝京大学教授抄袭案，有网友称“幸亏还有易苇渡”。
可是，已经没有易苇渡了。
那天，蔡澜熹奶奶终究来晚了一步，没能赶上见易苇渡老师最后一面。她拄着拐杖，静静地凝视着病房的门。等到哥哥想搀她到一旁坐下时，她也只是摆了摆手，长叹了一声，便蹒跚地走远。
微分几何学家蔡澜熹终生未嫁。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样的感情，它太遥远，仿佛盘古开天的誓言。积攒的朝夕也已有半个世纪，可在对方的余生里却是缺席，只好让后生填入岁月传奇的某一卷某一笔。
你用一生书写的故事，我便用一生来铭记。
易苇渡老师追悼会的那天，帝京下起了滂沱大雨。风雨瑟瑟，为哀不胜收的与会凡人更是平添了一丝凄苦氛围。
轮到薛筹薛大教授致辞，首先指出，易苇渡老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在是令人痛惜，众人经过刚才的致辞，情绪已是高涨，越哭越凶。接下来画风就突变了，薛教授指出，易苇渡老师留下来的一个工作，尽管有瑕疵，却对研究同余数的分布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按着这条路走，应该有可能做出一系列的、关于同余数的、有用的东西，进而有可能证明BSD猜想。于是，薛大教授开始不顾及在座人民的智商均值，开始了一个数学讲座：“事实上，让我们考虑L函数……”
我紧紧抱着那本有着易苇渡老师签名的《数学分析新讲》不知所措。
世间再无易苇渡。